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已经进入角色，谈话变成了一种发泄，一种自我标榜：他们在上海，在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
林彪限制叶群，不让她老往钓鱼台跑。但叶群还是照跑，只是不让林彪知道。
江青咬牙切齿谈文艺黑线，把几名将军指挥得团团转
江青与林彪相关的事有许多，较早又较有名的事大概要数那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了。
说到这篇《纪要》，人们总要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刘志坚。笔者曾在他的住宅采访过他，也听他的女儿多次谈到自己可敬的父亲，一个和善的好老头。这位历经战争磨难，在1955年即获得中将军衔的高级指挥员，为何与这个文绉绉的《纪要》挂上了钩呢？
因为那时，刘志坚将军正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之职，分管宣传、文化方面的工作，这便与主管全国“文化”的江青等人有了来往。对江青的面目他是一点一点认识的。江青经常往上海跑，还做出关心主席生活的姿态。她又是个爱找茬的人，有一次座谈会上，她说“毛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没有保障”，作为参加座谈的解放军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就把江青的这个意思通过保密电话告诉了总参谋部，总参谋部立即通知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让他采取措施加强主席的安全保障，并要刘向总理和军委领导报告。第二天刘志坚就赶到杭州，将许世友所做安全部署报告了总理、叶帅和林彪。为了赶上中午饭后上海到杭州的那趟火车，也为了避免干扰江青的休息，临行前刘志坚没有打电话给江青，只告诉了另一个有关领导。岂知刘志坚第二天中午从杭州赶回上海，就听说江青为此事大发脾气说“刘志坚到哪里去了？一到关键时刻他就跑掉了。这个人靠不住！”逼得刘志坚在说明实际情况的同时只好向江青作检讨。这件事，使刘志坚亲身领教了江青那种专横跋扈、疑神疑鬼的恶劣本性。此后，江青还多次说：刘志坚这个人在关键时刻靠不住。
有一天晚上，大约是1966年的旧历新年前的一天，有人要通了刘志坚的电话，是个柔声柔气的女声：“刘副主任呐，我是叶群。有这么一件事，江青同志想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人谈谈，你们选几个吧，参加的人不要多。这件事林总已经同意了。名单同萧华商量好报来，座谈地点时间等江青同志通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叶群的口气这不是什么商量不商量的事，而是叫他去执行而已。要执行也得问清楚：“谈什么内容？”
“我也不清楚。可能，可能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
叶群很快挂了电话。电话是从苏州打来的。叶群和林彪当时在苏州，江青在上海。
组织性很强的刘志坚立即将“林办”的电话内容告诉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
萧华听着听着，也不觉蹙起眉头。对于江青，他是熟悉的，不仅是延安时期，就是建国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情形他了如指掌。在延安时期她总的来说还算谦虚。如果那时她是夹着尾巴做人，如今可是挺胸昂首了。在审看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红灯记》时，他就领教了这位当今“第一夫人”的“无限风光”。萧华的脑子很灵，对文艺又比较在行，脑子一下转到毛主席在1963、1964年对文艺界的批评性意见上，莫非要用批示精神来检查部队的文化工作？
萧华沉思良久，关照刘志坚，不管谁带队去上海，都要“约法三章”：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二、只带耳朵——听；三、江青如果提出问题，与事实出入大，暂不要与她争长道短，回北京后交总政党委讨论。
1966年2月2日上午，由刘志坚带队，谢镗忠、李曼村和陈亚丁来到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一行4人都身着便装，坐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架伊尔—14飞机。
因为这次任务特殊，又不摸底，4个人表情都不轻松。
上海锦江饭店三楼。因为有江青的入住，便增加了许多规矩，比如不许在走廊里高声说话和脚步太重，除了指定的服务员，一般人不许入内，寒暑表上的红色水银柱要保持在20℃—22℃之间。
从文坛走上政坛的张春桥，是这里进出最多的人之一。午休之后，他又来了，这次是带着刘志坚一起来的。午休过后的江青仍懒洋洋地仰靠在沙发上养神，听见有人进来，才睁开眼睛。同样从艺坛走上政坛的江青，仍摆脱不了演戏时的习惯，还没开始表演已先进入角色，一副老政治家的派头。她说话就像背台词一样高亢，时常发出莎士比亚戏剧中才有的欧式风格：“春桥啊，我们把尊神们请到了。欢迎欢迎啊。”她把一叠文件推给刘志坚：“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刘志坚被江青这一声叫喊弄得摸不清头脑，他还是翻看那些材料、文件，想从中得出江青这次谈话的主题。跟萧华的预想差不多，文件中有《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上海文艺界的整风报告。还没等刘志坚看完全部材料，江青的高嗓门又响了起来：
“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座尊神支持我。”
刘志坚还是公事公办：“我临走时，林办要我把一段话念给你听——”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纸。江青和张春桥都有些紧张，不知“林办”有什么举动，都一齐坐直了身子，竖起耳朵听着。
刘志坚尽量念得慢些，清楚些：“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要……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有很大提高……”
听刘志坚念完电话记录，江青不仅松了一口气，而且精神为之亢奋，她没有想到“林总”对她有这样高的评价，如果不是生人在眼前，不知她会做出什么举动。即使在生人面前，她仍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突然把黑色大氅往后一抖，扔在沙发上，霍地站起来，眼里放光：“这是春风呀！”
张春桥也及时贴上两句毫无新意的词儿：“可以说是春风扑面，春风化雨呀。”
江青沉浸在幸福的想象中。在地毯上踱着步子，突然回头对刘志坚说——因为他传达了“林总”的评语，她对他的态度马上也不一样了：“志坚同志呵，毛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对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我要好好学习哟。”
刘志坚也有些吃惊，不知江青为何提起他那一段历史。的确，他曾有过负伤被捕又被自己人抢了回来的经历。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被俘。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八路军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救了回来。当时敌人还不知他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员，如果知道就麻烦了。
但尖刻的江青不会真心去赞扬一个人，她很快就露出了本意：“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比地方上好一些，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做调查，经常买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有一次，去吉祥戏院还碰上了原来在延安的那位交际处长了呢。我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经统治了我们的舞台啦！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都一塌糊涂！”
江青已经进入角色，谈话变成了一种发泄，一种自我标榜：“他们在上海，在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我一个九级干部，就像叫花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大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嗯……”
刘志坚真不知道江青到底要说什么。正在他陷入一片迷惑之中时，张春桥的一声咳嗽唤醒了他。张春桥推了推他的胳膊：“就到这里吧，早些回去休息。今天晚上请部队的同志们一起来看电影好吗？”
看电影——这是刘志坚领受的第一道命令。
当天晚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来到锦江饭店一间宽敞的会客厅，和江青握了手。当江青握到陈亚丁的手时，不由得放开嗓门叫起来：“还有你呀，亚丁。多少年不见了，这次你能来，太好了！”他是江青30年代的老熟人，现在总政文化部任副部长。还没等陈亚丁说话，江青就指着张春桥问大家：
“这位你们都认识吧？呵，当今我们党最出色的红色教授。1958年那篇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就是出自他手。”其实张春桥这位当时的理论家有许多头衔，不知为何江青偏偏选中这一个。而这个“教授”头衔是连张春桥自己都不愿提起的。
因为在“大跃进”时被上海某大学无可奈何聘为教授一事还算荣耀的话，那篇受到当时理论界普遍反对的文章则没有什么光彩，甚至是他的一块心病，张春桥只好尴尬地冲大家点点头。
“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看电影，我和你们边看，边要谈些意见。但不准记录，不准张扬，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我说的不止是北京市委，而且包括所有在北京的头头都无权知道。像彭真、周扬这种人巴不得要专我的政哩！”入座后，江青便煞有介事地吹呼起来。那神态比地下工作者都神秘，甚至问：“你们带没带录音机？”
大家都摇了摇头。
“这就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真情。”连熟悉江青的陈亚丁这时都觉得出这位昔日戏子的不同凡响，这可不是那个为争戏而哭鼻子的蓝苹了。江青越说越神秘：“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会不成样子？我想了很久，想通了。就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了，太久了，太残忍了。一定要搞掉这条黑线。现在，该专他们的政啦！”
刘志坚这位将领和其他几位搞文化工作的，从来还没有人在他们面前这么咬牙切齿地谈文艺，甚至提到要“专政”的地步，这令他们迷惑不解。
“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马上就要到来！”江青这话虽有些夸大，后来却被证实果真如此。
从2月3日起直到2月19日的半个月里，江青对这4位军队高级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神轰炸”：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指定他们观看中外电影，共有50多部。安排观看戏剧3场，而她自己则以逸待劳。江青利用午睡后精神最清爽的时候，和这4位所谓“尊神”谈了3次，与带队的刘志坚谈了8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每次谈后回来，刘志坚都向其他几位把内容通告一下。江青是不厌其烦，每次都是大帽子加自我表白，好像几十年来她都在受压迫：“我自从和主席结婚后，就是日日夜夜工作呀！把身体都累垮了。我要干到早晨4点才能睡觉，哪像别人那样享清福。不过，我比主席还能吃苦。我为什么把蓝苹改叫江青？就是因为江水是蓝的，青又是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江青一直在唱独角戏，人们只能竖起耳朵听。她的话常常是心血来潮，前言不搭后语，不容你插话，也不知该插什么话。江青倒是贯彻了她预先的声明：
“边看边谈”，其间，她大放厥词：
“前年根据主席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我提出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周总理另外又开了个民族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这是错误的，他应该作检讨。”
“罗瑞卿说部队文艺路线已经解决了，是错误的，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
“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不听主席的。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特务，有的叛变了，有的烂掉了，有的掉队了，彭真、周扬在专我的政。夏衍主张‘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列的经、叛人民战争的道，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
不可否认，江青也算聪明的。几十年来与毛泽东一起生活耳濡目染，没有学到毛泽东伟大英明的一面，却把毛泽东有时看问题、讲问题片面的一面学到手，甚至连毛泽东的字体也学了几分，只是毕竟知识有限，学得不到家，有时便像泼妇一般：
“《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的。《红日》写的那个连长是个疯子，拿着洋刀骑着大马乱跑。《阿诗玛》只会谈情说爱，很糟糕。我们解放军的《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都哭了。陈播这个人没有阶级感情呀！电影界在胡闹，好不容易树立起一个英雄就让他死了。《东方红》不能算好的典型，最后那场的水旗舞是我坚持搞的，可是这对整体起不了作用。《海鹰》前半部是我们自己的，后面就变味儿了。《南征北战》、《万水千山》都要重拍。好像就是《平原游击队》还勉强可以。《南海长城》看了样片，那个色彩，有的深、有的浅，演员也不入戏。既然叫长城，就要有正规军，海、陆、空都要有嘛！”
“外国的电影大部分是腐朽、反动的。苏联电影有不少坏东西。《静静的顿河》那个格里高利就是个土匪、叛徒。肖洛霍夫这家伙要好好批！”
有一次，江青谈了对文艺总的看法：“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美化敌人、歌颂叛徒、丑化人民和军队。有的宣传战争苦难，搞和平主义，有的是低级趣味，写中间人物，写死人，死了的英雄也是死人。有的还为活人树碑立传，唉呀呀，丑死了。”写死人不行，写活人就是“树碑立传”，那还能写什么？江青不觉得自己在自相矛盾，是她把文艺逼到无路可走。
当时听江青“讲课”的4位军队干部也有这个感觉。
2月10日，他们借江青要到杭州去看毛泽东，回京汇报一次。一直到夜里11点，刘志坚才赶到萧华家里。萧华也是急脾气，刘志坚刚把情况说了一遍，萧华就急了：“你为什么不向她说明，部队的文艺工作直接在军委领导下，方向是正确的。《长征组歌》、《江姐》都在全国很有影响嘛！”
刘志坚苦笑着：“人家是有尚方宝剑的，批罗长子那些话没有背景才怪。我看她是否定太多了。这话我在延安饭店就对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他们说过，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萧华也只好叹气。
刘志坚继续说：“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由落后到先进都有这么个过程。战争年代，我们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官兵，不少成了英勇杀敌的将士，没有中间人物的阶段，行吗？写中间为了催进中间的转变，这点辩证法都不讲，电影、戏剧的路子会越弄越窄。电影院只好关门。”
萧华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左而又左的思潮让江、林互相靠拢
2月19日晚，听完江青漫无边际的“谈话”后，总政的4位领导人要回北京了。为了向党委汇报方便，他们商定把江青的讲话整理出几条，由陈亚丁执笔形成了文字。临走前，他们给暂不在上海的江青留了一份。21日刘志坚乘飞机到济南，找到由苏州转到那里休养的林彪，交给他一份文稿，遂飞回北京。
2月21日午夜已过，刘志坚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里的声音很不客气：“我是江青！”
刘志坚答应了一声，便听到江青震耳的怒气：“你们写的那个东西怎么搞的嘛！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闯了大祸。现在这个不行，不要扩散、传达！”
对这样的结果，刘志坚、李曼村早有预料。离沪前，为材料送不送江青，刘志坚还与陈亚丁有过一场小小的争执——“刘副主任，依我看，这份东西应该给江青同志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