从1926年1月起，蒋介石权欲开始膨胀，不能安于现状，与苏俄在华军事顾问以及汪精卫之间时常有口角争执和暗中争斗。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返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以“东征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夸下海口说“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在国民政府内部大放厥词：“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平。”蒋介石的夸夸其谈，很大程度上是受东征胜利的形势影响。
他特意通过提升北伐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突出自己在党内、国内的地位，对汪精卫的统治地位从侧面予以打击和贬斥。
而当时在华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对国民政府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军事计划的设置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是因为苏联可以向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他们口袋里装有大量金钱”，他们可以提供军械装备等，是中国革命的“后勤总部”和力量源泉。鲍罗廷后来有事回国，季山嘉替补上去。
季山嘉出于本国对中国的全局策略和对蒋之冒进想法的不以为然，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建议表示反对。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会反叛政府。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是否能对北伐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如果革命军失败将会给予广州各部的反革命以良机，等等诸如此类。总之，季山嘉的理由就是各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由此北伐应该从缓，不应操之过急，欲速而不达。
而蒋介石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他的野心也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无尽的优越感使得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意愿是不可受阻的，季山嘉的异议无异是对蒋介石野心的一次打击，从心理上，蒋介石开始将季山嘉视为其个人权力膨胀的障碍，蒋季两人的矛盾由此开始。
当然，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并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蒋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并表示要决心在北方得到一方立足之地，其发展效力不可估量，至少相当于在南京十倍。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在2月6日那天，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其中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而王懋功与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是很暧昧的，此事立即引起蒋介石对季山嘉的猜疑。当日，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谈话。而季山嘉却因此更加担心中国革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对蒋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评。搞得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倾信不专”，在日记中写到：“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规讽，而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
季山嘉也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为防不测，事后立即向汪精卫表示：“我们俄国同志，若非二十分信服蒋校长，则我们断不会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又称：“至于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帮助，则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正由二十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隐。如果蒋校长以为照此就是倾信不专，则无异于让我等不可直言矣。”季山嘉的这一态度，柔中有刚，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也只得点头称是。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上述表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蒋介石看过信件后，见此计不成，便再生主意，决定以辞官退位为威胁，向对方施加压力。
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并草拟通电稿；当时摆在蒋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条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究竟何去何从，蒋徘徊不已，最后，蒋决定投石问路，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锋芒，以观后效。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个人矛盾冲突中，汪精卫表面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涉及此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亲密无间，根本地讲，蒋与汪的矛盾才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的最高层次的较量。因此，在他人看来，蒋、汪之间还是一种联盟关系，而蒋、汪双方却是心知肚明的。季山嘉的存在无疑成为一个替代品，把对汪的仇视和嫉恨转移在季的身上。蒋的这种做法也不无道理：因为日常生活中，汪与季走得很近，季山嘉已经成为汪精卫执政的支柱力量，所以蒋介石在扳倒汪精卫之前，必须先行打倒季山嘉。而为了减少斗争的难度，当然最好还是维持汪、蒋之间貌合神离的假象。所以就出现了存在根本矛盾的双方表现得若无其事，而不具备根本对立的双方却斗争得异常激烈，以至于让另外一个该置身其中的局中人，充当了调解者、和事佬的现象。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二大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且开始筹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将蒋介石的主张冷落一边，所以二大未就北伐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后来汪精卫在向蒋介石转述季山嘉的态度的信函中又盛赞季山嘉“说话时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令他十分感动，就此还要求蒋介石能够使季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也策略地一再表示挽留，但蒋毫无悔意，执意出访，并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
同一天，季山嘉也赴蒋宅，表示挽留之意，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表情。可能是季对蒋的试探装聋作哑，也可能是季在明白意思之后挽留之意不够诚恳，使得蒋介石对季的不满愈来愈深。大约在此期间，蒋介石拟派邵力子赴北京，请鲍罗廷回粤，还致电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等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在此之前，广东有六个军，按照次序，广西军队应该编七、八军，结果却是八、九军。再联系到十几天前，黄埔军费的缩减，王懋功师军费凭空增加了3万元，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怀疑现在把第七军的编制空起来，就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扩编军队，建立第七军的预谋。于是，蒋介石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设下圈套将王懋功扣押起来，次日，将王押送赴沪。蒋介石在扣留王之后，旋即提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动作之迅速敏捷令人惊诧不已。
驱除王懋功之后，蒋介石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地，变得踏实一些。不禁仰天长叹：一月以来，心境时刻战兢，至此稍获安定，如释重负，心胸豁然。危险犹在，不可大意啊!
尽管成功驱王，但蒋仍然疑虑重重，深感单枪匹马之无助。
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讨蒋运动，这更加增添了蒋介石的危机感，觉得不少人在以自己为目标，企图把自己消灭掉。蒋介石的心理变得越来越沉重和恐惧。在3月10日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心志益坚矣。”
在此情况之下，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不再自我控制，委曲求全，开始将心中对季山嘉的排斥和不屑，对汪精卫的愤懑和仇视一股脑地全发泄出来。12日，季山嘉和他再讨论北伐问题时，蒋介石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动，愤然反驳，力辟季的观点主张。对自己曾经许诺季的种种行动计划，矢口否认，拒不执行。而对于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的建议，蒋也认为是季心怀叵测，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以减少蒋在广东和军队中的影响，乘机另谋新的实力派人物。种种忧虑之下，本来打算“赴俄休养”的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无意催促下，蒋大犯其疑，担心此刻远离，将导致自身的永久失败，故断不可取，遂决定取消去意，静待事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
西山会议派对广东局势密切关注，有关粤局内部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也都了如指掌。当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汪精卫之间关系濒临破裂，合分难判之际，西山会议派积极谋划拆散广州的合作局面，使蒋与苏联、共产党彻底分家。邹鲁负责外围事宜，主要是散布谣言，制造舆论，扩张声势，浑水摸鱼。伍朝枢则在广州党内煽风点火，无中生有，制造内讧，挑起事端，促其分裂。
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切阴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在中山舰被神秘调动前，国民党右派分子伍朝枢获悉一艘运载着军械的俄国商船不久将到广州黄埔军校。伍见天赐良机，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伍在宴请完苏联顾问后的第二天，又请了一批广州军政要人，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道：“昨天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近期要赴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吗?”这样的一个问题立即引起蒋之耳目的警觉
很快，消息就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而蒋这一段时间刚好正为此事烦心忧虑，坐卧不安，听说俄国领事已打听蒋之下落，更感到心惊胆战，毛发耸立。在焦急的同时，增加了几份胆怯，胆怯之余又生愤恨。
当然，蒋介石对苏联运输军械一事，可能已知梗概，甚至有可能事前已得到正式通知，但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小心提防才是，更何况当下情势非常，自己好像是端坐在火药桶上，还是有所防备的好。无意之中，蒋介石已经落入了那班人的圈套之中。事实上，
国民党右派在这一时期四处造谣，弄得满城风雨。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代表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第一次说李济深阴谋倒蒋，并发现以四军名义指责蒋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的传单，第二次说第一军要缴四军的械，第三次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说蒋介石倒汪，如此等等，流言蜚语，极尽诬蔑之能事。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
右派势力除了西山会议派，还有孙文主义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等。
他们与西山会议派相互勾结，串通一气，阴谋破坏国共合作，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的言论，直到3月17日早晨，王柏龄还在黄埔军校内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暴动。”王柏龄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阴谋。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正所谓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矣。
上述事实，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制造一起旨在破坏国共合作的意外事件前的准备活动。这些活动直接地促成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而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右派分子都扮演着闹剧导演的角色。
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浚，得知外洋火轮被匪抢劫，为保证该舰安全，饬令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0名前往保护，命令是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的。被劫的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等待救援。而此时黄埔军校无舰可调，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出，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时没有听明白，尤其是奉何人之谕，根本含糊不明，可能是对方没有交待清楚，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清，等到再转达此意时，这一关键细节已被疏忽。但为了“出师”有名，情急之下，总该有所说法。王学臣想，既然有赵锦雯的命令，按理向上推的话，应该是来自教育长邓演达的指示。
在向欧阳股长禀知此事之时，便如是陈述。欧阳股长系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得知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因事外出，他便将此事告与作战科科长邹毅，因为情况紧急，邹毅只能应允下来，以后再征局长同意，邹毅面允即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欧阳钟又与李之龙电话联系，但因李电话不通，无从请示，故即决计面见李之龙，商谈一切。
当夜，欧阳钟与其他两人一同前往李之龙家，因李之龙不在，只有其夫人安内接待，欧阳钟见有所不便，不宜久留，便长话短说，将来意表明：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函中称：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舰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舰。李之龙归来阅信后，马上去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同夜10时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日晚可望来一艘，约夜几时到铺，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股员黎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中山船应令出港。上午9时开抵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见黄之时，出示李之龙命令，略述一遍，派中山舰到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之令，另派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从不知有调舰之事，当向他请示命令之际，邓也没在意，单称“公事繁忙”，命黄转告该舰长听候命令。之所以如此传令，一方面是邓对该事来龙去脉，不甚知晓，另一方面，邓既然听说是奉蒋介石命令调舰前来，自然有调舰之理由，作为下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命行事，虽然舰长要求若无事换舰亦可，但终因是蒋之意愿，还是稳定待命，以应上意为好。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作战科邹毅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与否?李之龙随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令舰回省。
蒋介石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中山舰事件直接发生联系的。当李之龙征求蒋的调舰回省的命令时，蒋介石感到非常纳闷，尽管口头上表示，“你要开回去，你就开回去，何必问我呢?”听得出来蒋介石是在大动肝火，原因何在呢?碰巧的是在下午李与蒋通话之前，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五个同样的质问，语气、声调又是那样的神秘诡诈，使得蒋心存疑问。据陈洁如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6年3月18日，我们的电话响声大作，是贝吉(汪精卫夫人)打来的。她问：“介石在吗?”
“不在，”我说，“他去开会了。”
“你知道他今晚何时去黄埔吗?我们有急事，想同他见面。”
“我说不上来，”我答道，“但是，我知道今晚他要在军校开会，很可能6时前要离开广州。”“他会在哪个码头上船?”她又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精卫和你先生有约，想同他一道去黄埔。那里有两个码头，所以我想知道介石用那一处。”
“介石不在这里，所以我说不上来，等他一回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请你就这么办。”贝吉说，然后挂断电话。
以后两小时内，贝吉又一再打来，一共五次，仍是急切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这很奇怪，”我心中自忖，“她为何如此之急?她在搞那种阴谋?大家都知道，高傲的贝吉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的。”我越想，就越发怀疑。
那天下午介石回来时，我问他：
“汪精卫已经同你约定今晚一道去黄埔吗?”
“没有，他没有约我。”他漫然答说。
“但是，贝吉说她先生同你约好了。”
“我不知道。”介石说。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大有蹊跷。”我说，“你今晚最好留在家中，明天再去黄埔。我有预感，有人在搞鬼。”
“但是，下午7时我要去参加一项重要会议。”他大声说。
“那就延期好了。”我仍坚持，随即拿起电话，拨给军校。
我接通电话后，介石就接过去说话。他吃了一惊，军校教育长告诉他，中山号炮舰已经奉命自广州驶到黄埔来添加燃料。
“谁下命令叫这条船离开的?”介石以激动的口气问。
“命令是汪精卫下的。”
“那么，我要他负责。”介石愤怒地叫着说，“他没有通知我，无权下达命令。
原来是蒋对中山舰调动一事已经知晓，正准备行动报复。
20日凌晨时刻，欧阳格、陈肇英等奉蒋之命令带着几个士兵夜闯李之龙宅。他们不由李之龙辩解，就将其从家中强行押走，衣服、外套都不允许穿，最终，李之龙被关入大牢，忍受折磨。与此同时，他们调兵强占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将第二师中一些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拘留在广州卫戍司令部。蒋的心腹刘峙大肆派兵从黄埔乘舰在东堤登陆，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获部分工人纠察队枪支，包围并搜查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及海军局、航空局、参谋团、制弹厂等机关单位，收缴卫队枪支、监视苏联顾问，并派兵进入黄埔军校，严密监视共产党员，包括邓演达教育长、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军官团长等人，以防事出有变。
蒋介石在省城里面布置妥当一切后，即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撤销全军党代表，实质上废除了党代表制。蒋介石在当天，本想把俄顾问一律遣散回国，但是其余各军领导不同意，结果蒋介石就托辞季山嘉等三个顾问阻止他北伐，将他们辞退了。
在整个中山舰事件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也可以说是事件的总策划者是西山会议派以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事后他们表现得幸灾乐祸，坐收渔利。
从中山舰调动过程来看，右派分子所做的手脚有：欧阳钟、黄埔军校、管理科学通股股长率随员二人到李之龙家中，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两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而此前他接到的信息是因一艘商轮遭劫，奉教育长之谕，调巡洋舰一两艘，以备巡查之用。很显然，由巡洋舰变成了战舰，由教育长变成了校长(事实上，最初只是办公厅主任孔庆浚下的第一道命令，后来传达中出现了误传，但为了突出右派分子的行为目的，仅以最近的口令传达为始)。
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电话里，却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洋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辞，偷梁换柱。欧阳钟何许人也?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当标、副标长欧阳格的侄子。
这里面又牵涉了欧阳格，他是蒋介石发动中山舰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欧阳格为夺得中山舰舰长这一肥差，捞取油水，造成私家势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对舰长欧阳琳(格之堂兄)打击、造谣、排斥、恐吓，最后将其堂兄逼至香港。为抓捕李之龙，欧阳格充分准备，玩弄手腕，假借苏联顾问之名，将李之龙诓至学校，再假借有事拖延李之龙提早返回。后又假借搭车回家探得李之龙住所，实为卑鄙小人。
中山舰开火试验汽笛，以确保出行安全，被欧阳格歪曲为未令开火，蓄意兵变，并转知于蒋介石。中山舰驶至黄埔时，右派分子又制造谣言，说是要劫蒋介石到中山舰上，强迫蒋去海参崴，等到中山舰返回省河，晚上开灯装载煤油以备远行时，又胡编乱造说中山舰要阴谋暴动，图谋不轨，趁李之龙半夜熟睡之际，派人破门而入，五花大绑押至审问处。
在整个案件中，右派势力都是以共产党制造兵变为口诛兵伐的理由，似乎那是不易怀疑的。因为这些人蓄谋已久，处心积虑，精心制作，所以整个事件设计得非常巧妙，漏洞不多，以至于真相置于烟雾缭绕之中，扑朔迷离，踪迹难辨。社会群众各持怀疑，说法不一，连共产党——事情的受害者也被蒙蔽，以为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已叛党逆道，将其开除出党，导致了李之龙对党的误解，使得共产党损失了一些骨干力量。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各派势力的震惊和关注。面对着各方面的指责、退让、妥协和恭维，蒋介石也因人而异地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
首先看国民党内部，汪精卫对整个事件的发生从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备感气愤。更糟糕的是，紧接着蒋介石派军包围了汪精卫住宅，弄得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随后大发雷霆：“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第二天，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请到家中。他们要求陈公博通知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及第三军参谋长黄实，“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其后，汪又询问来访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汪此时已动了调动军队的念头。
谭延闿、朱培德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在会见蒋介石时说：“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同日，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谭延闿甚至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周恩来也回忆说：“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月20日当天，****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周恩来等人也曾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至此，汪精卫企图组织的“反蒋联盟”轮廓基本形成。“反蒋联盟”是蒋介石已经动作的情况下，为“应付局势”，企图联络第二、第三、第四等军的力量(也许还包括共产党人)进行反击的一个组织。
然而，“反蒋联盟”很快就胎死腹中。谭延闿尽管专车已经备就，却突然中止了韶关之行。到了23日，汪精卫就变成了泄了气的皮球，“迁地就医”，不知所去。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苏方认为汪精卫的“反蒋联盟”及其措施“不适当”，主张实行妥协、退让。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是，他对于用兵和与蒋介石破裂都还有顾虑，而且，当时还有比季山嘉地位更高的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长布勃诺夫在广州。
事发当天下午，季山嘉要求蒋介石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随后，季山嘉派助手鄂利金去蒋介石处。鄂利金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这以后，布勃诺夫亲自出马，偕鄂利金再赴蒋介石处，商谈以后问题。蒋提出俄国顾问的“许多错误”，应允次日至布勃诺夫处再议。21日，蒋介石爽约未至，顾问团得到消息称：蒋介石坚持要求“驱逐俄人及共产党人”。
当日，苏方在广州人员会议，认为情势严重，决定撤去季山嘉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议名义与蒋介石磋商。22日，索洛维也夫会见蒋介石，询问：“此次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发动的。蒋介石回答到是对人，而非对俄。索洛维也夫称：听得此意，此心大安，今天就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满足蒋之要求。”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
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汪精卫亦无可奈何。会议最后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有特种嫌疑，应即查办。这样，蒋介石的行动实质上得到了承认，在政治上赢了这个回合。而汪精卫一直以苏联为靠山，言听计从，不敢执拗。现在，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方不仅不支持自己反击，反而向蒋介石低头，撤换季山嘉等人，汪精卫如何不生气?于是，义愤之下先决定隐匿，继之决定出走。5月9日，汪精卫离开广州，转赴法国。
究竟是谁在处理此事中起了决定作用?
王若飞在作党史报告时曾经指出过：三二○事件后否定反击蒋介石计划的是布勃诺夫。显然，主持苏方人员会议，决定撤换季山嘉、罗加乔夫等重要顾问职务并令其回国的也是布勃诺夫。他于当年2月率领考察团来到中国，负责调查并研究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显然只有他才能做出上述重大决定。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在国民政府中享有盛誉并拥有很大权力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都不在广州，代加伦为首席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在国民革命军中积怨太多，处境异常被动。指挥苏联顾问处理中山舰事件的重任是由刚到广州不久的勃布诺夫使团负责的。以红军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布勃诺夫为团长的使团，是当年2月中旬苏联共产党向中国派遣的。使团成员有十余人，包括苏共远东局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赛等。布勃诺夫使团代表苏联共产党在访问了北京、上海，详细调查了苏联顾问们在华的活动情况以及中国华北、华南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之后，于3月13日到达广州。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布勃诺夫感到非常意外，但他很快就运用自己的权力，指挥苏联顾问们采取了一致行动。
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行为实行妥协政策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既有来自苏联本国国际战略的改变，也有对中国国情的错误估计和认识。
首先是1924年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欧、亚、拉美有12个国家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据此，1925年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年12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的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阶段”。为了获得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和平国际环境，应该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搞力量平衡。
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迪克为首的“新反对派”继续坚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从“世界革命”的理论出发，强调殖民地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高潮，竭力主张加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随着在苏共、共产国际内部这一争端的出现，直接引起了苏联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改变。
苏共中央认为在中国南方也要维持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他们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特别是日趋尖锐的省港大罢工，英国(香港当局)是否介入甚是担心。他们考虑到如果“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退出导致分裂，就可能引起英美武装干涉。当时苏联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莫斯科对英帝国主义在战略上的两个支柱苏俄委员会和中国的国共合作。”尽管季诺维也夫等人强调中国是殖民地的革命中心，主张中国共产党直接退出国民党，但是在这场争论中，斯大林占有绝对的优势，并在实际上指导了苏联政府的外交活动。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就是否维持国共合作局面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托洛茨基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开展苏维埃运动，斯大林则坚持****留在国民党内活动，并极力避免刺激国民党。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一方面冲淡形势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授意广州苏俄人员有条件接受蒋介石对他们职权与活动上的限制。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妥协，正是斯大林、苏共中央对中国南方国民政府既定政策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苏联顾问在中山舰事件后不去积极争取可以利用的力量反击蒋介石，反而对****一些领导人的正确主张设法搪塞的原因所在。
布勃诺夫决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也有他自己的逻辑。在他看来，三二○事件是由“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这表现在：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及其在军队中的反映，过高地估计了广州领导的力量和团结一致，未能及早揭露和消除军事工作中重大的冒进做法，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太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将领们的心理和习惯，将领们受到过分的监督。
布勃诺夫说：“中国将军们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他提出，顾问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越权，不应该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任何过火行为都将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复活军阀主义、加剧左右翼矛盾等严重后果，从而激起反共浪潮。
不能认为布勃诺夫的分析完全没有道理。苏联顾问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有缺点，例如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以至于国民党一概视为自己“政治领导”之下的组织，经常包办代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工作。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加伦、罗加乔夫、切列潘诺夫、斯切潘诺夫、列米等顾问召开军事会议，除决定向国民革命军各军派出顾问外，居然决定由顾问直接出任军职。显然越俎代疱或顾问权势过大是要引起国民党人，特别是军官们的反感的。
另外，季山嘉的作风、性格和鲍罗廷、加伦确实有明显的不同。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致力于加强军队的集中管理。强调军队必须有统一的指挥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季山嘉的做法本无可非议，但是，急于求成、方式简单粗暴必将引起国民党人和军官的反感。在这一过程中，与力图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必将加剧。纠正缺点、错误以及某些急躁、冒进的做法都是必要的，但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为，主要是为了打击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打击汪精卫，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布勃诺夫看不到这一点，其决策的错误是听到“对人不对俄”的回复时，如释重负，于是他们加紧了妥协的步伐。
3月24日，在布勃诺夫主持召开的苏联顾问团会议上，做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全面妥协的决定。第一，“让季山嘉、罗加觉夫、拉兹贡等顾问离任，让布留赫尔留任。”其原因是这些重要的军事顾问在国民革命军中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时常自居于首要地位，直接管理事务，特别在北伐问题上，他们极力反对蒋介石，招致了蒋介石等人的强烈不满。第二，放弃缓期北伐的主张。“会议认为，无论时间早晚，北伐总不可避免。”第三，限制苏联顾问的权力。布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苏联顾问在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错误引起的。
他强调“我们的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在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为都将造成如下后果：第一，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第二，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第三，使尚未彻底消除的中国军阀主义的习惯重新复活；第四，增强和加剧国民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矛盾；第五，在‘打倒********’的口号下会掀起一股反共浪潮；第六，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结果，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谁要是看不出这种危险性，谁就不能从3月事件的经验中得出任何实际的教训。”布勃诺夫使团于3月24日顾问团会议结束的当天就在国民政府代表们的欢送下携季山嘉等人离开广州，返回莫斯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用两面派手法对付苏联顾问团，怎样认识蒋介石，怎样对待蒋介石?这是苏联顾问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布勃诺夫和季山嘉走后由斯切潘诺夫接替空缺，蒋称之为“史顾问”。他指出，目前，蒋介石与我们的关系存在着两种可能：一个是蒋介石诚意的想缓和三月二十日的事变，为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而与左派合作。如果是这样，那对我们极为有利；第二个结论是蒋的行动旨在缓和他的反对者，他就要准备第二步的行动。假如我们接受第一个结论，那我们就得承认蒋仍继续为国民革命而努力，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接受他的意见，并且要对他让步。假如我们接受第二个结论，我们就准备与他战斗。
这种分析无疑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他在结论中又说：“不管我们采取那个结论，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尽可能的与蒋介石合作到最后”，这实际上是将苏联一方的底牌摊了出来，处理此事的基本倾向仍然是向蒋介石妥协。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于3月23日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理由，自请从严处分，并于4月2日拘留了在事件中起了恶劣作用的欧阳格。这些使苏联代表认为蒋介石似又略向左派演进，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又认为蒋“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对蒋灌注一小部分革命主义，并以左派勇敢势力包围之，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满足蒋的喜尊荣的欲望，协助其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
布勃诺夫的妥协、退让还只涉及苏联顾问，而斯切潘诺夫等人的妥协、退让则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后来陈独秀提出，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显然受到斯切潘诺夫等人意见的影响。
至于“处处迎合其意”，协助蒋取得“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等做法，乃是一种愚蠢的权术。4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上，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随即采取行动反对右派：17日，与孙文主义学会干部谈话，要求取消学会。23日，与张静江、谭延、李济深、宋子文及斯切潘诺夫等密议，决定免去吴铁城的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
次日，命左派李章达带兵就任公安局长。蒋介石的这些做法使苏联顾问们感到，他们“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蒋介石都缺乏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中山舰事件前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将蒋介石选为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中山舰事件之后，联共(布)中央决定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一直到四一二政变前夕，斯大林还主张对蒋介石“利用到底”。显然，布勃诺夫、斯切潘诺夫及其后的鲍罗廷都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
事情发生后，很多****党员都义愤填膺，表示要对蒋介石大加惩罚，予以还击。****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部分领导人张太雷、******、周恩来等都力主讨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该示弱，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态度激烈并富有见地地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情，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如我们示弱，他就耍得步戟；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并提出，动员所有广东革命力量和可利用军队，联合起来，共同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广东区委也两次发表******，严厉驳斥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恶语中伤，造谣诬蔑，要求全党同志团结起来，联合工农群众揭穿敌人阴谋，还我清白，并给始作俑者以沉痛打击，维持国共合作的乐观局面。
在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敢妄下论断和轻举妄动，他们在静候着来自苏联方面的指示。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
4月3日，陈独秀谨遵“圣命”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它实际上给****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格。随后，****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
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和活动的，几乎没有决策自由。无奈之下，只得按旨办事。
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箭三雕，玩了个“帽子戏法”。既打击了共产党，抑制了苏联顾问，又逼走了汪精卫，但令人奇怪的是，蒋介石在得手之后，却偃旗息鼓，究其原因，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广州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硬”立场和坚决斗争。事件发生后，3月20日早晨，****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张太雷、******、周恩来等人就到苏联顾问住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同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人还立即召集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说明事件的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此外，3月21日和30日，****广东区委就中山舰事件两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严厉驳斥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诬蔑，揭露他们反共、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号召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由此可见，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有的甚至主张直接与蒋介石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从国共合作之日起，国民党左派人士就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以及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中共同战斗。这时，面对着蒋介石新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疯狂进攻，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不畏强暴，纷纷挺身而出，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行径。这些对蒋介石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使蒋不得不掂量下一次的冒险举动。
三是蒋介石考虑到他的力量尚不够强大，且惧于各军的不满。当时就广东、广西整个局面而言，蒋的兵力居劣势，在国民革命的六个军中，他只掌握第一军，第一军中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而且蒋的行为引起各军的不满，这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四是蒋介石为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财力和物力的帮助。这种“利用”心理，也使他不愿马上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矛盾激化，从而在事变后不久就偃旗息鼓、改弦更张了。
同时，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施展两面派手腕，掩盖事实真相，洗清自身罪名。
其一，自请处分。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不仅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的强烈愤慨，也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普遍不满。为寻找退路，3月23日，蒋介石上书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方面竭力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则虚假地承认“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并要求“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这些举动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其二，缩小事态。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尽量缩小打击面。在许多场合中声称中山舰异动“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身上。”宣布“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没有关系的”，主要责任只在李之龙，即使对李之龙亦不想探究，因他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即使共产党也只在黄埔军校的第一军内，目的在于“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与其他各军无涉，恳求汪精卫和其他各军的谅解与支持；对于苏联顾问则谎称“对人不对俄”，仅仅要求撤换季山嘉等三人，而欢迎鲍罗延、加伦速回广州，继续合作。一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武装暴乱，就这样被蒋介石用花言巧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其三，为掩饰自己的阴谋和使自己免于陷入被动，蒋介石又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宣布事件本身是个“误会”，并把“误会”的一切罪责推到“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身上”，处分了制造事件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免去王柏龄二十师师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责令他们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新编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要塞监禁；其他如欧阳格、陈策、徐桴等也都受了处分。这样，蒋介石就以领导者的超然身份，“公正”地处理了中山舰事件的肇事者，取得了主动权。
其四，打击右派。蒋介石通电全国，严词斥责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等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宣布西山会议派的二大会议为“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大家都要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要当他们是在党的罪人，是我们全体党员的仇敌。”此外，不仅以破坏省港大罢工为名逼走了伍朝枢(伍当时任广州市长，是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还故意冷落胡汉民(胡是老右派，蒋介石拒绝了胡向蒋提出的反共建议，迫使其灰溜溜地再度出走香港)。蒋介石这种不肯与右派同流合污的假象，不要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他弄糊涂了，就连邹鲁这样老奸巨猾的政客也感到迷惑不解。实际上，这只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的鬼把戏。
就中山舰事件发生的特殊时间、地点和起因来说，有其偶然性，但是，若从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看，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28人，右派仅占45人。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各机构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十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农民自卫军三万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军事指挥者实际上担当总参谋长，他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幕后指挥者。
汪精卫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左倾，他一切事务与鲍罗廷商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同生死，共存亡。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1926年2月1日，他在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5日，又提议请******代理宣传部长。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3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和对革命的热情。
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他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而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一切，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亲自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达成所愿的。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既打击了对手，又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巩固了自己在国民革命军、政府和国民党中的地位，可谓一举多得。
在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敢妄下论断和轻举妄动，他们在静候着来自苏联方面的指示。但是，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详细情况。
4月3日，陈独秀谨遵“圣命”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它实际上给****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格。随后，****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的报告，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
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和活动的，几乎没有决策自由。无奈之下，只得按旨办事。
陈、彭二人由于意见被否定，便转而主张退出国民党，改取党外合作。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不应该是主要的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