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亚国家，其特殊的民族性、文化传统、外交理念是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与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成正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关系的发展。本章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日本软实力的变迁和影响。
一、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在对日本文化众多的概括中，“菊花”与“刀”并存特征的概括较接近日本文化的实际。“菊花”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此对日本文化命名似乎并不是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花”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生性好斗而又极其温和；黩武而又爱美；据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胆怯。303
具体而言，日本的文化特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神道思想与武士道精神、大和民族优越论、岛国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
一、神道思想与武士道精神。当代日本历史学家、文化史家石田一良教授认为“神道是日本文化的核心”，304如果不了解神道，就不能真正了解日本古代文化。神道教(简称神道)端倪于绳纹时代的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敬，形成于弥生时代农耕社会的共同祭场上。它原本反映了日本原始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朴素的自然观念。但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目的对神话传说进行裁减、取舍、渲染和编排，以“君权神受”、“天皇神圣”的说教，宣扬政权合法性，将神国学说政治化。日本神道认为：自己的国家离太阳最近，比任何文明古国都更早、更多的接受太阳的恩惠和能量，是“太阳的故乡”，因此具有先天的优越地位和自然的天赋权力。太阳神既是全日本的国土神，全民族的主神，也是天皇家族的祖神。天皇是太阳神的子孙，崇拜天皇就是崇拜太阳神，就是崇拜国家和民族。天皇不仅代表了太阳神在人间的权力，而且本身就是“现人神”，代表了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权威和民族的最高权益。日本人通过对儒家和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改造，将日本神道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并作为观念上的文化形态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对日本国民强大的凝聚力，在日本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同时也给日本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神道思想、神国学说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灵魂及内心深处，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就是看透死亡，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这种思想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日本的统治阶级将武士道忠君报国精神奉为国民的最高道德标准，强令国民敬拜、尊崇，成为天皇制的精神和道德支柱。
二、大和民族优越论。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写道：“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305其实，早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就已开始宣传“日本为世界中心”的主张。他妄称日本人是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人种，日本担负着以日本为中心和宣传皇道于世界的历史使命。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精英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相当“成功”。由于侵略朝鲜和中国连连得手，日本人便养成了蔑视亚洲其他民族的傲慢心态。在军国主义横行年代里，“大和民族优秀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统治集团对外发动战争的理论依据。二战后，日本经济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很快治愈了战争创伤，而且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创造经济奇迹，是由于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形成这种优越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其封闭的地理环境。海洋把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民族隔离开来，使它产生一种彻底的孤立感。狭窄的空间和猖獗的自然灾害更是把日本人彼此间的距离拉近，使其获得一种其他民族不易产生的、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一体感和排外倾向。上世纪70年代初日人高桥敷写过一本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306，曾在日本轰动一时。人们可能误以为作者是在批判日本国民精神的缺陷，但实际并非如此。通读全书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两大特点：一是充满同西方人争强斗胜的精神；二是对流落到西方的中国人无比蔑视。日本人在国外一旦做出不光彩的事情时，常常佯装中国人以转嫁西洋人对日本人的种族偏见，因为西方人难以从外貌上区别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
三、岛国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民族文化中造就的“危机感”，是导致日本扩张意识产生的重要根源。日本列岛陆地面积仅为37 .78万平方公里，其中五分之四系山地和丘陵，全国均属地震、水、旱、风灾多发地区，不适宜耕种，经营水田更是难上加难。资源极端匮乏是日本国土的致命弱点。自中世纪以来，日本时时感到其生存及其延续受到威胁，处于掌握不了生存命运的状态。这种危机感既使日本民族养成了好学、奋进、自强不息的性格，但也促使它不断产生向外扩张的冲动，认为只有把国土、国民扩展至海外，才会有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出路。
史料记载，倭人军队最早于4－5世纪开始侵略“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为臣民”。30714－16世纪，日本地方封建藩主属下倭寇屡屡侵扰中国山东、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安全一大威胁。16世纪末日本刚刚成为统一国家，就把征服朝鲜和向中国大陆扩张正式列为上上国策。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随着其国力的增长不断变本加厉。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从政治、经济上开始奴役朝鲜。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从此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将铁蹄踏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二、日本软实力的历史变迁
近代之前，日本由于国力弱小，其软实力的对外影响力微乎其微。相反，它主要是从其他国家吸收和获取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经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作用相当广泛和深刻，推动了日本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日本文化的早期开发和发展。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中国主动传播文化，而日本则积极吸收。正如吉田茂所说：“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308
自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开始接触并吸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使日本人对“华夷”观念和中国崇拜产生疑问。1849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更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作为理想之邻的信仰开始动摇。1853年日本迫于美国军舰的压力不得不打开国门。从此西方文化开始涌入日本，“洋学”成为日本思想界唯一有创造力和吸引力的学问，西方代替中国成为日本知识分子新的精神家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等逐步确立了地区强国的地位。但在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日本深深感到要全面控制亚洲乃至“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大国，除了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利用包括文化在内的软实力加以宣传和塑造。为此，日本主动与有关国家展开文化交流，提升日本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一个同日本建立对等的文化外交关系的国家是法国。1886年，由法国政府出资在日本东京创立了法日协会(France-Japan Society)，随后，协会创建了东京法律学校和日本法国法律学校，后者于1903年更名为法政大学(Hosei University)。1909年，日英协会(Japan-British Society)在日本成立。1920年由德国驻日大使索尔夫发起，在东京成立了日德协会(Japan-Germany Society)，该协会在推进日德文化交流中成效显著。二战期间，德日学院(Japanese-German Institute)在德国柏林创立，它是德日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特殊关系的表现。1936年，日德医学协会建立。1943年，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互译出版物的文化协议。1927年，日本和意大利共同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日意协会”(Japan-Italy Society)。
为了便于西方了解日本的文字和文化，日本成立了大阪帝国罗马语俱乐部。为提高日本人用罗马字书写日语的能力，日本政府改善了日语语言课程，在大阪市的初级学校开设学习罗马字的暑期班，并向外国人散发宣传日本的资料。同时，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日本政府不仅向主要西方大国派遣留学生，而且还大量翻译西方国家的科技和政治思想书籍，这使日本成为亚洲国家中翻译西方出版物最多的国家和吸收西方文化最广泛的国家。与西方国家开展文化外交和以西方文明对国民进行文化改造，为重构日本文化、确立日本的民族自信心以及实现“脱亚入欧”战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为日本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重视对亚洲国家的文化外交活动，尤其是中国。而日本在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成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末，中国已经意识到，日本的成功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教育改革基础上的现代教育体制。于是，中国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后接受日本派遣的教师和管理人员到中国翻译教科书，并派遣1万多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中国青年学生中也出现了赴日留学高潮。到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8000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骨干，如近代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广州黄花岗起义烈士喻培民、林觉民，云南护国运动的领导人蔡锷等。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日本对中国的软实力影响达到了顶峰30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奴役亚洲各国，建立殖民帝国。日本近卫内阁于1936年8月在《基本国策纲要》中鼓吹建立一个“以皇家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日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随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申明中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所谓的共荣圈涵盖了主要的亚洲太平洋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属印度以及阿富汗和夏威夷群岛。为了使受侵略国家的国民接受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减少对日本军事占领的反抗和敌视，消除世界舆论对日本侵略野心和侵略行径的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鼓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将造福大东亚地区的人民；另一方面又对被占领国实施文化侵略，妄图以软实力征服其国民，为其侵略行为进行文化包装和寻找合理的外衣。
日本在文化侵略过程中采用的手段主要包括，一是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理论上寻求“大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提出了驱逐欧美文化和捍卫亚洲文化“独立性”的口号。二是用宗教的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美梦，利用宗教文化交流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灌输反共思想，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各国人民的目标。三是通过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日本通过成立国际学生协会、交换留学生、与相关国家签订文化协定的方式，塑造日本尊重文化的表面形象并培养东亚国家内部的文化亲日派，为日后在占领国培植亲日傀儡政权和御用文人打下基础。
二战期间，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和占领，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虽然它将文化视为战略手段用来美化侵略、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但这丝毫无法掩盖日本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本质，其软实力发展因军国主义横行而严重受阻。
三、日本软实力的构成与不足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经济上面临崩溃边缘，军事上被解除武装，政治上完全受控于美国。这一时期，日本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严重损耗，几乎处于归零状态。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重建，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70年代迅速腾飞，直至今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国家硬实力得到极大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高度重视软实力的培养和提升，通过增强对外影响力和改善国家形象，为跻身世界政治大国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概括而言，日本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