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一军
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首都革命），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建立了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他们的石破惊天之举让国人震惊不已。由于这几位丘八大爷徒具革命勇气，而严重欠缺政治头脑与手段，最后弄得十分尴尬。名义上的政府让给了北洋皖系耆宿段祺瑞，而获得最大实际利益的是奉系张作霖，不但击败了老对手曹吴，还获得数省地盘，而且是东南沿海比较富庶之区。被冯玉祥等连电邀请北上的孙中山先生，仅仅是做了一次革命宣传，他的主张未得到丝毫的实际贯彻。最最遗憾的是先生竟然肝癌病发，客死京师。口头上最信仰先生的冯玉祥羞愧难当，居然连先生的葬礼都无颜出席。
总的来说冯玉祥也得了不少好处，只是相对于奉系感觉很吃亏，而且力量没有对方强大，不免还要受点窝囊气。于是耍耍脾气，三天两头闹辞职。段执政可是受不了，他清楚地知道冯玉祥的目的和要求。所以，对国民军一军的安置一时成为段政府的首要问题。1924年12月25日，察哈尔第四混成旅的三个营在张家口发生兵变，劫掠全市。北京执政府任命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署理察哈尔都统，并率部前往弹压。张之江旋即率部到张家口，枪决了数百名变兵，将兵变平息。18日，段祺瑞下令罢免察哈尔都统张锡元的职务，张之江实授，并令在察的驻军编入国民军。其后，段祺瑞又将绥远给了冯玉祥，新扩编的军队也都给予了正式编制。这均是他向国民军示好、安抚的表示。但是，冯玉祥对这两省区并不满意，认为其贫苦寒冷，交通闭塞，更远离海口，难以进口军火。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25年1月13日赴张家口巡视。
本来，冯的“消极”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现在，国民军一军已合法地占据了察哈尔、绥远和京兆，他不得不以此为基础对今后的发展进行思考。在共产党人李大钊、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的劝说下，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今后发展方向。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分析了时局，认为应当帮助冯玉祥正确地认识形势。1925年1月，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多次赴西山与冯交谈，劝他打消辞意。当时，李大钊认为，冯在此时下野会使形势急转直下，对国民革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他向冯分析西北形势，认为该地区虽远离海口，但其他军阀势力还鞭长莫及，且人烟稀少，大有经营发展余地；同时，紧靠苏俄，可以争取其军援。曾任冯玉祥秘书的陈天佚回忆说，徐谦向冯玉祥表示，他与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意见……，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到张家口的路线，给冯以无偿援助。所以，冯高兴地接受了李大钊、徐谦的建议，通知鹿钟麟来天台山，要鹿去会见贾内阁（此处有误，当时贾德耀尚未组阁），转报段执政，表示自己愿意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此时，段祺瑞已经部分地满足了冯玉祥要地盘和军队编制的要求，再僵持下去就不好收场。更为重要的是，李、徐二人使他认识到了西北的地缘优势。冯部急剧扩充，但缺少军火。可以说，想从苏联得到枪械补给，是冯决心到张家口赴任，以求在西北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924年，冯玉祥所部共有一师三个混成旅，北京政变前，又新招了三个补充旅。政变后，国民军一军兵力大增。首先，冯部在杨村收编了万余直系败兵。绥远被冯部占据后，该地区第一混成旅郑金声被完全收编。郑原是冯玉祥在清第二十镇时的“革命”战友，率部来归后，其旅被扩编为师，很快成为一军主力。张之江主察后，又收编了原驻军三个旅。此外，一军还招募了大批新兵。到1925年4月国民军一军已扩充到七八万人。其编制如下：
第一师师长鹿钟麟，一旅旅长韩复榘，二旅旅长过之纲；
警备一旅旅长刘汝明，警备二旅旅长门致中。
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三旅旅长孙良诚，四旅旅长张维玺。
第三师师长郑金声，五旅旅长宋庆林，六旅旅长李西峰。
第十一师师长宋哲元，二十一旅旅长佟麟阁，二十二旅旅长陈毓耀。
暂编第五混成旅旅长刘玉山，中央第七混成旅旅长葛金章。以上二旅归张之江节制，后改编为第五师，驻察哈尔。
暂编第四混成旅旅长石敬亭，中央第八混成旅旅长石友三。以上二旅归李鸣钟节制，后改编为第六师，驻绥远。
卫兵旅旅长冯治安，炮兵旅旅长孙连仲，骑兵第一旅旅长张之江兼任，骑兵第二旅旅长王镇淮。察哈尔第一混成旅旅长魏福陞。军官教导团团长段其澎。机炮团团长徐廷瑗。骑兵教导团团长王镇淮。
此时，北京已取消了步兵统领衙门及宪兵司令部，另组警备司令部，由鹿钟麟兼司令。
冯部的上述编制仍是原北洋中央政府陆军部所予以的番号。
实际上，国民军仅是冯胡孙联盟的名义，其虽然于1924年12月14日被冯玉祥通电取消，但实际上冯部内部仍继续沿用。外部也仍用国民军称其整个派系。
冯部国民军一军在兵员继续扩充后，北洋中央政府的编制不够用，就由自己增设番号了。1925年夏末，其兵力逾十万，到年底已增至十五万人，共编为十二个步兵师，
两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一个交通团。其编制如下：
第一师由十二旅改编师长韩复榘
第二师由二十一旅改编师长孙良诚
第三师由原察哈尔第一混成旅改编师长郑金声
第四师由第二十五混成旅改编师长佟麟阁
第五师由第七混成旅改编师长石敬亭
第六师以第八混成旅改编师长石友三
第七师以马福祥旧部改编师长马鸿逵
第八师由原直系旧部改编师长谭庆林
第九师由原皖系旧部改编师长唐之道
第十师由招募的新兵组成师长刘汝明
第十一师由甘肃陆军改编师长蒋鸿遇
第十二师由新军和甘军一部分改编师长张维玺
骑兵第一师师长张树声
骑兵第二师师长孙连仲
卫兵旅旅长冯治安
交通团团长冯安邦
此外，国民军一军还于1924年10月在北京增设了航空司令部，以王乃模为司令，邓建中为副，最初有六架飞机。1925年1月，司令部移驻清河，又装配了两架，购置了三架；年底，在天津战役中缴获四架，向德、意厂商订购四架，故初具规模。
在上述各部中，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均非国民军一军嫡系。马鸿逵为西北回族地方实力派，曾依附国民军一军较长的时间（到1929年）。谭庆林为直系将领，曾任口北镇守使兼讨奉独立骑兵队总指挥，讨奉联军总司令。此时，该部暂依附国民军一军，在南口大战前叛离国民军，先投直系，后又复投晋系。唐之道原是段祺瑞部下。段出山后，他召集旧部，依附国民军一军，1926年4月脱离国民军一军。
国民军一军虽然迅速扩张，但其嫡系的质量、军纪、战斗力仍能保持原有水平。皆是冯玉祥十余年来含辛茹苦，苦练不辍的最好回报。在其影响下，新改编的部队的素质也有所提高。其编制是：每个师有两个旅；每个旅有两个步兵团，此外，还有一个工兵营、一个骑兵营和一个技术通讯营。每个团有四个营，每个营有四个连，每个连约有一百人至一百二十人。所用的武器比较落后，大部分是1898年和1901年出产的老式步枪，最新的步枪是1902年造的，均已严重破损。国民军一军共有129门大炮，其中30门是19世纪70年代的型号，40门是上海江南制造局造的，均没有瞄准器。其余大炮是产自德国、俄国。两个骑兵旅是新组建的，还有待训练。国民军一军武器装备一直等到获得苏联军援后才稍有改善。
国民军一军虽然训练有素，但其整体战术水平较低。冯玉祥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尽管十分重视部队的文化教育，却不信任知识分子。国内外正规军校毕业人才在冯部只能做参谋，根本得不到带兵的机会。军官基本是行伍出身，均来自原第十六混成旅，文化水平不高，从而影响了部队的整体素质。尽管如此，由于冯玉祥严于练兵，国民军一军战斗力要高于北洋军阀其他军队。
冯玉祥对自己所部的缺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有所认识，但还是努力使其在原来基础上加以改进。为此，国民军一军设有训练总监处，总监是熊斌，内设步、骑、炮、工、辎重等科，并负责训练成绩的考核。
为培养初级军官、冯部在张家口设有干部学校（后改名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校长是陈琢如，是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生，原为察哈尔都统署参谋长。该校于1925年7月开办，招收中学毕业生，也有一部分是大学毕业或肄业的。学员人数约500人，大都是因“五卅”惨案而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学生分六个队，计步兵三队，骑、炮、工兵各一队。每队三个分队，每分队三个班。其学制为2年，授以完备的军事学科、术科课程。冯玉祥非常重视干部学校的教育训练，每星期要两次看教学操练，并亲自做示范动作。但是，该校学员仅学习一年（包括三个月下部队实习）就赶上了南口大战，战后学校撤退到包头，没举行毕业考试就提前毕业了。
此外，冯部其他军事训练机构有：军官教导团，设在张家口模范村内，学员约百余人，皆为营长以上军官，学期为三个月。教官都是陆大毕业生，学科为高级战术，并附设一高级战术研究会，研究最新海陆空战术及最新兵器。交通教导团，设于张家口下堡，以程希贤为团长，内分有线电话、无线电报等科及汽车队。学员约千人，主要是培养通讯、交通等技术兵种的人才及军官。骑兵教导团，设于丰镇，团长是王镇淮。该团聘请苏联顾问为教官，采用哥萨克骑兵教授法，传授苏联革命后全新骑兵战术。学制为每期四个月，轮流训练。此外，教导团还在张家口下堡设有骑兵战术班，招收团级以上军官为学生，每期人数不过二十余名，培训骑兵中高级军官。炮兵教导团，设于平地泉，专门训练野炮、重炮的实地练习，并附设机枪训练班。该训练班有二百名学员，分为军官班和军士班。教官均为苏联军事顾问。铁甲车教导团，设立在张家口铁路工厂，在苏联顾问指导下，按照其设计的图纸，先后装配了数辆装甲列车，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该团。其教学也均由苏联顾问担任，战术教材也是由俄文翻译而来。此外，国民军一军还设立了小型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工兵学校。
上述的军事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军事人才，使国民军一军的面貌有所改观。
北京政变后，国民军一军先后控制了京兆、察哈尔、绥远和甘肃。此前，京兆尹为刘梦庚。政变后，刘自动去职。京兆绅民要拥王芝祥继任。王虽然倾向于国民军，但毕竟不是其嫡系，且已年迈，故未能谋得其职。结果，段祺瑞任命冯玉祥的亲信薛笃弼出任京兆尹。1925年9月，薛调任甘肃省省长，冯玉祥又命刘骥接任京兆尹。拱卫京师，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国民军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察哈尔是民国后新设置的省区，其省会是地处直隶万全县境内的张家口。张家口原是口北三厅之一，为通往内外蒙古交通必须之路。京绥铁路通车以来，经济更日渐繁荣。尽管由于外蒙古闹“独立”，使张家口的商业有所衰退，但其仍不失为塞北第一重镇。原都统张锡元，本属直系，却并非曹、吴嫡系，且在北洋陆军中资格较老，在直系兵败后，未被段祺瑞免职。张家口兵变后，段祺瑞才命国民军一军接管。张之江任都统后，冯玉祥在此建立西北边防督办署，使之成为国民军一军的统治中心。
绥远也是民国后设立的省区，当时，仅有八个县治，两个设置局。由于历史的原因，阎锡山一直视绥远是山西的势力范围，对此虎视眈眈。河套地区有黄河水利，地广人稀，生产有很大潜力。冯玉祥对此地的发展曾寄予很大希望，有开荒、移民的计划及措施，只是由于战乱及资金短缺，没有多大成效。尽管如此，绥远在国民军从南口败退后，还是起到了立足容身的作用。
1925年，甘肃军务督办陆洪涛身患重病，部下李长清等人乘机夺权，陆被迫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此时，奉系正在谋夺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冯玉祥乘机提出进入甘肃。8月29日，段祺瑞执政府以陆洪涛多病为由，撤除其军务督办，而改任省长，并特任冯玉祥督理甘肃军务兼西北边防督办；与此同时，还任命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冯派刘郁芬为总指挥，蒋鸿遇为副总指挥，率第二师由包头西进入甘，并保荐薛笃弼为甘肃省长。一军由此而获得了一块比较稳固的战略后方，在国民军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甘肃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陆洪涛在职内统治因循守旧，百政废弛，大权旁落。其八个镇守使，回汉各占一半，各自为政，俨如割据。其中，陇东的张兆钾、陇南的孔繁锦（二人为汉族），西宁的马麟、凉州的马廷骥（二人为回族）实力较强。此时，西北回族实力派马福祥与国民军合作，已出任西北边防会办，对其取得甘肃回民的谅解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汉族镇守使却对与国民军的合作怀有异议。其中，张兆钾尤为反对。他的野心很大，企图在国民军尚未到达之前，夺得甘肃的最高统治权。
陆洪涛虽然已被撤除了军政职务，但还兼任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并暂时护理督省两署印信。在张兆钾指使下，第一旅旅长李长清及团长包玉祥赶走了第二旅旅长黄德贵，逼迫陆交出督省两署印信及师长关防。他宣布自兼师长之后，以兰山道尹杨思护代理军民两长，并派人迎张兆钾入省。而此时刘郁芬已率国民军抵达宁夏，张兆钾没敢贸然动身。10月9日，国民军一军进入兰州。
不久，刘郁芬和蒋鸿遇将李长清、包玉祥逮捕并秘密处死，所部悉数改编，暂时控制了甘肃时局，但是，出于一时政治需要，仍保留了张兆钾等人镇守使的职位。
国民军一军控制京兆及察、绥等省区的时间仅一年多，且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在民政方面很难有太大的作为。尽管如此，冯玉祥还是力图施展自己在建设方面的“抱负”，并在剿匪、整顿财政、发展交通及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察绥两区匪患严重。多伦、包头、五原等地土匪活动尤为猖獗。国民军一军派重兵围剿，先后击溃了巨匪荣三点、赵有禄等，使二省区的治安有所好转，其统治才得以巩固。
冯玉祥到张家口后，首先致力发展交通，历时5个月，修建了由包头至宁夏的公路。该路于1925年9月30日正式通车。其工程主要由国民军一军士兵承担。此后，冯又将路延伸到甘肃省的兰州。这条公路对国民军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有修建铁路的计划，请求政府拨款一百万元修筑包宁铁路，并为此招揽外国资金，但没有成功。
冯玉祥在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其重点是移民。他想用五年时间，从直隶、山东等省移数百万农民到绥远垦殖，并以五原为试点。此计划带有一定的空想成分。到1925年底，仅有数量不多的农民移居绥远。此外，冯玉祥还竭力发展实业，但因资金缺乏，收效甚微。
冯玉祥虽带兵多年，但因一直没有稳固的地盘，所部十分贫困。他需要大笔款项，以供养日益扩大的军队及施展自己的建设“宏图”，在占领了上述省区后，就大力整顿财政，以求增加收入。
1924年11月1日，国民军一军在张家口创立西北银行。该行以过之纲为总经理，邓哲熙、杨天受为协理（杨为实际负责人），在丰镇、归绥等地设立分行。1925年3月，段祺瑞政府批准西北银行在西北发行货币。该行没有多少资金，以军事行政手段强迫民众使用其发行的纸币，从而使国民军一军获得巨额收入。这实际上是对人民的掠夺。该行设代理金库，与西北各军政机关调汇款项，保证军事方面所需资金。行内还设军人储蓄部，优给利息，以提倡官兵储蓄。银行附设货栈，调节商品产销。总之，国民军一军力图以此银行控制西北金融及市场，在为其军事服务的大前提下，也力图促进民生经济发展。
为了增加收入，国民军一军想方设法开辟财源。首先，一军当局对京绥铁路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军政人员免费乘车的待遇，并提高了货运价格。与此同时，一军又截留了所占省区的盐税。
一军加强了对税收的管理，凡输入张家口的货物收税3%，凡输出张垣的货物均收装载税；对粮食羊毛征收特别税；对外国卷烟征收20%附加税。外商如要抗拒，一军当局就将商店封闭。一军当局还成立了汽车运输公司，垄断了西北的汽车运输业。
通过上述措施，国民军一军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1925年3月，绥远的税收就增加了一倍。
冯玉祥一向标榜禁毒禁烟，在西北边防督办任上，他也厉行禁烟。其方法是“重科罚款，寓禁于征”，结果是收入颇巨。事实上，国民军的禁烟，只是在各地广设“禁烟所”，而对鸦片的种、运、售、吸，一如往昔。1925年春，鸦片在察绥还是公开出售。到1927年以后，干脆国民军自己就设商号，公开经营鸦片。
冯玉祥力求刷新政治，但主要是兴办了些福利事业，如在张家口建保育院、养老院、残废院及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栖容院。他还创办一平民医院，为穷人免费看病；在各地建立“平民学校”，开展民众识字运动。然而，这些福利事业又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其成效反被人民的怒气冲淡了。由于税收繁重，致使商业萧条，物价上涨。人民不堪其负担，日益不满，从而导致阶级、********的激化。
总之，国民军一军对察、绥、甘等省区的统治与北洋军阀对其他省区的占领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方法上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冯氏特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