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训最鲜明的特性是其内容的丰富性，从家庭教育到社会教育，几乎无所不包。
曾国藩家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即前瞻性、超前性。比如他教育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不愿意参加乡试，不愿意走科举应试的老路，曾国藩这个从科举熬出身的父亲竟然能够理解，并全力支持两个孩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科技文明。这在当时当世，可谓无人能出其右。这一方面说明了曾国藩的胸怀与气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西方科技文明的某种认识。
事实上，就科学而言，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囿于重文化、轻科学的认识，所以自宋明以来，中国的科学与科技发展在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并没有明确的科学概念，而大多数封建传统知识分子的科学意识也同样淡薄得很。
曾国藩号称晚清中兴名臣，而且号称近代最后一个大儒，也是最后一个理学大师，也就是说，他是个标准的儒家传统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儒生们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信念十分强大，但也特别容易固步自封，优、缺点都特别明显。他们讲究写道德文章，所以以传道自命，但同时他们大多数人视算术、物理、化学、工程、技术这些领域为旁门左道，不屑为之。所以在古书里，称一个儒生如果不务正道，往往会隐晦地说他“精擅术数之学”，也就是暗讽其擅长的都是旁门左道。而“术数之学”主要就是数学和物理的研究领域。
曾国藩号称是最后一个大儒，也就是标准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他能够超越这一点吗？他如果不能超越这一点，又如何能引导两个孩子去学习西方科学？他如不能超越，又如何来开创并引领洋务运动呢？
我们还是先通过两个人的经历，来看看曾国藩这位理学大师对科学以及科学家们的态度。
这两个人，一个叫容闳，一个叫李善兰。
说到容闳，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头，叫“中国留学生之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赴美留学的留学生。
容闳原来是广东人，后来跟着父亲到了澳门，就读于一个教会学校。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个学校迁到了香港，容闳也就跟着到了香港。这时候容闳才十三岁，也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孩子。
幸运的是这个教会学校的校长美国人布郎先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育家，尤其对学校里仅有的五六个中国孩子充满了爱心。容闳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说布朗是一个极出色的老师和校长，并给了他终生巨大的影响。
后来布朗因病要回美国了，他因为出于对教育的热爱，决定带三个中国孩子回美国，让他们接受更为先进的教育。但当时中国人还普遍认为美国是个野蛮未开化的地方，让孩子到那种地方，等于是把孩子送进狼窝。所以，布朗虽然一片好心，可让孩子跟他去美国，这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委实难以接受。
于是，当布朗走进教室宣布要带三个孩子回美国读书的时候，班上的孩子一片沉默。但在死寂一般的沉默里，最小的容闳站了起来，他用清脆的童声说了三个字——“我愿意”。由此，这个小小的决定开辟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历史。
事实上，后来跟布朗去美国的总共有三个孩子，但另外两个在美国都没能坚持下来。只有最小的容闳坚持了下来，后来还考上了耶鲁大学，并最终通过自己非凡的努力，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属于中国人的第一份毕业文凭。现在你去耶鲁的校史馆，还可以看到容闳的画像和和他后来的校友们，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克林顿等人。容闳的画像和这些人的画像挂在一起，供后来的耶鲁学子们瞻仰。
容闳自耶鲁毕业后，就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这时候他彻底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也就明白了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所以他此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也是使他这一生特别有价值的一个个人理想，那就是——“教育救国”！
他要组织中国的孩子像他当年一样，让他们到美国、到西方接受先进的科学教育，几代之后，他相信凭中国人的聪明与努力，很快就会缩小跟西方的差距，那时候中国就又可以成为屹立于东方的世界强国了。
事实上，从近代史一百多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容闳的这一思路完全被历史验证了。中国正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才渐渐开放了胸襟，也正是在开放式学习的过程中才重新迎来了自己的大国崛起。
此后，组织中国孩子的留学教育就成为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与事业。
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得回国，所以容闳这位怀揣着理想的青年教育家，在耶鲁毕业后，就毅然决然了回到当时已经烽火四起的中国。
1855年，怀揣着理想的容闳跨越一万三千海里的航程，经历了154天的航海旅行，才终于从美国回到了香港。这时候，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的第五年，也正是太平军与湘军鏖战到难分难解地步的时候，容闳这个用西方科学武装头脑的知识分子有幸目睹了这一场人类历史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
他先是在一家英国人开的商行里当翻译，因为做生意的原因，他首先接触到的倒是已经在南京建都了的太平天国。
事实上，容闳作为当时少有的有世界目光的中国人，他本来是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的。因为一切旧制度腐朽到人们自发来推翻它的时候，说明那个旧制度已经腐烂到无药可救的地步了。而可以推翻它、取代它的力量，往往具有着崭新的生命力。所以容闳从理性思考的角度出发，最初认为只有太平天国才是能实现他救国理想的一方阵营。
可当容闳在交战区穿行了几个月，历尽千难万险才来到南京之后，立刻心凉了大半截。当时南京已改名叫天京，天京城里住着天王洪秀全和他分封的大大小小上千个王。当一个团队、一个组织开始热衷于封王许愿的时候，说明这个团队已经没有什么进取心了。所以当时天京城里，这些王们的生活比起晚清朝廷还奢华、还腐败。容闳看在眼里，立刻就心灰意冷了。
当然，也不能说太平天国不重视容闳这个旷世的奇才。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经历了大伤元气“天京内乱”，主政的是洪秀全的堂弟干王洪仁玕。这个洪仁玕在历史上倒是非常有名，中学历史课本也还提到过他，尤其是他那本《资政新篇》，倒是提出了早期资本主义改良的主张。再加上他在香港居住多年，对西方文化了解得也比较深，所以由他来主政，本来太平天国还是有希望的。可惜，洪秀全在经过天京内乱的众叛亲离后，连他这个有才的堂弟也不能信任。
刚开始，洪仁玕听说容闳来了，很重视，还亲自接见。容闳也很高兴，把自己思考多年的改良主张一股脑托出，提了七条建议。这七条建议分别是，要改良军队，要兴建军校，要专门建立海军，要组建文官政府，要建立国家银行体系，要建立全民教育体系，要尽快建立一批以科学教育为主的实业学校。
洪仁玕一听，就知道容闳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所以他当时很高兴，说要回去跟洪秀全提出来。可过了两天，洪仁玕再来见容闳，就是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了。容闳的七条建议只字不提，只是让容闳先留下来。过后，洪仁玕就让人送了有第四等官爵的官印来，也就是给了容闳一个高官来做。
容闳一看就紧张了，做什么事不谈，先给个官，这意思还不放我走了。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罢了，还不让我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说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团队还好，现在连容闳也觉得这个团队不太有希望，所以他立刻觉得这个官印可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所以他挂印封金，跟洪仁玕谎称要四处考察，就趁机溜走了。
后来，容闳在他的自传里回忆这段往事，认为自己当机立断离开太平天国，还是非常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