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扑灭了二次革命，彻底打垮了国民党控制的武装，表面上统一了全国，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虽然如此，他仍然算不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即使没有后来的帝制自为，丧失晚节。他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机缘巧合，清朝末年一班官僚腐败颟顸，以袁世凯之才居然就成了翘楚，真可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最后满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他不过是轻轻推了一把，捡了个现成的便宜。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革命声势虽然浩大，但是群龙无首，又互争雄长。如果真正统一起来，凭革命者的热血激情，北洋军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可惜的是伟大领袖孙中山虽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然而没有实力，更没有军事手段与能力，在乱世没有枪杆子是绝对无法成功的，尤其是在中国。袁世凯拥有指挥如意的北洋军，这是他致胜的重要砝码，赣宁之役是北洋军的巅峰之作，到围剿白狼，已经显示出其战斗力的衰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过我们也不能隐晦袁世凯的功绩与能力，最起码他使满清与民国两个时代更迭的过程成为最小限度的流血革命。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总算避免了大规模的内战和分裂。
种种原因造就了袁世凯时代。
至于袁世凯有称帝的念头，恐怕从当上总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我们从他本人的个性、作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印证。袁世凯自幼受到的教育，以及在旧官场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的经历，注定了他是一个保守人物。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虽然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推崇备至，而且也虚心的学习并付诸实践，但是那些只不过是强国的手段，充其量算是开明。那时他还只是人臣，羽翼未丰，个人实力和野心尚未膨胀。同时为报答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甚至有为大清鞠躬尽瘁的想法。然而西太后西去了，摄政王载沣秉政，竟然为报戊戌之仇，要砍他的脑袋，若不是庆王奕劻和张之洞力谏，加上自己反应迅速，载沣优柔寡断，老命还真不一定能保得住。
经历生死的打击，老袁彻底对清廷失望了，开始韬光养晦，图谋东山再起。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判断，这一天不会等得太久。果然辛亥革命爆发，于是机会来了，经过一番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终于坐上了总统宝座（这一切大家都非常熟悉，就不细表了）。
因为成功来得太容易，个人修养又不足，袁世凯对自己内心的欲望有些控制不住了。当时不少人称他为“活曹操”，其实他比曹操可差远了。曹丞相是一位非常成熟的政治家，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但是袁大总统就不行了。按说当时的中国在客观条件上不是没有实行帝制的可能，一般老百姓都是文盲，只要减轻些税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至于国体方面，无可无不可。官僚及知识分子阶层呢，大多数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只要袁世凯能安抚平衡好各方利益，也不是什么大障碍。革命党方面最激进，但没有实力做后盾，只要掌握住北洋军，不难一股荡平。
多好的条件啊，可惜老袁力有不逮，又好弄权术，最后弄巧成拙，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诚可叹也！
言归正传。
当皇帝不能一蹴而就，虽然解决了孙、黄等国民党人，但是全国人心不齐，搞政治得要点耐心，毕竟是“法治社会”了，一些程序还是要走的。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对于组织政府的程序是这样规定的：根据《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然后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于十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总统和正式政府。
当民国2年正式国会尚未成立前，各政党对于宪法起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大概有三派：第一派是国民党的主张，认为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国家主权攸关，当然是国会的职责。依《约法》的规定，国会成立后，应由国会选出起草委员编定，经参众两院议决。第二派是梁启超等所倡导，而为当时十八省都督及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所赞成，此派主张由政府组织宪法起草机关，以现在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和总统府所派的委员编定宪法，提交国会议决；第三派为袁系的主张，认为现时政党意见不一，政府设法由大总统直颁宪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国，以免政争。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压倒的多数，因此，国民党主张便获得胜利，两院选出了宪法起草委员，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的委员占了大多数。
当宪法起草在进行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最引为深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有没有必需获国会同意的必要；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内阁曾三次改组，每一阁员的任命胥经国会同意，议员则多方留难，因此，袁认为正式宪法中，应该取消国会同意任免阁员权和总统有解散国会权。
袁的这两个问题自然遭到国民党的宪法起草委员的猛烈抨击，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乃发生更尖锐的冲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员徐秀钧首被逮捕，并被解往九江枪决。8月27日政府复捕去国民党籍之参议员朱念祖、高荫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五人，和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三人。内中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为宪草委员。其后褚辅成、朱念祖被解往宿县，常恒芳解往安庆，赵世钰等五人羁押于天津，至国会解散后始获释。褚辅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后，国会复活才与常恒芳同时出狱。袁解散国会后，更有徐镜心被杀于北京，段世恒死于陕西。这是一页非常痛心而悲壮的民主奋斗血泪史，袁世凯为了议员们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采取的暴行中，统计宪法起草委员被杀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实在是我国立法史上最惨的一幕。
袁世凯在宪法还在起草时，就使用卑鄙的手段以达到他个人予智自雄的目的。他心目中从不知民主为何物，同时他要求宪法符合他的意旨是假定他可以终身担任总统，因为他所争的不是国民的希望，也不是国家的需要，而是他在担任总统时的方便！
民国初年的政治，很多地方令人泣笑皆非。政党的组成，好些人一身兼好几个党，好些人今天是这个党明天便是那个党。尤其是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明天又卖给乙党，于是有好事之徒拟了一份卖身契文曰：
“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贵党，连皮带骨，一概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
这个卖身契，实际说来仍是外行所写，因为那些卖身议员，以卖一回最为笨伯，老猾的多是分作无数次卖，或同时兼卖五个党，卖完之后一律脱党，自名为厌弃党争。所以当时有人看了上面那份卖身契，竟连皮带骨一齐卖，全谓为尚有良心，是三代以上的人物。据说卖身的人第一次收钱到手时，向掮客所作的第一句客套话是：“何必客气！”于是，当时北京的应酬场中，只要有人说一句何必客气，一定引起了哄堂。有人看到当时情景，愤慨万分，曾感慨地说：“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多了。”别人不解其意，问是何意。其人曰：“当前清时，有个英国人曾说：我们不必和中国打仗，就能把中国土地利权占尽，我们只要汇丰银行一家就办得到。因为你们中国的一个知县官，只须八千两银子就能捐得到，这样算起来，把全中国的州县买尽，至多不过千万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随时可以拿出这笔钱来。如今，中华民国要选举正式大总统，依选举法，只须四五百张票，听说每张票一万元，买四五百张不过四五百万元，这个数目买一个大总统，统理全中国，岂不比买全国州县官要便宜得多吗！”
当时的北京，议员们成了豪客，本来北京马车不多，这时议员十之八九坐马车，且多为自备马车。旧时北京请客，寻常酒席不过八元十元，这时北京一席20余金以上，议员请客多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昌德饭店。议员纳妾亦成普遍现象。至于八大胡同的热闹，也是庚子以后所未有。名花如姚蓉初、金小菊皆被人藏之金屋。俱乐部是洋玩意，北京本来没有，这时却极发达，遍处皆有俱乐部，作为政客们应酬和团结本党的联欢地方。上海的名花亦多由南来北。
这一时期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朝末年。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灯红酒绿，征逐歌舞，这就是民国初年的北京城。
但是袁已迫不及待地要改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这时虽然正式国会已成立，可是选举总统必须根据总统选举法，而总统选举法又是宪法的一部分，所以必需先制定和公布宪法。按照这个程序，必须相当时日，而袁急切要做总统，这真是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于是北洋系便想出了一个借口说：列强各国政府在中国正式总统没有产生前，是不会承认中国的，如果民国再不被各国承认，则中国有被瓜分之虞；因此，先选举总统，是拥护共和，巩固民国的主要关键。同时，全国19省区的军事长官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这道通电是由黎元洪领衔的。
折衷的方案在袁的策划下制定，那是把选举总统法从宪法中提出来，由国会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前予以制定，提交参、众两院联席会予以公布，以便提前选举总统。
袁本来最不懂政党的，到了刺宋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不得不制造一个政党来装点门窗，乃促使梁启超和王赓（后改名揖唐）等联合组织一个大党，成为袁政府的与党。这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和国民党相处不洽，于是大家联合起来，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进步党。进步党的政纲是：
（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
（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
（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进步党的人事是：理事长黎元洪，理事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揖唐、蒲殿英、王印川。政务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法律主任汪荣宝，财政主任吴鼎昌，外交主任林志钧，庶政主任张嘉璈，交际主任黄远庸等。
进步党组成后，顿然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声势凌驾国民党之上。不过这个集多数小党为大党的进步党，本是乌合之众，团结力量甚弱，因此成立后才一个月，旧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之张伯烈、郑万瞻、彭介石、胡鄂公等，与旧统一党中之黄云鹏、吴宗慈、王湘等40余人，突然发表宣言，宣告脱党，另组新共和党，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外的第三大党自居，在两院中占了50余议席。进步党的多数优势于是丧失。
进步党分裂的原因是：（一）由于旧民主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诸人有垄断之嫌；（二）由于旧共和党党费4万余元，尽为进步党提用；（三）袁在接洽合并时，少数有野心的政客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便可入阁，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失所望。
旧共和党退出进步党后，进步党的多数优势完全丧失，袁希望进步党成为大党的目的落空，同时又怕这些人转过来和国民党合流，因此袁世凯和梁启超、汤化龙等乃频频磋商善后方策，同时防止这些人士亲近国民党。其实这些人士退出进步党，只是因不满意旧民主党，在大问题上，仍站在袁世凯一边，是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在和国民党对立期间，并积极嗾使国民党分子另组政党以分国民党之势，国民党遂分裂为五个政团：（一）相友会，会长刘揆一。（二）政友会，首创者为景耀月和孙毓筠。（三）癸丑同志会，由湖南众议员陈家鼎组织。（四）集益社，为广东人结合之团体。（五）超然社，为国民党湖南议员郭人漳及夏同龢所组。
这时的国会，虽然国民党还是多数，有议员150名，但是国民党议员已是袁的政治俘虏，至于进步党更是亲袁而和国民党打对台的。可是袁还不放心，又由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组织了一个公民党。这个党的任务完全为了提前选举总统，它是于民国2年（1914）9月18日成立的，它包括三个小政团：（一）议员同志会，这是旧民主党山西议员李庆芳组织的；（二）潜社，广东人士所组织的；（三）集益社，亦是广东人所结合的团体。公民党的党纲是：“以国家之权力，实行政治之统一，增进国民之幸福。”公民党的政策是：“以提前选举正式总统为第一要务。”
在总统法中，规定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袁表示总统三年任期更好，但明定不得留任，则军队将不受节制，身为总统而有五日京兆之心，殊难办事。袁如此重视这一规定，即表示他有永久占有总统位置的私心。袁急切希望总统选举能够提早完成，以便民国2年的******正式就任。
民国2年参众两院通过了先选举总统案。10月4日宪法会议公布了匆匆制成的总统选举法，同时，决定于10月6日举行总统选举。照当时情况，除了袁以外，全国没有一个人参加竞选总统；公民党是全力促成的，进步党也是亦步亦趋，国民党无力反对，其他小党无足轻重，袁是百分之百地能够当选。怎知袁做贼心虚，生怕出了意外，竟嗾使军警和便衣侦探化装为“公民团”，自宣武门至众议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为了怕选举的人数不足而流产。这些自称为公民团的公民，在国会门外大声叫嚣说：“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休想出来。”这一来倒反而激怒了议员们。根据总统选举法，当选的总统必需得票占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而投票人数必需超过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选举投票用无记名。
正式投票开始，出席两院议员共759人，第一次开票，袁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孙文、伍廷芳各得几票。因票数不足流产；第二次开票，袁得497票，黎得161票，仍不足法定票数；第三次开票，袁得507票才告勉强当选。这次选举，是在武力威胁国会和没有竞选对象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是还经过了三次投票袁世凯才勉强当选，这与一年前南京临时参议院全场一致举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且尊袁为中国华盛顿的情况相较，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当国会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国会外面聚集的“公民”们在有人导演下，呼“总统万岁！”然后向一个人当场领赏，陆续散去。可怜这些国会议员们自上午8时进入议场投票，直搞到下午10时才还我自由，又饿又累，疲惫不堪。
第二天选举副总统，国会外面没有“请愿”的公民，会场内也平静极了，黎元洪在出席议员719人中，获得610票；比之先一天总统的难产，真有劳逸之分了。黎这年恰恰50整寿，生日是10月18日。
黎元洪的进京，还有一段插曲。
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援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玄破秦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待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黎虽然对袁死心塌地归顺，可是袁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袁为什么对于像黎这样一面倒的人还要下毒手呢？理由很简单，黎不是北洋嫡系，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他是湖北人，又在湖北带兵，武昌首义又是他为领导人，在湖北已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像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奴颜婢膝，袁也不会对之信任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黎从湖北都督的位子赶下来。而黎元洪呢？他虽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可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却非常精明，他也用千方百计来应付袁，总之是死皮赖脸，决不肯离开湖北。
袁终于忍耐不了黎的推拖，于是在民国2年12月8日，借词要公待商，密电召黎入京，同时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段祺瑞也是8日这天到达汉口。黎当然知道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驾，是绝对不简单的。段催促得很急迫，要求黎立即动身。黎知道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北上是不可能了，乃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自己抱着入虎穴的心情决定入京。
段祺瑞在湖北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12月9日当面催促黎动身，黎只得仓促就道。当他一上了火车，袁葫芦里卖的药就弄明白了，原来他派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马，是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返湖北的双重任务。因为黎在湖北已有基础，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要调动他，显然不是儿戏。段祺瑞在清末地位比黎高，又是袁系中第一号人物，用段接替黎显得既郑重又严重，自国民党失败后，袁对黎已经不计较投鼠忌器，也不怕把黎逼上梁山，因为黎已经无山可上了。
12月10日，黎正在北上途中，北京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辆马车在14个月前曾用以迎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欢迎孙中山。
袁同时手令规定黎副总统月俸1万元，办公费2万元。这和前一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时的月俸3万元，是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黎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据说两家讨论婚嫁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因为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黎，袁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中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挑一个，黎征求太太意见。黎太太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黎太太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黎这时已是身在秦庭，事事不能不迁就，因此又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说好婚姻，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这幕婚姻是十足的政治联姻。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备受虐待，气成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是个悲剧下场。
黎初抵北京时，袁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有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袁对黎似已做到彻底地“解衣推食”了！
不久袁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而段祺瑞在权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因为他是袁身边重要的帮手，所以不能长期放在外面，袁对湖北人事安排，本预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在黎已入京，又已辞职。所以3年2月1日仍调段祺瑞回北京复任陆军总长，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他的任务是清除黎在湖北的势力，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当段返回北京和黎相见时，他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他脸孔上流露出一种倨傲之色。段的等级观念很深，他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护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至于辛亥革命，黎只是从床下面拉出来顶名字的，谈革命功勋也是假得很；如今则已是袁的政治俘虏。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黎段之间这段关系注定了日后的许多纠纷。
民国2年10月10日，袁世凯果然如愿以偿地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在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礼毕又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同时发表国庆日授勋令，得到勋一位的是清室总管世续、嵩山老友徐世昌、赵秉钧，各省都督大都得到勋二位，各省民政长则得到勋三位。就在袁就职的这一天，俄、法、英、德、奥、意、日、比、丹、葡、荷、瑞、挪等国政府均发出照会，承认民国。逊清皇室亦派代表向袁祝贺。
大典是10月10日10时10分开始，袁世凯乘八人大轿，前面有金冠蓝服持戟的卫队240人前导，后面还有四乘小轿，是文官长梁士诒、次长复寿田、武官长荫昌、次长唐在礼。
来宾们鱼贯进入礼堂——太和殿，文武百官立东侧，来宾立西侧，国会议员立中间。殿中有一台，礼堂二字悬于台上，其后交叉国旗。本来所安排的次序，议员亦是立在西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曾代表议员向大典筹备处长、内务总长朱启钤提抗议，王说：议员系证人资格，不可与行政官同立，应该居中听总统宣誓，否则将成为宪法问题。大典筹备处接受了这个意见，议员才改立中间；可是报纸上则批评为不当，认为议员不是议会，议员只是一个人，不得在议会以外行其议员职务，总统只应向国旗宣誓，不该向议员宣誓。
当观礼人员全部如仪站立，于是金冠蓝服持戟的卫队即引导袁世凯——民国首任大总统登上礼台。由赞礼官程克司仪，袁世凯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然后由袁致词，然后与会人士三呼万岁，最后礼成。礼成后，袁世凯复于偏殿接见外交团和逊清皇室代表溥伦。
就职典礼结束后即在武英殿举行茶会，招待全部观礼的来宾，只见武英殿上，一片高礼帽、大礼服，重重叠叠，十分之九的人都是第一次穿洋礼服，手也不知该放何处，手帕也不知如何使用，有的裤子长到拖地，有的裤子短得像短裤。
袁就任民国大总统，发表宣言书，全文很长，这是一篇政策宣言，可以看出袁当时的抱负。特抄录于后：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地！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痛苦。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戡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刺激，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国民生计日戚，迫于饥寒，暴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垦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母子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苦者如何？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何谓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硗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为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外古人敬事二字，有昧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故余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和；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说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