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苏联的大学、作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图书管理员协会，以及许多与政治机器紧密联系的工会或联合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高度重视学者交流和留学生教育，同时还辅之以大型戏剧、音乐、舞蹈和体育表演，以及高质量的图书和电影出口。据1985年10月7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称，冷战爆发后，苏联平均每年消耗30－40亿美元用于对外宣传，曾用81种语言向国外广播，影响波及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了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苏联还不断加强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民族独立国家输出革命的文化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苏联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外，还通过在当地修建学校和配备教学设备和资料、选派教员出国推销苏联教学方法和内容、为外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提供奖学金等方式，为这些国家培养了无数的干部、培训了众多的专业技术人才。苏联正是利用了自己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文化交流，增强自己在第三世界中的软实力，作为其阵营对抗的战略工具。
三、导致苏联解体的软实力因素
冷战期间，苏联不仅拥有雄厚的硬实力，也拥有相当的软实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但是，由于苏联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的种种失误，其软实力难以有效地与美国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的弱项，甚至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在制度创新上，苏联对改革重视不够，无法应对变化的形势。苏共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观念僵化，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使其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特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丧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这种打着斯大林印记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对人们的精神活动、创造潜力和科学思维造成极大的压抑。虽然苏联建立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功不可没，但任何制度都需要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及时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实践表明，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基本上没有自主权，也不允许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企业没有根据价值规律追踪最新经济动态的积极性，不会自主地进行技术创新，不能根据变化的环境和条件来调整战略，最终使问题积累成堆，积重难返。
二、在意识形态上，背弃马列主义，使全民失去精神支柱。意识形态竞争是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发出警告：“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性的，但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用处。”295可是苏联领导人对此却认识不足，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精神领域里步步退缩，最后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
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自斯大林执政中期开始出现重大偏差。其中日益滋长的个人崇拜对苏联的软实力建设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程式，即其中必有一段对斯大林歌功颂德。肃反扩大化时又把“人民”事实上定义为是否崇拜斯大林。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造成了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大动荡。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更是将否定历史推向了极至。斯大林被描述为一个惨无人道的暴君，甚至连列宁也遭到否定，十月革命被视为“历史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国度的苏联，一度产生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颂扬社会主义历史功绩受到嘲笑和指责的奇怪现象。凡此种种，造成了苏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巨大的信仰危机，全民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三、在对外政策上，苏联奉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二战结束后，苏联曾积极支持东欧与亚非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或民族解放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被视为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领袖和先锋。但是，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特征开始显露出来。
斯大林时期，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强制输出本国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模式，无视它们的民族特点，甚至发展到横加干涉别国内政、严重损害别国主权的地步。波兰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提出“建设波兰的社会主义”口号不久，就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等罪名，逮捕入狱。南斯拉夫因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倾向而被开除出情报局，并遭到严酷迫害。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条件，力图渗入到受援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中国，赫鲁晓夫提出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要求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长波电台和由苏联主导的中苏联合舰队。中国为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苏联因此撕毁援助中国的600多个合同和协定，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导致中苏关系分裂。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将苏联的对外扩张和干涉推向极端。1968年8月，苏联为首的华约军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布拉格之春”扼杀于摇篮之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四五年中，苏联不仅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支持古巴军队参与安哥拉内战，为尼加拉瓜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还介入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军事纷争，甚至直接出兵阿富汗。
苏联入侵阿富汗令世界舆论哗然，国际形象一落千丈
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战略不仅严重消耗了其硬实力，而且还将长久以来积累的软实力资源损害殆尽，社会主义阵营四分五裂，苏联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东欧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明显抬头，埋下了自身解体的隐患。
四、在国家凝聚力上，苏联长久以来错误的民族政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解体。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除了俄罗斯民族外，其他100多个民族占全国人口的56%。但是，斯大林二战结束后宣称“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296，赤裸裸地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由于长期积累的矛盾未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引起了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大爆发，产生一股强大的离心力，导致软实力萎缩，成为促使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苏共取得政权后忽视民族和宗教矛盾的长期性、严重性与复杂性，民族和宗教政策出现重大失误。斯大林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用高压政策解决民族问题。1940年苏军进驻波罗的海三国后，20多万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少数民族居民被强行流放到西伯利亚。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还强行把车臣、印古什等8个少数民族整体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几年间全苏联共有500多万少数民族被强迫迁徙，其中有几十万人在途中病死、饿死。这种出于对少数民族极端不信任而“绝非出于军事上考虑”的民族大迁徙297，埋下了几十年后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大复活的总根子。
尽管领土和宗教矛盾一直在苏联各共和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但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制而被暂时掩盖起来。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评论说：“5000万乌克兰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国家的民族。他们记得克里姆林宫在3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政治大清洗时屠杀了800多万乌克兰人。他们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民族压迫如此残酷，当希特勒德国占领该地区时，有4万游击队员组成的乌克兰叛军同时反对苏联人和纳粹。我们可以肯定，乌克兰人要求实行民族自决的愿望不会很快消失。”298
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上成了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泛滥的催化剂。从1988年到苏联解体前，大规模民族冲突和宗教运动在苏联境内时有发生，组织者主要是持不同政见者、宗教活动家和民族独立分子。在民主化与公开性的幌子下，宗教狂热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合流，组合成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力量，成为瓦解苏联的重要力量 。
观察苏联在20世纪的兴衰，可以发现有一条软实力增减的脉络隐含其中。苏联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获得丰富的软实力资源，其集中型的发展模式、意识形态输出能力和较高的科技、文化水平也一度成为苏联雄厚的软实力资源，但其衰败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没有注意软实力的保护和经营。苏联兴亡的教训证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容易在短期实现大幅度提升而软实力的获得却并非一日之功，且因其流失速度远比硬实力快，更需要精心积累和保护。
四、俄罗斯的软实力
1991年12月，存在70余年的苏联宣告解体。新生的俄罗斯虽然是苏联的合法继承国，但其疆域面积大大缩小，从2240万平方公里下降到1707.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减少了近一半。更为严重的是，虽然仍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联邦却在独立后陷入了长期而又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危机中。在此过程中，俄罗斯的软实力也毫无例外地陷入低谷，国家的凝聚力和民众的自豪感空前低落，文化的对外吸引力大为削弱，在国际组织和对外事务中的影响力更是一落千丈，沦为地区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