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中，叫“约翰”的特别多。这帮“约翰”们回国后命运都不济。毛泽东请苏联军官尝尝延安的红辣椒，并尽情发挥他那关于辣椒与革命的“理论”。
延安向记者团敞开大门
延安的３月，乍暖还寒。延河水早已解冻，岸边稀疏的杨柳初露嫩芽。
１９４４年２月底，周恩来接到有关中外记者团２１人要来延安采访的电报，怕路遇不测，立即致电重庆的董必武，请他安排龚澎和龙飞虎（时任重庆八办交通科科长）陪送记者团来延安，以便沿途照料和指定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
果然，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西安一带国民党机关连日动员布置特务伪装成各种人物，准备沿途包围即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记者参观团，向外国记者制造种种伪证，以诬蔑中共。
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着急，连日打电报给董必武，对特务们的诬蔑之词要有思想准备，并随时予以揭露。
在等待记者团到来之际，毛泽东忽然想到远方的儿子──岸英和岸青。外国记者在中国随时都有危险，身处异国他乡的岸英兄弟如何了呢？毛泽东是个想到就要实行的人，他马上把孙平找来，对他说，“开开你的电台，替我发个电报到莫斯科，给我的儿子岸英。”
孙平调试好电台，问毛泽东：“说什么呢？”
毛泽东平日那一双灼灼逼人的目光一下变柔和了，凝视着烟头上的火光，说：
“你告诉他，他的所有来信都接到了，并且对他学习得好感到非常高兴。”
毛泽东说到“高兴”二字，自己也被感染得高兴起来。
毛岸英的小名叫永福，到苏联后取名为塞尔盖伊，爱称谢廖沙，他的弟弟岸青叫永寿，苏联名字为亚历山大。他们在母亲杨开慧被捕后，为免遭敌人杀害，由党组织送到上海，后托人将他们带到法国，共产国际派康生到马赛将他俩接到莫斯科。
１９３７年之后，他们被送进莫尼诺儿童院。在这里的中国孩子有四十多个。最大的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以及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林莉等，“七七事变”后，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以及许多革命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相继从国内来到苏联学习。岸英寄给他爸爸的信都是用俄文写的，每次都得让师哲翻译。毛泽东颇感奇怪：“他为何不用中文写信？”师哲只好解释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毛泽东要他的儿子向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向在苏学习的其他中国孩子转达他的真挚的问候。他要他的儿子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他身体很好。毛泽东对他的儿子谈到了中日战争情况，说战争正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但是，中国人民不会被打败的，因为他们顽强、坚毅、勇敢。全国的共产党员已达９０万人，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力量。其中在国民党控制区工作的，不下１０万人，其余８０万人则在前线抗击日本法西斯。
毛泽东要岸英在见到曼尼里斯基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时，务必转告他对他们的问候。并称：曼尼里斯基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援助了，并继续援助着中国革命。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能在苏联各学校受到教育和培养，都要归功于他们。
直到６月９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２１人才来到延安。
这２１人中，有外国记者６人：美联社的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英国《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莫里伊·武道；塔斯社的普罗岑柯；美国天主教《信号》
杂志的科马克·沙纳汉神父。
中国记者９名：《大公报》的孔昭恺；《中央日报》的张文伯；《扫荡报》的谢爽秋；《国民公报》的周本渊；《时事新报》的赵炳；《新民报》的赵超构；《商务日报》的金东平；中央社的徐兆镛和杨嘉勇。还有领队及随员６人。
他们是５月１７日从重庆乘飞机抵宝鸡，按蒋介石的钦令先要访问非共产党区，先坐火车去了西安，再到王震的三五九旅，６月９日才到延安。在他们抵达之前，周恩来已指导中央交际处对接待记者团的方针、日程、衣食住行等，一一做了周到的安排。当日下午，叶剑英参谋长设宴为他们洗尘。１０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记者团，举行了音乐晚会。当时正值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捷报传来，各国记者兴高采烈，纷纷即兴演说。爱泼斯坦说的话后来出现在许多报纸上。他说：
“在同盟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的眼睛。”
礼堂里掌声雷动，每一个记者都欢呼这句话。爱泼斯坦继续说：
“延安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一个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性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掌声依旧，可神情各异，有的记者已经记下这句话，又用笔划去了……
１２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礼堂的客厅接见了记者团。他欢迎记者团的到来，祝贺第二战场的开辟，并回答了记者们对国内外形势的提问。会后，斯坦因首先提出要单独与毛泽东谈谈，毛泽东欣然允诺。但记者团领队邓友德坚决不同意。斯坦因不买账，邓友德也无奈，其他许多中外记者见势也挤了过来，纷纷要约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交谈。
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普在孙平的帮助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向他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干部培养等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普有头脑，有见地，继续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政治路线，战略意图；向他说明，即使抗战胜利结束也并非意味着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已达到。
普罗岑柯突然意识到什么，眼睛一亮，将身体更近地靠过来。
但毛泽东不再说话。
７月上旬，中外记者都提出要去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访问。领队谢宝樵、邓友德害怕因此而扩大中共军队的影响，竭力阻止，但部分外国记者仍坚持要去。于是谢、邓采取分裂记者团办法，决定将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坚持反共立场的沙纳汉神父，也表示不愿再采访了。７月６日和１１日，他们分别向周恩来、朱德辞行，于１２日离开延安。大部分外国记者在８月底才走，并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前线……
毛泽东、周恩来与谢伟思长谈
７月２２日，由包瑞德率领的７名美国军官，以“迪克西”观察团第一批成员的名义到达延安。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安然无恙。这反而使机场热闹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来迎接的叶剑英十分高兴：
“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很丢面子。”
周恩来和杨尚昆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对新中国民主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应把这看做是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正式展开，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延安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改写，加进了许多重要内容：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
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住宿都安排妥当，过了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饭菜也算丰盛。周恩来向包瑞德举起一杯边区的土造酒：“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飞机就是英雄。来来，听说你把张发奎都给灌醉了，我看看你的酒量。”
包瑞德急忙摆手，对周恩来的才华和酒量他都早有耳闻，不敢造次。至于“灌倒张发奎”一节则事出有因：那还是战争初期，他在桂林出席了一位美国将军为张发奎举行的宴会。张发奎有传奇的酒量，他常以显示自己的酒量把同桌灌醉为乐。
忠心耿耿、尽可能保护自己上级军官的包瑞德上校，这天晚上首先用大酒杯向张发奎劝酒。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开始摇晃。他鼓起最后的神智反攻，轻轻敲了几下酒杯请大家注意，要求在座的中国军官每人用大杯分别向美国将军敬酒。包瑞德在这个致命指示还没有执行之前，站起来滔滔不绝说了一连串中国成语，转移了目标，巧妙地扭转了局面。从此，包瑞德的这一招成为社交场合令人羡慕的一手。
但今天不行，周恩来已约请他在饭后交谈，叶剑英、谢伟思也参加。
１９４４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右三）在延安接见美军观察组，介绍敌后战场情况。
包瑞德特别欣赏叶剑英的风度，他总是麻利地进来出去。说话过程中，他可能偏爱自己的军队，但总的来说，介绍是客观的。后来，他听说史迪威将军可能来延安，和包瑞德单独谈了很长一个晚上。
谢伟思则更喜欢和周恩来交谈。他觉得同周恩来谈话，每次都是思想智慧的交锋，愉快得很。周恩来文雅、和蔼、机警而不紧张，不会使你提心吊胆，他幽默而不挖苦人或说话带刺，他能非常迅速地领会你的意图，但从来不在你表达遇到困难时显出不耐烦，“他自己思想敏捷而不耍花招，他言行如行云流水而从不夸夸其谈。
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设法寻找共同的见解。”
这就是周恩来。
那年１月，美国对华政策还没有决定之前，周恩来意识到问题关系重大，他曾对谢伟思说，他准备到华盛顿去，以便同罗斯福总统举行讨论，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取可靠消息，看看到底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美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可后来的赫尔利大使阻挠这个意图。
谢伟思问起周恩来，最近的国共谈判有何进展。
周恩来接过邓颖超送过来的茶，放在小桌上，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后说道：
“国民党是利用谈判来捞宣传上的好处，主要是为做给美国舆论看；国民党是希望战争结束时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这样下去，它会不断地衰落。”
“对此您可有高见？”谢伟思继续问道。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要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
周恩来还就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的战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同谢伟思交换了意见。谢伟思有一阵长久的沉默，想得很多。——战后，华盛顿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垮台了，谢伟思和其他几个“约翰”们——有远见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亲中共”罪名革职查办，吃了多年的官司。３０年后，谢伟思才能以平静的心情来回首当年：
“历史捉弄了我们。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策制定人没有领会周恩来和毛泽东向我们提供的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此外，周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可能认为从在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的级别太低，同华盛顿的政策中心也距离太远——至少是在美国新派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到任之后不久就同蒋介石取得了默契时是如此。”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陈毅、黄华等也都来走动，有时纵谈抗战形势，有时穿上本地人服装，挎上卡宾枪去黄土高原上猎获野味，有时在延安梨园里举行舞会。这给了包瑞德很深的印象：“周恩来和林彪舞步轻盈，毛泽东跳的曳步舞独具特色。无论哪位姑娘请他，他都跳，而且在夯实的地面上转起圈来相当灵活。”
但最长的谈话要数毛泽东与谢伟思了，长达八个小时。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主要谈国共关系。周恩来则阐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其实你们美国对我们也是有支持的，比如你。”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他换了一支烟，冷不丁地指着谢伟思发笑。谢伟思摸不着头脑。
“我们乔老爷的血管里还流着你美国人的血哩。”
谢伟思这才恍然明白，毛泽东所谓支持是何意。去年，在重庆的乔冠华患了急病，急需输血，当时一般中国人并不了解输血，以为这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给了别人。谢伟思从乔冠华的夫人龚澎那里知道乔所处的险境后，便自愿献血。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可惜呀，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抗敌前线，还缺少你们美国的血液。”毛泽东在不知不觉中转入正题：“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能指望它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内乱。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接受国民党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是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威胁。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
谢伟思希望毛泽东谈谈中美关系。
毛泽东扇走眼前的烟雾，说：“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问题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国民党对美国只能是唯命是从。你说呢？”
“我不是官方权威人士，我的回答仅是我的个人看法，丝毫不代表官方意图。”
谢伟思说，“美国在华利益有长期性和特殊性。在我们国内，不存在因战争造成的重建家园的问题，相反，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战略，要求我们寻求对外贸易和投资。
所以我们希望一切国家建立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