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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马伯乐 (12)

张大耳朵也不是个有认识的人,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有一个时候他在电影圈里跟着混了一个时期,他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他也不拿月薪,不过他跟那里边的人都是朋友。彼此抽抽香烟,荡荡马路,打打扑克,研究研究某个女演员的眼睛好看,某个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有钱没有钱,某个女演员和某个男演员正在讲恋爱之类。同时也不能够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没有一点进步,他学会了不可磨灭的永存的一种演戏的姿态,那就是他到今天他每一迈步把脚尖一颤的这一“颤”,就是那时候学来的。

同时他也很丰富地学得银幕上和舞台上的难得的知识;也知道了一些乐器的名称,什么叫做“基答儿”,什么叫做“八拉来克”。但也不能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的那个时期就没有读书,书也是读的,不过都是关于电影方面的多,《电影画报》啦,或者《好莱坞》啦。女演员们很热心地读着那些画报,看一看好莱坞的女明星都穿了些什么样的衣服,好莱坞最新式的女游泳衣是个什么格式,到底比上海的摩登了多少。还有关于化妆部分的也最重要,眼睛该涂上什么颜色的眼圈,指甲应该涂上哪一种的亮油好呢,深粉色的还是浅粉色的?擦粉时用的粉底子最要紧,粉底子的质料不佳,会影响皮肤粗糙,皮肤一粗糙,人就显得岁数大。还有声音笑貌也都是跟着画报学习。男演员们也是读着和这差不多的书。

所以张大耳朵不能算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关于抗日他也同样和普通的市民一样的热烈,因为打日本在中国是每个人所要求的。

张大耳朵很激愤地向着马伯乐叫着:

“老马,你消沉得不像样子啦!中国的青年应该这个样子吗?你看不见你眼前的光明吗?日本人的大炮把你震聋了吗?”

马伯乐这回说话了,他气愤极了。

“我他妈的眼睛瞎,我看不见吗?我他妈的耳朵聋,我听不见吗?你以为就是你张大耳朵,你的耳朵比别人的耳朵大才听得见的呀!我比你听见得早,你还没有听见,我便听见了。可以说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你小子好大勇气,跑这里来唬人。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回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

马伯乐一边说着,张大耳朵一边在旁边笑。马伯乐还是说:

“你知道不知道,老马现在分文皆无了,还看黄浦江大空战!大空战不能当饭吃。老马要当难民去了,老马完了!”

马伯乐送走了张大耳朵,天也就黑了。马伯乐想:

“怎么今天来好几个人呢?大概还有人来!”

他等了一些时候,毕竟没有人再来敲门。于是他就睡觉了。

“八一三”后两个月的事情,马伯乐的太太从青岛到上海。

人还未到,是马伯乐预先接到了电报的。

在这两个月中,马伯乐穷得一塌糊涂,他的腿瘦得好像鹤腿那般长!他的脖颈和长颈鹿似的。老远地伸出去的。

他一向没有吃蛋炒饭了。他的房子早就退了。他搬到小陈那里,和小陈住在一起。小陈是个营养不良的蜡黄的面孔。而马伯乐的面孔则是青黝黝的,多半由于失眠所致。

他们两个共同住着一个亭子间,亭子间没有地板,是洋灰地。他们两个人的行李都摊在洋灰地上。

马伯乐行李脏得不成样子了,连枕头带被子全都是土灰灰的了,和洋灰地差不多了。可是小陈的比他的更甚,小陈的被单已经变成黑的了,小陈的枕头脏得闪着油光。

马伯乐的行李未经洗过的期间只不过两个多月,尚未到三个月。可是小陈的行李未经洗过却在半年以上了。

小陈的枕头看上去好像牛皮做的,又亮又硬,还特别结实。马伯乐的枕头虽然已经脏得够受的了,可是比起小陈的来还强,总还没有失去枕头的原形。而小陈的枕头则完全变样了,说不上那是个什么东西,又亮又硬,和一个小猪皮鼓似的。

按理说这个小亭子间,是属于他们两个的,应该他们两个人共同管理。但事实上不然,他们两个人谁都不管。

白天两个都出去了,窗子是开着的,下起雨来,把他们的被子通通都给打湿了。而且打湿了之后就泡在水里边,泡了一个下半天。到晚上两个人回来一看:

“这可怎么办呢?将睡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房子和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似的,只能够铺得开两张行李,再多一点无论什么都放不下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一人脚上所穿的一双皮鞋,到了晚上脱下来的时候,都没有适当的放处。放在头顶上,那皮鞋有一种气味。放在一旁,睡觉翻身时怕压坏了。放在脚底下又伸不开脚。他们的屋子实在精致得太厉害,和一个精致的小纸匣似的。

这一天下了雨,满地和行李都是湿的。他们两个站在门外彼此观望着。(因为屋子太小,同时两个人都站起来是装不下的,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都各自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去才算容得下。)

“这怎么办呢?”

两个人都这么想,谁也不去动手,或是去拉行李,或是打算把地板擦干了。

两个人彼此也不抱怨,马伯乐也不说小陈不对,小陈也不埋怨马伯乐。仿佛这是老天爷下的雨,能够怪谁呢?是谁也不怪的。他们两个人彼此观望时,还笑吟吟的。仿佛摆在他们面前这糟糕的事情,是第三者的,而不是他们两个的。若照着马伯乐的性格,凡事若一关乎了他,那就很严重的;但是现在不,现在并不是关乎他的,而是他们两个人的。

当夜他们两个人就像两条虫子似的蜷曲在那湿漉漉的洋灰地上了。把行李推在一边,就在洋灰地上睡了一夜。

一夜,两个人都很安然的,彼此没有一点怪罪的心理。

有的时候睡到半夜下雨了。雨点从窗子淋进来,淋到马伯乐的脚上,马伯乐把脚钻到被单的下边去。淋到小陈的脚上,小陈也把脚钻到被单的下面去。马伯乐不起来关窗子,小陈也不起来关窗子。一任着雨点不住地打。奇怪得很,有人在行李上睡觉,行李竟会让雨打湿了,好像行李上面睡着的不是人一样。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房子他们两个人谁也不加以管理。比方下雨时关窗子这件事,马伯乐若是起来关了,他心里一定很冤枉,因为这窗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窗子;若小陈关了,小陈也必冤枉,因为这窗子也不是小陈一个人的窗子。若说两个人共同地关着一个窗子,就像两个人共同地拿着一个茶杯似的,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只好随它去,随它开着。

至于被打湿了行李,那也不是单独的谁的行李被打湿了,而是两个人一块被打湿的。只要两个人一块,那就并不冤枉。

小陈是穷得一钱不存。他从大学里旁听了两年之后,没有找到职业。第一年找不到职业,他还悔恨他没有真正读过大学。到后来他所见的多了,大学毕业的没有职业的也多得很。于是他也就不再幻想,而随随便便地在上海住下来。有的时候住到朋友的地方去,有的时候也自己租了房子。他虽然没有什么收入,可是他也吸着香烟,也打着领带,也穿着皮鞋,也天天吃饭,而且吃饱了也到公园里去散步。

这一些行为是危险的,在马伯乐看来是非常可怕,怎么一个人会过了今天就不想明天的呢?若到了明天没有饭吃,岂不饿死了。

所以小陈请他看电影的时候,他是十分地替他担心。

“今天你把钱用完了,明天到吃饭的时候可怎么办呢?”

小陈并不听这套,而很自信地买了票子。马伯乐虽然替小陈害怕,但也跟着走进戏院的座位去。

本来马伯乐比小陈有钱。小陈到朋友的地方去挖到了一块两块的,总是大高其兴,招呼着马伯乐就去吃包子,又是吃羊肉,他非把钱花完了他不能安定下来的。而马伯乐则不然。他在朋友的地方若借到了钱,就像没有借到的一样,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他把钱放在腰包里,他走起路来也一样,吃饭睡觉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就是小陈也常看不出他来。

马伯乐自从搬到小陈那一起来住,他没请过小陈看一次电影。他把钱通通都放了起来,一共放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块钱了。现在马伯乐看完了太太的电报,从亭子间出来下楼就跑,跑到理发馆去了。

马伯乐坐在理发馆的大镜子的前边,他很威严地坐着,他从脖颈往下围着一条大白围裙。他想,明天与今天该要不同了,明天是一切不成问题了,而今天的工作是理了发,洗个澡,赶快去买一件新的衬衫穿上,袜子要换的,皮鞋要擦油的。

马伯乐闭了眼睛,头发是理完了。

在等着理发的人给他刮胡子。

他的满脸被抹上了肥皂沫,静静地过了五分钟,胡子也刮完了。

他睁开眼睛一看,漂亮是漂亮了,但是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他一回想,才想起来自己是三个月没有理发了。

在这三个月中,过的是多么可怕的生活,白天自己在街上转着,晚上回来像狗似的一声不响地蜷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风吹雨打,没有人晓得。今天走在街上,明天若是死了,也没有人晓得。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个样的吗?有没有都是一样,存在不存在都是一样。若是死的消息传到了家里,父亲和母亲也不过大哭一场,难过几个月,过上一年两年就忘记了。

有人提起来才想起他原先是有过这样一个儿子。他们将要照常地吃饭睡觉,照常地生活,一年四季该穿什么样衣裳,该吃什么样的东西,一切都是照旧。世界上谁还记得有过这样一个人?

马伯乐一看大镜子里边的人又干净又漂亮,现在的马伯乐和昨天的简直不是一个人了。马伯乐因为内心的反感,他对于现在的自己非常之妒恨。他向自己说:

“你还没有饿死吗?你是一条亡家的狗,你昨天还是……你死在阴沟里,你死什么地方,没有人管你,随你的便。”

第二天他把太太接来了,是在旅馆里暂且定的房间。

太太一问他:

“保罗,你的面色怎么那么黄呵!”

马伯乐立刻就流下眼泪来,他咬着嘴唇,他是十分想抑止而抑止不住,他把脸转过去,向着旅馆挂在墙上的那个装着镜框的价目单。他并不是在看那价目单,而是想借此忘记了悲哀,可终久没有一点用处。那在黑房子里的生活;那吃蛋炒饭的生活;向人去借钱,人家不借给他的那种脸色;他给太太写了信去,而太太置之不理的那些日子,马伯乐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了。

一直到太太抚着他的肩膀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他这才好了。

到了晚上,他回到小陈那里把行李搬到旅馆去了。到了旅馆里,太太打开行李一看,说:

“呀,保罗,你是在哪里住着来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马伯乐是一阵心酸,又差一点没有流下眼泪来。

这一夜马伯乐都是郁郁不乐的。

马伯乐盖上了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松又软的被子。虽然住的是三等旅馆,但比起小陈那里不知要好了多少倍,是铁架的床,床上挂着帐子,床板是棕绷的,带着弹性,比起小陈那个洋灰地来,不知要软了多少倍。枕头也是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白又干净。

马伯乐把头往枕头上一放就长叹了一口气,好像那枕头给了他无限的伤心似的。他的手在被边上摸着,那洁白的被边是非常干爽的,似乎还带清香的气息。

太太告诉他关于家里的很多事情。马伯乐听了都是哼哼哈哈地答应着。他的眼睛随时都充满着眼泪,好像在深思着似的。一会他的眼睛去看着床架,一会把眼睛直直地看着帐子顶。他的手也似乎无处可放的样子,不是摸着被边,就是拉着床架,再不然就是用指甲磕着床架咚咚地响。

太太问他要茶吗。

他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太太把茶拿给他,他接到手里。他拿到手上一些工夫没有放到嘴上去吃。他好像在想什么而想忘了。他与太太的相见,好像是破镜重圆似的,他是快乐的,他是悲哀的,他是感激的,他是痛苦的,他是寂寂寞寞的,他是又充实又空虚的。他的眼睛里边含满了眼泪,只要他自己稍一不加制止,那眼泪就要流下来的。

太太问他:

“你来上海的时候究竟带着多少钱的?”

马伯乐摇一摇头。

太太又说:

“父亲说你带着两百多块?”

马伯乐又摇一摇头,微微地笑了一笑。

太太又说:

“若知道你真的没有带着多少钱,就是父亲不给,我若想一想办法也总可以给你寄一些的。”

马伯乐又笑了笑,他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含满了眼泪。

太太连忙问他:

“那么你到底是带着多少?”

“没带多少,我到了上海就剩了三十元。”

太太一听,连忙说:

“怪不得的,你一封信一封电报地催。那三十元,过了三个月,可难为你怎么过来的?”

马伯乐微微地笑了一笑,眼泪就从那笑着的眼睛里滚下来了。他连忙抓住了太太的手,而后把脸轻轻地压到枕头上去。那枕头上有一种芳香的气味,使他起了一种生疏的感觉,好像他离开了家已经几年了。人间的无限虐待,无限痛苦,好像他都已经尝遍了。

第二天早晨,马伯乐第一步先去的地方就是梵王渡,就是西站。到内地去的唯一的火车站。(上海通内地的火车,在抗战之后的两个月就只有西站了。因为南站、北站都已经沦为敌手了。)

马伯乐在卖票处问了票价,并问了五岁的孩子还是半票,还是不起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