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于延安
“共产党实在不好对付。”回到重庆的赫尔利来到蒋介石官邸，对蒋氏夫妇说。
“好在这一次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花了三天工夫，同毛泽东达成五点协议。”
宋美龄直言快语：“我记得你去延安之前说过，你的任务是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怎么又订起协议来了呢？”
蒋介石也忐忑，急于想知道协议的内容。当赫尔利边念边解释完前二条“大帽子”时，蒋介石还平静，一听到“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时，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反问赫尔利：“你同延安订的这五条未免太宽了！”
赫尔利首次尝到史迪威遭遇的“厉害”，他苦笑道：“你认为太宽了，延安还嫌它不公平呢。周恩来同我一道回来了，你可以和他再谈谈吧。”
“不谈！要谈，只有一条，中共把军队交出来！”
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周恩来判定，并电告毛泽东：“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最后关键恐在华盛顿。”
果然，电报刚一发走，赫尔利就找上门来，拿着蒋介石的三条反建议，要点是：
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周恩来看完后，问道：“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
赫尔利一耸肩，两手一摊：“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于国民党方面建议要我们参加军委会做委员这件事，”周恩来说，“我有两个意见：军委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祥和李济深就是例子。而且我自己做过政治部的副部长，知道得很清楚，此其一。其次只要共产党参加军委会而不参加政府，你知道，蒋委员长一切以命令行事，因而我们仍不能参加决策。”
赫尔利上唇的白胡子翘起来：“蒋介石告诉我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建议上。再说，你们参加政府，并不等于没有实权，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能够控制议会。”
周恩来微叹道：“赫尔利先生，你是外国人，你不清楚蒋介石的做法。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么多年里，上他的大当还少吗？你想，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之前，就要我们交出军队，如此我们将连性命也难保！”
赫尔利默然。
“既然你们已经背弃了延安签过的协定，我准备即刻返回延安。”
“你走前还是见一见王世杰和张治中吧。”
“可以。”
一见面，王世杰就试探地问：“请毛先生和蒋先生见面的事，据周先生的观察如何？”
“这个问题很简单，”周恩来回答，“毛泽东同志很愿意出来。他已经向赫尔利将军说过。但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民主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赫尔利无功而返周恩来正要起程，飞机驾驶员突然病了，延安的大雪也没有融化，飞机难以起飞，他得在重庆再待几天。赫尔利同蒋介石商量后，又约周恩来再谈一次。
赫尔利还是希望中共参加军委会，至少是“先插进一只脚来”。
周恩来把自己的例子讲给他听：“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会议，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我们美国有句话，叫要舍身救火。现在一把火烧起来了，你们得救。”
“不错，火应当救。但是要两只手能动，才能救火。现在请我们来做客，也只能坐在旁边看火。”
赫尔利想从另一方面劝说：“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之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
周恩来说：“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
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也要拒绝的！”
赫尔利回头又想去说服蒋介石。蒋介石更“凶”，脚咚咚地蹬地，手叭叭地拍桌子：“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不谈了，什么也不谈了！”
周恩来走了。赫尔利望着起飞的飞机，突然同情起史迪威：“呵，尖酸的乔，”
他喊着史迪威的诨号，“原来中国人是这样难对付的！”
赫尔利调停失败，一下病了十几天，蒋介石亲自携带着鲜花和哈密瓜到军政部招待所看望赫尔利。两人谈起来，首先从哈密瓜谈起，逐渐又谈到对中共问题上。
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
蒋介石频频点头。赫尔利又说：“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
蒋介石说：“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赫尔利仍然希望能实现某种和解，尽管他已不再感到乐观。他很快写信给罗斯福说：“打败日本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是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内战就很可能随之爆发。”
这是赫尔利能够告诉罗斯福的最好消息了。
１１月１７日，罗斯福倒的确有好消息告诉他：总统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当天就接受了这一任命。
延安对此却相当气愤。他们本已接受了赫尔利提出的条款，现在国民党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显然，赫尔利对之表示了赞同。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了……”
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
包瑞德很吃惊。他以为毛泽东总是那样笑眯眯的，而现在却是怒气冲冲。当包瑞德回到重庆，把延安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而只是可怜的老包瑞德。但是，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赫尔利将军一下子成了赫尔利大使。作为对他这一新身份的假意恭贺，他的部下立刻奉送了他一个新的雅号：将军大使。
赫尔利一手撮合的国共谈判流产后，他离开中国，回国待了一段时间，于１９４５年年初，重新返回中国，递交了正式任命他为大使的国书。他带回了一部空调器，这在重庆还是独一无二的；还带回一辆卡迪拉克牌轿车。汽车从驼峰空运到重庆，他不得不将轿车拆成两部分。结果，这辆汽车老是散架，他不得不将就着乘坐一辆掉了一半窗子的老式汽车。
这位有洁癖的大使即使时常一路上吃了不少灰，但依然固执己见，觉得单枪匹马就能解开中国那复杂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的疙瘩。于是，他的行动常常使与他打交道的人失望。他当大使后，最先下达的一道命令就是：对蒋介石不利的任何事情都不要通过外交渠道通告华盛顿！
当时，赫尔利手下有个叫林沃尔特的政治科科长，不理赫尔利的茬，收到战场的报告后，赶紧把报告发出去了。林沃尔特争论说，要是华盛顿除了听到对国民党有利的报告外，别的什么也收不到，那会给它造成错觉。同时，他并不隐讳，就在不久前给华盛顿发去了一些使蒋介石很不高兴的情报。
他还找来一个副本，把它给大使看了。
赫尔利立即暴跳如雷地吼道：“你是说，你把这个发给他们了？”他喘了口粗气，“有人犯的错误比这轻，都被我枪毙了。”说着，他真的掏出了手枪。
林沃尔特望着钢蓝的枪口，不知里面是否装着子弹。
大使的气消了一点，把武器又装回套子里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从此时起，我说美国的政策是什么就是什么！
从此时起的两个星期内，美国国务院除了收到赫尔利大使自己的信件外，没有收到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
１９４５年１月，华盛顿告诉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将军：“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但是，就短期目标而言，蒋介石是能带来统一希望的唯一领导人。否则……便可能出现动乱。”
根据同赫尔利辩论的情况，林沃尔特自己写了一份报告。大意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给国民党的钱和武器，正由原定接受者转让给共产党，很可能是卖了高价。由于林沃尔特并不想试试大使的枪法，所以他便把报告交给了赫尔利。里面附了一张说明，要求他看一看，要是满意，就发出去。
两周过去了，赫尔利仍无回音。
后来，林沃尔特被召到大使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宋子文在读他的报告。宋子文显然很恼火。他对赫尔利说：“将军，这是没有的事。”
“你看，林沃尔特，这是没有的事。”赫尔利鹦鹉学舌地说。这个报告他一直没有发给华盛顿。
宋子文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林沃尔特问：“你的名字是怎样拼的？”
几个月后在华盛顿，林沃尔特遇到了一位他读中学时认识的中国人。“你好，你好。”这个中国人问候着，然后就大笑起来：“我听到一件有关你的天大的笑话。
哈哈，你已经上了宋子文的黑名单。”
谢伟思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难戴维斯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中旬又去了趟延安，这次去只待了两天。他是同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中校一起去的。伯德中校是为战略情报局工作的。这一次他们是替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少将前去探听共产党的虚实：看看如果美国在东北空降几千人的部队，可望延安提供什么样的支援。
包瑞德和伯德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讨论了这个计划，然后回到重庆同麦克卢将军进一步商谈，又带了一个扩大的建议再去延安。这个建议涉及二万五千名美国伞兵。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得毛泽东都很吃惊，连连咂嘴，似真似假地说：“二万五千名……这是要和我们当年的长征媲美呀！这件事关系重大，看来只有我和恩来同志亲自去一趟美国，和罗斯福总统当面谈才会有结果，可惜我们两人至今没有得到邀请，不请自去，怕不合适吧？”
但是，当包瑞德说此计划已经得到美国驻中国最高官员的批准时，赫尔利大使却说他压根不知。大使感到，他又一次被人绕过了。此怠慢之举，自然轮到包瑞德代人受过了。
此事发生之前，魏德迈已向陆军部建议，提升包瑞德为准将。这一提升是包氏渴望已久的。宋子文向赫尔利抱怨这两名美国军官背着大使在延安干的事情之后，赫尔利设法使包瑞德的晋升搁浅了。
注定一辈子只能当校官的包瑞德被流放到了昆明，他的“迪克西”使团团长的职务被耶顿上校接替了。这位耶顿上校很合赫尔利和魏德迈的口味。他在莫斯科当武官时，获得了坚决反共派的美名。
在这前后，戴维斯调到莫斯科。赫尔利指责“戴维斯是共产分子，没有按照本国指示来支持中国的国民党人”。尤其是对戴维斯最近写的一份备忘录感到恼怒。
这是未经大使同意，由林沃尔特发给华盛顿的，里面写道：“蒋委员长和中共的谈判失败了……现在是我们要明白地告诉蒋介石，我们将同最能对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无论哪一方的中国军队合作，并且有权向他们提供援助。”
回到华盛顿的谢伟思指望自己能被派到莫斯科去，但是戴维斯已经去了。魏德迈要他仍回中国。谢伟思犹犹豫豫不敢从命，赫尔利的态度使他忧虑。魏德迈安慰他，可以只为军队工作，而不是为使馆工作。
谢伟思回到重庆不到两天，赫尔利便召见他，对他说，要是他只是准确地报告情况，那便罢了；他要是想做什么手脚来妨碍赫尔利，那么，大使就叫他倒霉。
于是，谢伟思又一次到了延安。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美国观察员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到他们的住处，和谢伟思聊天，感到十分吃惊。
一到延安，谢伟思发现，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硬了。
原因是他们对蒋介石一周前发表的有关共产党人的“顽固”讲话不满。谢伟思向重庆汇报说：“共产党人认为，委员长３月１日的讲话实质上是一种宣战。”
３月１３日，毛泽东邀谢伟思又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表示，美国政府的一贯举棋不定、出尔反尔，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仍然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
毛泽东不曾料到，当时是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了。
赫尔利断定，谢伟思去延安的目的，是把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的有关秘密计划交给共产党。返回华盛顿的赫尔利大动肝火，气急败坏，尽管文森特（即范宣德）再三劝解，赫尔利还是命令谢伟思立即离开延安返回美国。
４月１日，他最后一次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郑重表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政策，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支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继续愿意以能做到的方式进行合作。“凡是我们能做到的，诸如情报、气象报告或营救空军人员，中共都看做是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它有助于盟军的作战，能加速日本的战败。要是美军在中共管辖区内登陆或开进中共管辖区，你们会看到，那里的军队和人民已彻底组织起来，并渴望同敌人决一死战……”
三天之后，谢伟思离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步出窑洞，恋恋相送，远远招手。
４月１２日，即罗斯福逝世的那天，他回到了华盛顿。６月的一天，他突然被联邦调查局以“国际共产党间谍罪”逮捕，该局的特工人员搜查了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特工们认为，他手头保存着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材料，这本身就说明他居心叵测。这６名所谓共产党间谍的被捕，一时间使得右翼报纸甚嚣尘上。他们说那些“被盗的文件”使美国转向亲毛反蒋，而偷窃文件的主角就是谢伟思，也就是“国务院派往驻华使馆的主要顾问”等等。
在重庆，国民党报纸对谢伟思的被捕拍手称快。
但在延安，反应就截然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想到谢伟思的被召回会导致这样的结局。６月２５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人们普遍认为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中把谢伟思的被捕称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赫尔利之流”这种愤怒的叫法。毛泽东的一位主要传记作者后来说：“通篇社论的调子都是尖刻的，几乎是咄咄逼人。它在结尾部分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美国当局居然支持中国反动派，中国人民是会给他们以应有的教训的。”
谢伟思是在８月１０日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的，这次不像他被捕时那样轰动，因为恰好美国这时在长崎扔了原子弹。８月１４日，他被召去参加驻外人员委员会的会议。第二天，该委员会发给了他健康证书，恢复了他的工作。国务院表示，他将被派到欧洲去担任职务。但后来考虑到，中国的国民党人会把这种安排解释成：他们所不欢迎的人将被赶出亚洲。因此，在９月日本投降不久，谢伟思被派到了东京外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