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多党合作在四川·农工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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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9)

一、召开自新校外学友紧急会议。我当时是这个学友会的主席。这个学友会的成员是20世纪30年代停课进行保卫大武汉巡回宣传的主力,有相当高的爱国热情。这次参会的50多人中,已有20多人被所在乡定为“选手”,群情振奋,形成以下决议:

1.在选票的三个圆圈内尽量多写“王八蛋”;

2.被定为“选手”者,要通过各种渠道取得“选手”资格。

二、针对家父何成壁广交游和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特点,去他影响力较显著的乡镇如红昕、乐安、上新、万安等地游说与他同龄的铁哥们,串通一气为选“王八蛋”当“国大代表”尽一点力。

为检测成果,三台县选委会唱票那几天,我都挤到听众中聆听,当听到“王八蛋”一票时,不仅听众发笑,唱票员自己也忍俊不禁。结果,徐堪以压倒优势当选,但“王八蛋”也有38000多张选票公之于众。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此,反动当局的心中总会有所思考的。

营救蒋宇姗

1948年深秋,我因事进城住在同学吴刚家。放晚学时,其弟吴英向其兄说:“南城小学的蒋老师被几个军人抓了,说她窝藏大共产党……”我与吴刚先是一愣,但很快联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独山失守,国民党陪都重庆人心惶惶,吴因此写了“挽不回河山,收不回失地,形同南宋秦桧,恰似东汉阿瞒”的偈语贴在自己门口,不是也被县特委会关禁闭么?于是相视苦笑。但一经沉思,又觉得必须问个究竟。次日一大早,我去到我的小学老师,古井小同乡,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县合作金库主任叶明章家里,向他讲明造访意图后,他表态:“一个弱女子,可经不起折腾啊。”因叶的爱人陈云秀与蒋宇姗同属教师,并且有一面之交,我问他可否营救,叶表示愿意试试。从此我改住叶家。三天以后,叶把蒋被抓的原因向我讲了,说:“来头确实不小。因为军统在川特务头子徐中齐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川北负责人王叙五(此人解放后任中共川北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广元的行踪,得可靠情报已向三台转移,于是派出多辆军用吉普至三台,并查实了王的落脚点是中大东街102号蒋宇姗的家,但包围搜查,却无王的踪影,把蒋家翻了个底朝天,除了一小提箱私人来往信件值得深究外,无任何可疑之处。”我说:“这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事,蒋老师可能有救了!”叶进一步说:“最初,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连蒋拘押何处也无从知道,只是在一小提箱私人信件被证实全是青年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信后,才有了转机。”后来,由叶明章相约国民党三台县党部副书记长谭荣茂具文,蒋宇姗老师终于获释。

事后证实,蒋宇姗家确实是王叙五在三台落脚的堡垒户之一,王叙五当时确实已被包围,但在群众的掩护下,王终于甩掉了敌人的追捕。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民心的向背,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源泉。

姜是老的辣

1949年9月下旬,遂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天民,率5个保安中队经古井向成都方向逃窜,古井乡乡长陈特夫,安排李天民夜宿古井中心校长寝室。我与另一年轻中共地下党员谢长怀合计,自恃有40个乡警队人枪可供调遣,准备当夜选10个身强力壮且信得过的乡警队员,挟持李天民做人质,要他同意5个保安中队就地起义。此事为中共老党员老郭同志(中共地下支部领导成员之一,解放后任县公安局看守所长)所悉,立即对我们进行说服,他认为:“挟持李天民是盲动,与党的‘隐蔽精干,聚集力量,发动群众,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不相吻合;李天民是骨干分子,人很顽固,谈判不易成功,即使被迫投降,以我们现有的力量,一旦敌人大兵压境,过早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被说得心服口服。果然,两天后,国民党军从古井经过的败兵,如潮水般涌入,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我们手中掌握的乡警队,只能在夜幕降临后,利用熟悉的地形、地物,打一枪换一地方,对败兵心理上起点威慑作用而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忆及往事,我都从心灵深处怀念老共产党员对年轻人的厚爱之情,同时,我更留恋兄弟党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关系。

70年来,邓演达创立的农工党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在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下日益发展壮大,特别是看到农工党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传统能够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心里甚感欣慰。

(作者何树人,已故,原系农工党资中县支部委员。本文成文于2001年)

我参加农工党川北游击队的革命经历

谢震

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江县柏树乡的联保主任。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蒋介石的绝对服从者。日本投降后,他由于与地方绅士不和而下了台,这时我的大哥已到外县去当职员了。而我是中江县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弟弟在假期中一接触我的父亲,就会听见他说:国事莫为呀、民生凋敝呀、政令失和呀、有失众和呀、同室操戈呀、自相残杀呀……在我父亲这位愤世嫉俗的老人面前,我感到家庭生活困苦,加以由小康之家落入贫困,我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1947年暑期,我到三台县后北街去当家庭教师。当时物价飞涨,学生毕业就是失业,青年学生中形成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一类的民谚越来越多。

1947年,敬文温、彭大元两人介绍我认识了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李代斌(仲达),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向我宣传革命,我们四人由于有共同的理想抱负,自然也就有浓厚的感情了,接受李代斌的指引,我组织50个失学失业青年,等待统一行动的使命。我在中江的中心、龙台镇、柏树小学,三台县的白店子建立了四个点,共计100多人。1948年,李代斌在剑阁失踪后,彭大元认识了农工党中央委员、中共党员罗任一,加入了农工党。彭大元回中江时,带来《中华论坛》以及纪念邓演达的一些文献,叫我们学习;并介绍农工党的政治宗旨及罗任一的身份,动员我和敬文温参加农工党。经彭大元向罗任一汇报,批准我和敬文温为预备党员,并把原来联系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用“起民社”的名义统一组织起来,作为发展党员的桥梁。后来“起民社”社员就是本党川北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员。

1949年春,罗任一认为川北有了基础,亲自来中江、三台两地发展组织。为了保卫罗任一的安全,彭大元叫我去弄两支手枪,于是我把父亲掌握的两支手枪偷出来,交彭大元使用。

后来我宣誓正式加入农工党,罗任一亲手拟定入党誓词:“我誓愿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接受并完成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原来的预备党员都与我同时履行了正式入党手续,有敬文温、向春海、杨克己、何树人、秦延道、许育年、黄绍远、王开丙、向同升、向理标、魏鹤岑、徐既明、秦国安、谢震、石希贤等20多人,成立了农工党川北支部,在罗任一的指导下,选出了党务执行委员:彭大元、杨克己、敬文温、谢震、何树人、向春海。敬文温、彭大元为主任委员,我负责青年工作,协助组织工作,实际上一切情报、联络等都由两个主任委员叫我去完成的。

为了接待我们所联系的群众,我从龙台镇中街高胜茂(起民社社员)那里拿来200个茶碗,与刘成华(成华大学刚毕业)合伙在柏树荣龙港开了一个小茶馆,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是接待群众,二是搜集情报。后因走漏了风声,茶馆不是久留之地,于是由谢与久介绍我到三台上新巍顶小学去代课。

1949年6月,川北农学院招生,我到三台县投考,后被录取在先修班。我向罗任一汇报说:“我将要到校学习,暂时放弃农村的党务活动。”罗任一答复我说:“我们加以研究,过几天来决定。”后来罗任一说:“这个学校是徐堪私人投资办的,收的学费很高,师资又缺乏。”他劝我不要上学,继续在农村工作,等四川解放后,保送我上更好的大学,公费学习。当时我觉得几担米的学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于是我把强烈的求知欲望暂时压下来,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后。7月底,在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川北农民自卫军”,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大约是在1949年8月,农工党川北支部派我到南充联络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陈西虞。我初次到南充,不曾见过陈西虞的面,按照敬文温告诉的方法去寻找。我到南充凤仪街摆地摊的皮匠那里去访问,那皮匠带我到武胜路陈西虞家,面会了陈西虞和他的爱人龙玉(南充市小学教员),得到当时时局的最新消息。他们告诉我,川东已打开一个缺口,可能重庆不久就要解放了,同时告诉我《约法八章》的全部内容。我步行来去共8天时间,回柏树乡向农工党川北支部汇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深受鼓舞,士气高涨。这时,因工作需要,罗任一转移川南,他向支部交代说:“战争时期一切服从解放军,在一定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联系。”罗任一指定杨克己主持支部一切决策。彭大元发出了《告川北同胞书》,并到处书写《约法八章》,控诉国民党罪恶,鼓动民众不纳粮、拒当兵,打垮蒋介石,为解放四川出力。

大约194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后方败退,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分点在柏树乡、上新乡、古井乡等地活动。国民党一个警卫部队停留在柏树乡附近,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员暗地监视他们的行动。有一天,游击队员发现有军官拿着自己的手枪寻找老百姓换饭吃,我们分析国民党军队得不到军饷补给,势必引起灾难。经彭大元同意,由我带了一个柏树乡的游击队员到柏树小学找到杨克己、敬文温和敬浑如,商量驱散国民党。我和敬文温都建议:“用历史上张子簧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办法,以语言引动他们思乡的情绪。”当即由敬浑如写好十多份公开信由这位游击队员向国民党军散发。公开信的内容是:“各位官长、各位弟兄,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同胞弟兄,各有父母妻子、亲戚侣眷,离乱之年,渴望团聚,古人说:‘月是故乡明……’贵部官兵,如能放下武器,各归故乡,我们当迎之以礼。此刻,我们略备薄酒,敬请各级官员,来集贤饭店共议后事。”并在溃军周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展开政治攻势。

公开信发出以后,陆续有国民党的军官来柏树集贤饭店谈判,农工党川北支部便准备了酒肉热情款待,请他们号召各自的部下放下武器,前来柏树小学的操场里领取干粮,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已准备了花生十多担、大米十多担以及红苕等食品。这个消息传出,张家沟和钟家柴山及大湾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放下武器,前去柏树乡领粮,彭大元、我、向春海、秦国安、彭天文等组织了起民社社员及群众数百人,乘此搬走军队丢下的武器,遣散了军队,使老百姓免遭兵灾之苦。

过了几天,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前来追击这股国民党军,农工党川北支部派人报告国民党军已被遣散的消息,并迎接解放军到柏树乡。镇江支队的大队部就设在农工党川北支部办公处集贤饭店。我们给解放军供应了茶水,并发动群众,陆续将所缴获的武器交给他们,他们感到非常满意,支持我们公开挂出农工党川北支部招牌正式开展工作。

这个战役完毕以后,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把我们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战马以及望远镜等开了清单,写了工作证明。他们离开柏树乡时我和彭大元商量,准备把游击队原有的武器全部交给46大队,解放军政委说:“现在不等于太平了,你们还要保卫自己的支部和地方秩序,我们只收战利品,不能收兄弟部队的武器,你们的武器将由当地政府处理。”

1949年12月22日,农工党受中共中江地下工委的邀请,与中共地下工委配合接管中江县。黄大成(民主同盟盟员)通知我们带游击队做县城保卫工作。我们带了80多名游击队员到县城,中共中江地下工委书记刘平安排我们住宿在北门外师范校,伙食由他拨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无论白天黑夜荷枪实弹站岗放哨,防止敌特的破坏,一共坚持了十几天。中江县大队成立后,游击队的全部武器便交由黄大成清点接收。

后来,由黄大成介绍,刘平安排我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室工作。工作一月左右,常习之建议派我到兴隆,清理积谷和搞点预借粮供应起义部队。临去时,常习之向我交代了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接管兴隆的征收处,但是粮食已经不多了,那里的留用人员曾敬候是个50多岁的老头子,只能写中式账。一天,突然来了一师多军队,逼着他要粮,他没有办法,向我告急,这个问题如不处理好,恐怕要扰乱县城,所以我派你去,需知这次任务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当成又一次地下工作,你到了那里必须用手腕,拉拢伪乡保人员,剩下的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