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5日华国锋访问朝鲜。同日，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报告，开始了向“两个凡是”发起理论上的冲击。5月10日，经胡耀邦亲自审定、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光明日报》于11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该文，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非同反响，拥护叫好者有之，反对咒骂者有之。几个报纸的老总接到了几个头面人物的激烈抨击，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分裂党中央”……就是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不小差异。
5月17日，汪东兴与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批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对的，在行动上是砍旗帜的。其语调很有点毛泽东当年评《水浒》的味道，只不过毛泽东批的“受招安”，而汪东兴责骂的是“反叛”。
汪东兴召见主管宣传的张平化、李鑫等人要求控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严禁发表这类文章；并指令组织写作班子写反驳文章，在党内刊物发表。他责问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他甚至有些气愤地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要表态，不要介入，并且找人谈话，批评一些人对此所持的态度。汪东兴还对积极传播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
总编辑胡绩伟和新华社社长曾涛进行了指责。
有关“两个凡是”的讨论仍在进行。1978年五六月间，部队召开了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有人坚持拥护“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说过的话，都不能改动。当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时，有人认为不能用“新的历史条件”，因为华主席提出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否则和中央口径不一致。
5月27日，华国锋到会讲话，特别强调：“我们党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四个现代化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人们在暗中较着劲。同一天，叶剑英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等。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适用和发展。”
又一个“完整准确”，又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华国锋心中自明叶帅所指，脸色变得严峻起来。邓小平也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对几位高级将领说：“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好，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他觉得事情越发变得奇怪：“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一次全军的政工会议，惊动了整个中南海，不能不说其意义非常。6月2日，邓小平亲临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呼吁要拨乱反正，要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观点，给支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以尖锐批评：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8月9日，邓小平对从外交战线转战文化部的黄镇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去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为标志，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公开支持为转机，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陈云发言突破华国锋的框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召开过一个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一个多月，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比原定20天的会延长了许多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会者关心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不仅关系到理论上的争论，更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的前途问题。这个会本来是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
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指责《红旗》杂志、中宣部不表态，引起了国内思想混乱，外国人对局势的猜测。要他们表示态度，他们迟迟不表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首先提出问题的是陈云。他的发言是以实践标准分清是非的重大突破，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进程和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来，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华国锋到会并主持会议，他要求会议议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可以说这都是些经济问题。
会议的第3天，也就是11月12日，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议。
这个组的召集人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陈云到会后问他们：“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
两位省委书记都很尊敬陈云，一齐说：“当然可以。”
于是陈云就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其中谈到，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陈云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6大问题。这6个问题是：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问题，等等。
陈云所提的6个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当年都经毛泽东同意、支持或批准的，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文革”中或“文革”前，现在予以纠正势必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有些还不能都推到“四人帮”头上。
11月13日，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这一天，其他组的同志都认为陈云所提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最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应该给予解决，这样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西北组的同志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这个组的胡耀邦发言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用，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后来，各组联系自己地区的情况，提出更多要解决的冤情：武汉“七·二○”事件，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四川的“产业军”问题……与会人员还提出，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平反的决定，其中包括为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等所谓61人叛徒集团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等等，这些决定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当这些决定宣布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有顾虑，认为这样过于轻率，影响不好，有碍于安定团结。但他们的意见立即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胡耀邦专门找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话，非常严肃地说：“在这个争论中你们错了，你们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你们过去在思想上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受到优秀人物的影响，也受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康生、陈伯达、江青的影响。你们犯错误的思想原因我看有三条：一是脱离实际。康生、林彪的思想是天马行空，靠所谓的天才脑袋。你们把自己放在小笼里，不与人来往，不搞集体创作，只看两种东西，马列著作，还有什么材料。第二，你们中了康生、汪东兴同志做公安工作的职业特点的坏的方面的毒，疑心特别重，看文章不看整个倾向性，搞什么‘看背学’，总是从字里行间去找什么东西，坏极了。第三，知识分子的孤傲、自我欣赏。自以为自己马列主义多，别人家不行。理论工作听不到反对意见，听不到群众呼声，就没有希望。你们的检讨也写不好，为什么不找人商量，就那么自信？我看你们犯错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势利眼！”
胡耀邦的一番话鞭辟入里，使受批评者深受震动。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都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华国锋有了很大转变，他认为这些讨论有利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时，他对“两个凡是”讲了有关情况，表示要承担责任。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首先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后，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时，用的就是这句话作题目。
人事调整，邓小平领导核心确立
1978年即将结束，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憧憬，也有一丝神秘，因为人们还不知道，随着“两个凡是”的跌落，中国还将发生什么变化。真是挑战与机遇共存，期望与疑惑同在。
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仅过了3天，也就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290人。华国锋仍作为党的主席作了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报告，提请大会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项决定都在此次会议上得到确认。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经过认真酝酿，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12月22日，全会闭幕。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讨论的意见，对人事问题做出如下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任命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宋任穷为中组部长；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段时间，尽管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看，在此次全会时，邓小平就已经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希望邓小平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他都拒绝了。
在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但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比较年富力强而又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他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他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的认同。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接受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规定取消党的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只设党的总书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于自己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