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似乎还难以定成大罪。江青后来有个说法，叫：“傅崇碧带武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闯入中央文革所在地。”
还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
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江青的陷害又是因为材料问题。
接触江青的所谓“黑材料”是很危险的事。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你只要跟江青沾上包，决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许多人无意间经手或知道了她的材料，都成了挨整对象。傅崇碧也为此蹭了一身泥。
那是红卫兵翻箱倒柜最活跃的季节。没想到他们竟翻到了“旗手”江青的材料。上海的红卫兵将这一大包东西送北京，由秘书交到了傅崇碧的办公桌上。
傅崇碧打开牛皮纸包磨破了一个角，露出一些照片。这是江青当演员时的照片，有给蒋介石祝寿演出时的剧照等。
傅崇碧以前光知道江青在上海当过演员，对她的一些丑事却闻所未闻，他赶紧将材料重新包起来，准备向上请示如何处理。第二天正好上人民大会堂开会，他将材料的事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并不惊奇，问：“有多少？”
“不很多，一个纸袋子。”
周恩来稍作思索，对他说：“不准任何人看，先放在保密室，待我考虑一下再说。”
材料锁进了保险箱，却像锁进个老鼠一样搅得傅崇碧不得安心。他还是想把材料送出去，不然江青知道了不好交代。有一天他遇到周恩来，又说起材料的事。
周恩来看他为难的样子，就说：“这样吧，你把材料送给我，我转给她。”
傅崇碧又有些犹豫。他知道这个材料到了谁的手谁就多一道麻烦，连总理也不可免，他曾亲眼见过江青跟周恩来无理取闹。
周恩来问：“材料开了封吗？”
“破了一个角。”
“你找些上海的牛皮纸，照原样包好，写我亲收，送给我。”
傅崇碧点头答应了。
材料是交给了江青，可是江青并不感谢为她收缴材料的人，反而对接触材料的人大加怀疑。她知道材料是从上海来的，就指派吴法宪去上海协同张春桥抓整材料的人，一次抓了十多人，用飞机送回北京，再交卫戍区送进秦城监狱。第二次抓的人吴法宪带了回来，又是十多人，都交卫戍区送入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是康生、谢富治管的，卫戍区只负责监狱警卫，其他不管。吴法宪把有关江青的材料都清理弄回北京，交给了江青。北京电影资料室、文化部也有江青不少材料。中央文革开会决定由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和傅崇碧去文化部大楼，把有关江青的材料清理回来。他们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说：“你们去，我等你们回来。”
这时谢富治说他肚子疼，不能去。于是剩下的三个人就到了文化部，见到中央文革文艺小组长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作者）。他带着他们查找了有关江青的不少材料，用窗帘布一包，写好封条封好。还有一本书没包进去，傅崇碧看书皮上有灰，就用报纸包起来，一起拿回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还没休息，他们就把清理来的材料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当着你们的面，再加上一层封条，送给江青。这一本书也交给她。”
材料交给江青时，她一看一本书露在外面，就沉下脸，问：“为什么不包进去？”
傅崇碧说是包好以后才在窗台上发现的，谁也没有看。江青说：“金敬迈呢？
这些材料他一定看了。”不久，金敬迈因此被撤掉了文艺小组长，清出中央文革。
这些材料后来都拉到中南海烧毁了。傅崇碧因为不知在哪里烧没有去，江青又怪他为什么不去。
傅崇碧得罪的不只是江青
1967年春天，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傅崇碧肾脏出了问题，住进三○一医院。
一天，病房门开了，叶群带着女儿林豆豆走进来，手里还提着很多东西。她们说是代表林彪来看望他的。过了几天，林立果又来看他，问缺什么东西，他们可以给解决。傅崇碧说什么也不缺，感谢林彪和叶群的关心。他病愈出院后，在人民大会堂碰到林彪。林彪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不要把身体搞坏了，你可以到西山老帅住地去休息一段。大的事管，小的事要卫戍区的干部多做。”
叶群见了他也说：“林副主席对你很关心，你爱人在哪工作？”
傅崇碧回答：“在医院工作。”
“有事可以告诉我，我给医院造反派打个招呼。”
“没有事，谢谢你的关怀。”
明明是林彪、叶群在拉他，可后来为什么风向又变了？据傅崇碧回忆，大致是因为：一、叶群说话赖账，他对她渐渐有所警惕，引起他们的不高兴、不放心；二、林彪认为傅崇碧对他的警卫不尽心，亲自去毛家湾检查警卫工作少。那时担负毛家湾警卫任务的，都是卫戍区的战士。有一次有人在院里摔了个煤球，林彪认为出了很大的事，让汪东兴去查，傅崇碧也被叫去了。那是他第一次到林彪家里。林彪认为他这个卫戍司令没把警卫搞好；三、林彪感到傅崇碧去他那里少，向他反映问题少。叶群曾特意对他说，今后有什么问题多向林副主席反映。
但傅崇碧“不识抬举”，并没有主动去过。他第二次去林彪家里是跟徐向前元帅去的。因为林彪要傅汇报民兵工作情况。徐帅走了以后，林彪留他，说：“你在这里吃饭，不要走了。”拉拢的意思明显不过的。可这中间傅崇碧接了周恩来两个电话，周恩来说，首都飞机场的造反派对越南副总理的飞机上一个窟窿不给修理，让傅马上同他一起去做工作，把飞机修好。林彪一听是这个事，说：“不要慌嘛，不要那么着急。”意思是叫傅崇碧不要去。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听得出周恩来很着急，傅崇碧就起身向林彪告辞，林彪面无表情，一句话都没说。（详见王创民整理：《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后来叶群曾几次叫傅崇碧的小孩和爱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傅崇碧说她们都忙，抽不出时间，谢谢叶主任的好意和关怀。叶群还叫了傅崇碧两次，他也没去。
1968年3月上旬，也就是傅崇碧被关押的前两个星期，林彪曾把他叫去，说：“你不要到叶剑英那里去了，也不要到聂荣臻、徐向前那里去，更不要给他们打电话。傅崇碧都没听，他自己不能去，就派秘书半夜坐上他的车去给他们送文件。这些事都被林家知道了。
以后又有一件事。叶群办了个毛主席像章展览，叫傅崇碧和爱人去看，说：
“你们来看看嘛，我们互相交流。我这里主席像章很多，你没有的我可以给你，你有的也可以给我嘛。”傅崇碧说：“我没有。”谢绝了她，并说总理找他有事，现在不能去。后来叶群又让人送来一包主席像章，大约有一二百个。
傅崇碧知道，杨成武原来和林彪的关系还可以，后来他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事，叶群一找他，他就躲。所以林彪在开会时就讲，杨成武这个人不能代总参谋长，并安排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有一次，叶群让傅崇碧和郑维三留下，谈一下对杨成武的意见。叶群问傅崇碧：“杨成武病了，你为什么去看他？都谈了什么？”
傅崇碧说：“他病了，我能谈什么？我是同军区参谋长萧文玖的爱人一起去的，温玉成副总长和他的爱人也在。一共四五分钟时间，只问了问病情，其他什么也没谈，我们就走了。”
叶群似信非信，又问：“你对杨有什么看法？”
傅崇碧说：“他工作各方面都很好。”
这一来，林彪、叶群就将傅崇碧划到了杨成武一边，编出了个“互相勾结，要夺谢富治的权”的谎话。
而江青的谎言更离奇。她给傅崇碧定的罪名是“冲钓鱼台”。
也是3月初的事。
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让周恩来总理去查找。
周恩来、陈伯达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成武。杨成武和傅崇碧就带了几个人去秦城监狱提审当时已失宠了的戚本禹。戚本禹说是江青让他取的，说原来“文革”的工作人员韩书信知道。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才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傅崇碧马上打电话给江青，江青不在，萧力（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接的电话。傅崇碧通知她关于鲁迅手稿的事，并说随后就到。就这样，傅崇碧带了几个人，和两辆车子，来到钓鱼台。在门口外还取得了门卫和陈伯达秘书的同意，傅崇碧一行5人才进去。
江青见他们进来，顿时大怒：“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同来的周树青连忙解释：“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却泼性大发，捂着耳朵喊：“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
傅崇碧皱了皱眉头，对江青说：“我们来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后来几经解释，江青才稍微收敛了一些。当江青听说手稿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时，她受不了了，迁怒于保密员，把保密员抓了起来。又要傅崇碧去提审戚本禹，说戚本禹偷了毛泽东的手稿，借以报复戚本禹。
江青先去找了周恩来总理，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击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陈伯达知道此事，本该出来证明，可他却别有用心地火上浇油：“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叶群也帮腔说：“傅崇碧太不像话！”
江青见有人为她帮腔，就指使吴法宪打电话给杨成武，让杨成武命令傅崇碧做检查，检查冲击钓鱼台的动机。并当面对杨成武说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要让杨成武负责批，被杨成武没好气地顶了回去。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以来，没有谁敢顶撞她。他杨成武吃了豹子胆，敢顶撞这个张口“武则天”闭口“老娘”的人物。她正为此事发怒，叶群来找她，二人一拍即合，密谈了两个多小时。
两天以后，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的接见。傅崇碧到达后，很快又来了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林彪也到了。
毛泽东那天精神很好，兴致勃勃地听完汇报，发表了即席讲话，说傅崇碧卫戍区的部队工作很好，没有参加武斗。当谈到3月8日傅崇碧带人带车“冲击钓鱼台”的事时，毛泽东说：“你去总理那里，来我这里，都没有人挡你，钓鱼台为什么不能去？”毛泽东说得很随便：“江青是个炮筒子，她乱放炮，你也可以放她一炮嘛！”傅崇碧心想：我还向她放炮，不要被她一炮打中就不错了。毛泽东仍在议中带讽地说：“她讲话灵吗？你们不要以为她讲话我入了股，我可是没有入股哇！”说得江青紧嘟着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接着，林彪向毛泽东汇报军队情况，说到杨成武时，林彪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萧力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萧力怎么会夺他的权？总参不能让他再搞了，再搞要出问题。”
毛泽东对林彪的话将信将疑：“你不要他来搞，要谁来搞？”
林彪马上说：“我看黄永胜行。”
毛泽东仍未置可否。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林彪把傅崇碧叫住：“你，不能去西山，也不能去杨成武那里。”
傅崇碧知道这是林彪威胁他不要去杨成武和西山老帅那里通风报信。他知道自己被别人监视，就偷偷让秘书去了西山老帅住地和杨成武那里。这些也被林彪知道了，林彪和江青等人就合伙向傅崇碧开了刀。
直到林彪叛国摔死后，毛泽东对“杨余傅”事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在1973年12月21日的军委会上，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的。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此后，杨、余、傅陆续被解除了监管状态，重新担任了相应的领导职务。
1974年9月30日夜晚，他们三人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这是三人“解放”后的第一次相见。
面对这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慨万端？6年前，逮捕他们的命令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了。他们笑了，但笑得无声，笑得并不轻松。因为虽然那个加害他们的副统帅早已灰飞烟灭，可那个“旗手”仍在台上，与她的“战友”们谈笑风生。甚至他们的平反决定只在党内宣布了，群众还若明若暗。江青说：要是跟群众说，会影响主席声誉……于是，沉重的包袱仍压在他们心上。
“一场噩梦！”傅崇碧说了一句，对往事不堪回首。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们没被整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余立金有些庆幸。
“真正的斗争还在后面，真正的希望不远了。”杨成武看得更远，对未来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