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４时，林九治郎和荣臻先后到达，开始有关“中村事件”的会谈。因事极秘密，林会说中国话，就没有带译员。会谈还没有开始，双方都绷着脸，甚至连一般外交礼节都免了，屋内只有荣、林和李。林九治郎嘴角朝下一撇，首先发问：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严重关头，参谋长如何答复？”
荣臻一转身将中村的间谍罪证拿出来，有中村在兴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和其他文件，让林九治郎看：“林领事你看看，这些东西让我没法办，你们没有向交涉署照会，没有我们的护照，我们不能负保护之责。”
林九治郎不情愿地：“参谋长，现在经过这么多次会谈，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啥！”他看这些物证时，精神很紧张，一会儿脑门就沁出一层汗珠，急得掏手帕紧擦。他的情绪稍一平静，眼里便露出凶光，对荣臻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
荣臻脸上现出一丝冷笑：“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你们没有护照，擅入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
一边的李济川急了，额头渗出许多汗珠，看这架式势必要僵，“呼”地站起来说：“参谋长，我是副官处副处长，本没有参与军事外交大事的权力，不过我有传达任务，请参谋长按辅帅指示办事。否则，我担负不起责任。”
林九治郎用手帕擦汗，瞅了李济川一眼，张大嘴巴吃力地呼吸着。
荣臻突然站起来，横眉侧目地吼道：“我不能做亡国史的头一页！”
李济川接上一句：“亡国史头一页不是你做的，谁说了谁负责。”
这句话让林九治郎领悟到中方的态度，一下回复到原先的冷酷，马上一跃而起说：“这件事情不能办了，我回去了。”并用威胁的口吻说：“中日友好关系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说完转身而出。荣臻送出二门，李济川送到大门外。
林九治郎走后不久，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到，问林九治郎来怎么谈的。荣臻摇摇头：“没有结果。”李济川告诉臧式毅，荣参谋长没有按辅帅的意思去办。荣臻叹气：“这事我算办不好了。”臧式毅说：“赶紧找王明宇（外交特派员）来。”
一会儿，王明宇手执文明棍，若无其事笑哈哈地进来。荣臻不满地瞅了他一眼：
“明宇，你怎么才到？”
王明宇两手搭在一起，靠在文明棍上，说：“我去南站大和旅馆，本想面见本庄繁（关东军司令）谈谈，未遇。土肥原（特务机关长）对我说，本庄司令有事去大连，你们对‘中村事件’怎么办呢？能办就办，不能再推了！”
臧式毅顿足对王明宇说：“你赶快去日本领事馆找林九治郎，对他说，有关‘中村事件’的任何赔偿道歉，我们都先担过来。至于讨价还价，明天辅帅回来再合计。”
至夜间林九治郎返回重新谈判时，提出四项条件：一、道歉；二、处罚责任者；三、赔偿一切损失；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在每项条件里，林九治郎都附有一个解释，如：第一条，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第二条，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第三条，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佐按阵亡抚恤之。第四条，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林九治郎在下午离开谈判桌时说了一句：“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现在，荣臻看完林九治郎的四项条款，目光冷峻地刺了一眼林九治郎，说了同样一句话：
“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这天夜里１０点刚过，喧闹一天的沈阳刚刚静寂下来，突然在城北上空，从南满铁路方向掠过一道细微的闪光，响起了一声不太强烈的爆炸声。但它震撼了沈阳全城，也震醒了刚刚入睡的官兵。爆炸地点是在沈阳北门外约一公里半的柳条湖附近，和三年前炸死张作霖的现场只隔着几公里。
然而，虽则是小小的爆炸，却炸开了日本关东军入侵的妄念。他们自己下手爆破南满铁路，是为开启侵占中国东北的战端而制造借口。此后，使中国卷入绵亘１４年战火的抗日战争，就从这里开始。
９月１８日晚上，病始痊愈仍很羸弱的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演出《宇宙锋》。戏演到１１点前后，张学良的包厢里，一会儿跑上一个副官，在张学良耳边说了几句话，张学良一扬手，副官就走了。一会儿又跑来一个，一连三四次，张学良就悄悄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
张学良的包厢一空，剧场里便开始嗡嗡嘤嘤，有知道消息的，便拢着声耳语道：
“伙计，坏啦，奉天炮响啦！”
荣臻向张学良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１０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湖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
的指示，不予抵抗。”（蒋介石于８月１６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告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张学良命令荣臻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再也呼叫不通。１９日午夜１时，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相同。当秘书处将此电报送到协和医院时，张学良正在召集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张学良在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他说完，各将领都不再说话，于是连夜将荣臻电报内容电告南京政府。
张学良在沙发上卧了一小会儿就起身，一大早把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罗文干、汪荣宝、王树翰等东北外交委员会的委员请来，咨询东北外交对策。与会的东北军将领都疲惫不堪。张学良坐在桌子的顶头，简要地说明东北情况，他说他们从１点钟开始讨论，事情非常严重，现在要听听各位外交专家的意见。
顾维钧咂了一下嘴：“我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对当前应采取的行动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驻旅顺总督，此人可能是儿玉，并且也可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
由日本刚刚返回沈阳，９月１１日又从沈阳来到北平的汤尔和说：“根据我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币原外相曾亲自和我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下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张学良和其余人都赞成顾维钧的第一个建议。至于第二个建议，开始少帅不语，过了一会才说：“我看没有啥用。”
顾维钧坚持：“当然它不会立即产生结果，多少总会起点作用。”有几个随声附和，催少帅快办。
张学良仍然摇头：“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派遣。”
“我知道一个东北人，他精通日语，叫陶先生。”顾维钧热情不减。
“那是没用的。他根本见不到总督，总督也不会愿意见他。”少帅坚持这样说，顾维钧不好再提。
顾维钧回到家时，刚跨进院子，就听到门口说话声，回头一看，是一同开会的王树翰和刘哲跟来了。他们站在院子里就说开了：“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第二个建议，你再去对少帅说说。”
顾维钧为难：“你们提比我提好，我毕竟是客人，你们直接参与了这件事情，又是少帅的亲信。”
“远方的和尚念经灵啊，我们求你再去一次，你不知道，你离开后我们一再力劝都未成。我们相信这个主意能行。”
“这样吧，我不单独去，要去，你们下午和我一起去，我愿意再劝一次少帅。”
顾维钧下午如约又去，劝说仍未成功。少帅似乎已经感到派个人去也没什么坏处，但仍以找不到合适人选而拒绝。顾维钧有些急了：“稍加访求就能找到嘛。特别是这是个秘密使命而非公开任务，只是去观察和探听一下日本军事当局到底打算走多远，也好作为我们决定行动的基础嘛。”
过了两天，张学良召集上述要人再议。他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这次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东北外交问题。２３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大局。”
９月２４日晚８时，来到北平的荣臻和关玉衡，到顺承王府官邸，晋谒张学良。
张学良望着关玉衡，咧嘴笑了一下：“你还跑出来了！”
关玉衡答道：“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他想向张学良报告经过，张学良手一扬：“不谈了。”
“对不起您，误了大事！”
“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张学良淡淡一笑，“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又说：“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转脸对何副官长说：“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２００元。”说完，又前往南京政府外交部打电话。
这一年张学良刚刚３０岁。
当他９０岁时，他承认他当年对日本的判断是错了：“我当时是站在日本的立场考虑的。首先，日本军人这样做显然违反了国际条约，会引起国际问题。所以，这样的军事行动不会成功。我想，这样的做法对它本身也不利，所以它不会使事态扩大。刚才说过，连币原或是西园寺这些日本的领袖和元老也说“九一八事变”等于日本吞下了一颗炸弹。这些元老、重臣和我的意见差不多是一样的，这并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主观判断。用不着搞“九一八事变”那样粗暴的行动，当时东北的权益差不多都在日本人手中。挑起了那样的战争，日本人把自己都给糟蹋了……”
蒋介石认为“剿共”比什么都重要
外交部已经接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急电，说“日军突然向我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发起进攻，我军寡不敌众，北大营已被敌人占领，王已阵亡”等不确切的消息。但一纸电文，已使外交部上下震惊。
当外交部向正在日内瓦国联开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电报时，亚洲司科员宿梦公一看电稿傻了眼：电文把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改成“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的词句。此电稿出自亚洲司一等科员白德俊手笔。可宿梦公将其归档时，反复阅读，越想越诧异：臧电明明说日军向我发动进攻，怎么能说成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呢？一方向另一方进攻与双方发生冲突，其含义不同，明眼人一看便知，怎么能混为一谈？电稿虽是白某所拟，而电文内容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一个小小的科员岂敢擅专？尤其是如此重大的内容。那么外交部长王正廷究竟用意何在？莫非是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宿梦公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力量“剿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攘外必须安内”。他认为消灭“共军”比什么都重要。何况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蒋正可借此削弱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完全服从他。张学良从此也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群情激昂，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向行人演讲。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图为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蒋介石写的训示。
南京外交部照例每周一举行一次纪念周，全体职员参加。纪念周的程序，首先由主持人（多半是部长或次长）默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由部长或次长，有时指定地区的司长作有关国内外形势或业务报告。
这次是“九一八”之后的第一个纪念周，因此，由部长王正廷亲自主持。这一天，王正廷精心拾掇了一番：全身的穿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头发梳得锃亮，乌黑的皮鞋，一身笔挺的浅灰色中山服，裤线笔直。不过他走到台前时，一反以往满面笑容的常态，而是满脸愁云，一副沉郁凄楚的神色，讲话的声音也低沉下来。
王的讲话大意是，这次事变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国是一个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强国，日本帝国主义焉敢大举进攻一个主权国家？接着他讲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历史，最后说，群众只是感情用事，而不了解国家实力，瞎哄一气有何用处？言语之间，显然是说，只有当政的人才了解国家的实力，感情用事无济于事，甚至会招来亡国之祸。因此必须理智地对待一切……
这几句简直是往火药桶里扔了颗火星，民众的情绪要爆炸了！纪念周不久，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汇合外地来京请愿学生不下数千人，每人手持标语小旗，队伍前面打着校旗，最前面由学生拥着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喊着口号，浩浩荡荡走过鼓楼大街，直奔外交部请愿。
当时外交部的办公楼是两幢旧式楼房，部、次长的办公室在北楼，南楼上下是地区司办公室。学生队伍闯进外交部后，直奔两幢楼房。一进南楼，职工们都感到惊慌。学生们对他们说，不要怕，与你们无关，我们要找王正廷算账。不多时只听得北楼人声嘈杂，打砸之声不绝于耳。南楼的职工们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个个惶恐不安。宿梦公掌管九一八事件的档案，怕出事，就跑到代理司长徐谟那里请示如何办理。徐是苏州人，天生胆小，此刻更是全身“筛糠”，不知所措。宿梦公就拉他到马路上暂避。刚走到后门，就见两个人——一个工友、一个秘书，架着满头血污的王正廷正狼狈不堪地走出后门，乘上已经停在那里的部长专用车，急驰而去。
宿梦公和徐谟都清楚地看见了王，王当然也看见他们，但双方都缩回目光，装作没看见。
学生队伍在捣毁部长办公室并打伤了王正廷后，边喊口号“打倒卖国贼”，边整队离开外交部。
事后，据在南楼办公的职工说，当部分学生闯进南楼时，见楼下客厅里坐着一人，误以为是外国使节。其实此人是政务次长李锦纶，因被误认才得以幸免。学生们到北楼未进客厅，直奔楼上。上楼后，撞进王正廷的办公室，见王正在办公，一齐大喊“打倒卖国贼”，并用手中的标语小旗向王打去，最后有人将王办公桌上放着的一盆花向王头上砸去，王的头部当即开花，血流不止。
王正廷引咎辞职后，南京政府特任在日内瓦开会的施肇基为外交部长。施以工作需要并未回国就任。在此过渡时期，外交部的一切重要部务，临时多由宋子文决定。因此亚洲司长徐谟会每日一次或多次去北极阁宋公馆汇报或开会。为时不久，宋子文也感难于应付，便决定由顾维钧代理外长。
因为施肇基在外交界的资历比顾高，人又极为精明，肯定会在适当时机回任，而且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时与施肇基、王正廷都有过芥蒂，所以顾维钧执意不从。
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促其就职，一再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爱国公民，在国家极端需要时为国效劳乃是神圣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