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向军找到我和杨阳，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问是否愿意担任文艺部长一职，我们本想婉言谢绝，说能力有限，在群众中没有较高威望，况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无法保证在把系学生文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自己的成绩不一落千丈，希望牛老师另选他人，但无论如何申辩，他仍旧认定我们俩，便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后来牛向军悄悄告诉我们，如果当了学生干部，考试成绩会受到任课教师的关照，我和杨阳便对文艺部长一职表现出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精神——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就这样，在新一届系学生会各部部长名单公布的时候，我和杨阳的名字跃然纸上。
新一届学生会成立不久，各部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得到了大一、大二学生们的热烈回应，但这些活动的本质并非取悦于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创收。譬如，举办棋类比赛，凡参加的班级需交二十元报名费，这些钱除了很少的一部分被用来去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些劣质廉价的奖品外，其余多数被主办者据为己有，此举令当时以“做人可以打架骂街但一定要诚恳”为人生准则的我和杨阳对学生会大失所望。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和杨阳决定蹚一次河，彻底湿一次鞋，看看河水到底有多深，也不枉当一回学生干部。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名为《为本系培养文艺人才》的报告，经牛向军批准后，办了一个吉他班，老师就是我和杨阳，收费五十元，一共安排八次课程，我们会的只够教八次的，第九次我们都得现学。刚入学的新生内心纯洁，思想简单，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怎样，我和杨阳胡乱拨弄了两下，就把他们唬住了，报名踊跃，共收学费一千三百五十元，除去印制教材的费用，还剩一千元左右，课程结束后，我和杨阳平分了劳动果实。没想到突然有一天，牛向军让我们将剩余学费上缴，说留作系公共基金用，因为我和杨阳分成的时候把他忘了，而别的部门都及时缴纳了租子，可这个钱已经被我们花掉了，只好说学费放在宿舍被盗。当时我们班的几个宿舍确实频繁丢东西，经分析，确定是自己人干的，大家已基本知道是谁，但没有抓到把柄，只等着他现形后，蜂拥而上，暴揍一顿。牛向军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日后以精简学生会干部为由，将体育部和文艺部合并成文体部，抹掉我和杨阳的部长职务，命原体育部长，一个体如牦牛的铅球特长生为文体部长。
事实证明，当拥有一定职位和可以挥霍的资本的时候，很难不腐败，连我这种时刻以道德准则指挥自己行动的人都不免犯错误。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弱点，我便发誓以后绝不当官，以免在《焦点访谈》和《法制进行时》等节目中被曝光，成为“反腐倡廉”活动的反面教材。
陈小莉说：“那天我和乔巧在食堂门口看见你们在招收新人，我毫无兴趣，只想早点儿进食堂吃饭，但乔巧非拉着我凑到报名点前。她要了一张报名表，填完了还是你盖的章。当时你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印章，在报名表上按了一下，没有盖上，又使劲按了一下，还是没盖上，就把印章对着嘴哈了哈气，又按了一遍，依然没盖上，你说了一句：同学，别着急啊！然后憋足一大口气，像测试肺活量一样，冲着印章再哈，可还是盖不上，你又说：再等会儿啊！然后拿着印章去了水房，一会儿带着水淋淋的印章回来了，在报名表上盖下一个湿漉漉的章说：“真他妈费劲！”
我说：“这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了，如果盖章的那个人真的是我，根本不会拿着印章去水房，啐口吐沫就行了。”
陈小莉说：“进了学生会后，乔巧正准备向你开口，突然发现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说：“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唯一有天赋的地方就在于对女孩对自己的好感从不会漏过，虽然这个天赋还没有发挥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