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拒绝谈判，但绝对不撤回公函。”
两人都沉默下来。看看已过了三小时，张冲要告辞，希望明早能得到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与毛泽东通电后，再次见到张冲，把中央以叶剑英名义起草的电报及毛泽东的意见拿给他看。张冲连连啧嘴：“这不等于破裂吗？”
“责任在你们。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１２条。”
“１２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在做不到。但昨天三项办法已答复１２条了。”
“既然如此，我只有回去和中央讨论了。”
张冲呆愣了两秒钟，懊丧地说：“你如回去，他们又要说你们破裂了。”
周恩来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张冲那凄恻的脸：“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
张冲苦笑了一下：“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邓两位可出席参政会。”
“万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
“如果董、邓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
周恩来嘴角掠过一丝讥讽：“我本来就准备在此待捕的。”
“不说这个了。”张冲又说，“若董、邓不出席，主席团将来选毛先生成立调解委员会，岂不成了单相思？”
“你晓得我们开会赞成不赞成你提的那套办法呢？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对我们岂不是侮辱？”
“骂人都不能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你们出席一人也好，请你报告延安。”
“一切谈判我都报告延安。中央说出席的希望决不会有的。”
张冲再也没有力气谈下去了，站起身来时，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第二天就要开会了。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让侍从室从早到晚向王世杰询问消息。３月１日，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要开幕的清晨，蒋介石又让张冲去请董必武和邓颖超，均遭到拒绝。会议又延期一天，还是不见董、邓的身影。
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拿起讲话稿，念一段，停一停，希望共产党人会推门进来。可是奇迹没有发生。
张冲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极为沉痛。一天，他突然想起要立个遗嘱交代家属：
“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留一书半纸。”
１９４１年６月，张冲时常高烧不退，忽冷忽热，一查是染上了恶性疟疾。他起初并不在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合作之事奔走操劳，可渐渐不支，不得不住进医院。
周恩来闻讯，多次去医院探视，坐在病榻旁问长问短。张冲抬头望着周恩来，又谈起国共合作之事。周恩来劝他：“国共之间的事由来已久，不是一时一地能够解决的，你现在病重，最要紧的是养息，等你病好了，我们再接着谈。”
张冲眼中滚过一层泪光：“看来我是不行了，但我的后继者中也不乏爱国之人，请你和他们保持联系，一定不要使国共关系冷淡下来。”
周恩来紧握住张冲的手：“你还年轻，不要想得太多，安心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可是，８月１１日，当周恩来听说张冲病情恶化，急匆匆赶到时，病榻上躺着的已经是不再说话的僵冷的张冲的遗体。
当时，正值日机轰炸重庆，加之天气酷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年仅３８岁的张冲在重庆郊外的山洞里病逝。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倍加沉重。与张冲交往，特别是到重庆以来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重庆，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或蒋要见周，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在顾问处常可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张冲通常都是这样开头的：“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如同老友。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所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
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１９３９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开会，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这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不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对周恩来说了一声：“你等我一下，岂有此理！”他知道这是顽固分子在蓄意制造分裂。他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得蒋介石手令后，又赶往机场，亲自将周恩来送上飞机，眼看着飞机升空才放下心。
张冲为人为政，都富有正气。当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时，周恩来曾向张冲提过这个问题。起初他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事实。后来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皖南事变”发生后，１月１８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２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两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亲自分给围观的群众。当夜，周恩来身边的外事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感情，陈家康是年轻有为的红色外交干部，他慷慨陈词：“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
“我死必在君先！”
此语竟然成真。
张冲出此悲言，盖为处境所致。他力促国共合作，必招致顽固派的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在国民党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当张冲谈到国共应继续合作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掷向张冲。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极为压抑，甚至有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念头。
请示中央同意，周恩来为张冲追悼会捐送三万元。追悼会上，周恩来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即席发表了历时２０分钟的演讲。其中说道：
“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数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
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周恩来望着灵堂中张冲微笑的遗像，忍不住掉下眼泪，以致语不成声：
“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辄属于团结御侮！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许多人听到这里，都不禁唏嘘呜咽起来。事后，连特务头目徐恩曾都感叹道：“周恩来很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其实他说的并不对。此时的周恩来并非来做宣传的，他的悲痛发自内心。
只可惜，迫于形势，张冲去世后，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周恩来与张冲间公谊私情的字迹难以再现。
蒋介石退出大陆后，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读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与其夫邱清华解放后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蒋方仍在踢皮球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的七八月份，才有所好转。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已经开辟了第二战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声明，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而且滇缅公路被切断，军用物资只能通过苏联入境，而蒋介石早把苏联看做是中共的“后台”；另一方面，国内军事反共节节失利，财政下滑，人民怨声载道，一些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共产党方面在华北受到日军的重压，也力主改善两党关系。
疲惫不堪的蒋介石实在无奈，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在共产党面前嘴软了下来。７月２１日和８月１４日，他两次约见周恩来。第一次会面，蒋介石说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第二次谈话时，蒋介石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
周恩来本不想将事情弄僵：“上次委员长训示后，我已和张部长、刘次长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张治中已在陈诚之后继任政治部部长，并肩负起张冲的使命。
上个月１０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在重庆逝世，蒋介石派张治中前往吊唁，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请张转告蒋，他希望同蒋面谈，并希望国民党指定代表与中共保持经常接触。
蒋介石不知从何来了一股热情，左右顾盼后说：“这次要根本解决。一周后，我要去西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可能会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毛泽东上次不是表示要见见我么？那就在西安见见吧。你告诉延安，让他们安排一下，到时我派飞机去接他。”
蒋介石的这种安排令周恩来怦然心动。
事情可不那么简单。
８月的雾重庆又闷又热。回到住处，周恩来对窗而坐，犯起嘀咕：蒋介石为何突然提出要与毛泽东会面？要说恶意吧，又无端倪；要说善意吧，也没有根据。蒋貌似诚恳，谁敢担保背后没有陷阱？直到月挂树梢，周恩来终于考虑了一个万全之计，火速发往延安。他提出两种方案供中央选择：一、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次；二、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而后周飞延安偕一人回西安见蒋面谈。总之，当面回绝不好，但毛泽东不要出面。
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的确也患了感冒。８月１７日，毛泽东回周恩来电：“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安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也就在这天夜里，延安收到了一份情报：丘吉尔和斯大林于１２日至１５日进行会谈，讨论建立第二条战线问题。蒋介石自然也知道了这条消息，他很想在东方战场也上演一场“蒋毛会”，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声望。
毛泽东也有这种考虑。１９日凌晨４时半，毛泽东以自己的名义电告周恩来：
“依目前局势，我们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看得出，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仍然觉得，目前蒋介石虽然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压迫丝毫没有减轻，会晤地点又是在西安，因此感觉蒋、毛会面为时尚早。他在接到毛泽东来电的当日，即回电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毛泽东仍然倾向于见蒋。他先后致电周恩来说：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
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１０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
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依然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不要忘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是想叫毛、朱出洋的；时至今日，张学良尚在囚禁，蒋又想让被俘的叶挺悔过自新，就是周恩来几次提出回延安，也被蒋置之不理，这不能不使人再思而行。
周恩来预料蒋毛见面会有两个前途：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一片赤心可鉴。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先派出了林彪。
林彪在见过蒋之后，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已是汗流浃背。周恩来问：
“谈得怎么样？”
当时的林彪也没有多少讲究，抓起桌上的茶杯直往肚里灌。他显然对蒋介石不寄什么希望：“总共他才说了七八句话，能怎么样？”
周恩来：“这扇门真不好开。”
秋色渐凉。１０月１６日，周恩来、林彪应约去见蒋介石钦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
林彪仍然谈得很多，他说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停止全国军事进攻、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张治中虽然对共产党一向友好，但“各为其主”，他只能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说话。他听得不耐烦，打断林彪的话头，说：“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们应先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于是，周恩来、林彪又去找刘斐谈。刘斐答得很爽快，其实在踢皮球：
“你们提出的一切都可以谈，不过委座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你们还是找他先谈为好。”
周恩来、林彪对此十分不悦。
张治中个人意见
直到１２月１６日，蒋介石再次约见林彪。事先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见蒋时的谈话要点。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林彪会见了蒋介石。在谈到两党关系时，林彪要求彻底实行“三停（停捉、停打、停封）三发（发饷、发弹、发药）两编（中共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蒋介石说：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的解决。只要他活着，决不会让中共吃亏，并夸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是蒋介石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共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而且对新四军问题绝不让步。当林彪在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马上制止：
“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我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蒋介石还特别关照：“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但蒋介石的语气明显趋缓。周恩来将此电告中央，建议我们主动与张治中谈具体问题，中央同意。
１２月２４日，周恩来和林彪来到桂园张治中的家。寒暄几句，张治中便提出将中共方面的谈判条件拿出来看一看。
“我可以说给你听。”周恩来不想把原始材料交给对方，他完全可以凭他过人的记忆力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