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赫尔曼·科恩所说，人们在陌生人身上发现了人。在对陌生人的爱中，自恋的爱已经消失，这就意味着要爱那些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于我们的人，而且并不因为他们与我们类似，就爱他们。当《新约全书》说“要爱你的敌人的时候”，是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如果陌生人对你来说完全变成了人，那么也就不再有敌人了，因为你也真正地变成了人。如果自恋被克服，“如果我也是你”，那么，对陌生人和敌人的爱也是可能的。
与盲目崇拜的对立，同时也是与自恋的对立。在盲目崇拜中，人的部分官能被绝对化，而且成为崇拜的偶像。然后，人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崇拜自己。人在这种崇拜中，偶像变成了他的自恋情感的对象。相反，上帝的观念是对自恋的否定，因为只有上帝而不是人才是全知全能的。但是由于一个确定的和无法描述的上帝概念，是对自身的偶像崇拜和自恋的否定，那么不久，上帝便取而代之再度变成了一种偶像。人按照一种自恋的形式把自己和上帝等同了起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与上帝概念的原始作用发生了矛盾，宗教也就变成了群体自恋的表现。
人只有从自恋中完全摆脱出来，才是真正成熟了。心理学的理论如此表述人的精神发展目标，与人类的伟大精神领袖们在“宗教——精神”的理论中所表述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各自使用的概念不同罢了，其实质和感受是相同的。
弗洛姆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人的智力发展的不平衡为特点，这种不平衡，导致了最有破坏性的军备的发展和它的精神易动感情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人仍然停留在具有全部病理学症状的显著的自恋状态之中。人们做些什么才能避免这种矛盾冲突所引起的大灾难呢？人可能不顾宗教的训诫，在预见未来方面跨出一步吗？难道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人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恋而绝不能克服自己的“自恋核”吗？在人可能成为完整的人之前，自恋的癫狂有可能不破坏人类吗？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人们只能探讨使人避免灾难的最理想的可能性是什么。
人们一般做什么事情，似乎都从最容易的方面入手。即使每个人都不减少他的自恋的能量，自恋的对象也可以改变。如果群体自恋以人类为对象，而不是以国家、民族或政治制度为对象，那么人类得到的就会更多。如果个人首先把自己作为世界的公民来对待，如果他能够为人类以及人类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那么，他的自恋就会转变到以整个人类为对象，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再互相勾心斗角。如果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强调整个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不强调某一个别国家的成就，那么，人类便能够做出更令人信服和激动人心的伟业，为人类自己的伟大创造而自豪。如果像那位希腊诗人在悲剧《安提戈涅》中所说，“没有什么比人更美好”的情感能够变成所有人的体验，那么，人类一定能大大地前进伟大的一步。
3.让权威见鬼去吧
弗洛姆曾对希特勒其人及现代人的性格进行了如下分析。
希特勒究竟是什么人？某人是或以前是什么人的问题，按所涉及到的人格而引起我们不同程度的兴趣。我们同样可以向任何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谁？我是谁？这些问题有无最终答案？这种提问对于任何他人也跟对于希特勒一样难回答。因为每个人都充满动机、冲动和矛盾。
如果我们读读他的传记，我们或许可以确切地说，从童年起，他就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对伟大的幻想使他脱离现实，确实也使他不能适应于现实。但在《我的奋斗》中他说与父亲冲突是因为他想当艺术家，而父亲想让他当公务员，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冲突。
想当艺术家，对希特勒及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是意味着摆脱所有的责任，一味地自由追求自我的幻想。希特勒成为一名公务员，这对他父亲来说似乎并非要紧，尽管他父亲做出这种选择很自然，因为他本人就是公务员。他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儿子没有责任感和纪律感，他不去寻找生活中积极的方面，无所事事，不愿把自己的生活引向某种目标。
因此，像许多自恋者一样，希特勒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失望。随着他的伟大幻想越来越膨胀，这些幻想与他实际成就的鸿沟也越来越宽。由此滋生出不满、愤怒、憎恨、甚至更大的妄想。在现实中达到的越少，他对幻想的迷恋就越多。在他的早年就很明显。希特勒来到维也纳，在艺术学校学习没有合格，又决定改学建筑。但为取得学习建筑的资格，他不得不再学一年。
他没能力而且也不想这么做。他没向任何人，包括最好的朋友讲过艺术考试不及格的事。他在维也纳大街上东游西逛，草草画上几笔庄严建筑的外观图。他以为这样就能成为建筑师。最后他成了一个小商人，或者说成了商业艺术家。他制作绘图原版的复制本，他从没有或几乎没有以自然为本作过画。他卖掉这些复制品，挣得微薄收入。
在他自己宏大理想的面前，他完全是个失败者，一直到战争来临。在战争中他“觉醒”了。现在他可以与德国同心起来，他不必再独立地制作什么。他实际上是个勇敢的可以信赖的土兵。但军官们不久就抱怨说他太能奉承上司。这是他根深蒂固的决不会失去的性格。甚至后来，当他上台并处于一种可以让任何人舔自己靴子的地位时也如此。那时，无人在他之上，除了“命运”、“自然规律”和“天道”能令他卑躬屈膝。
这是他人格的一面。另一面是他极端的自恋主义。什么是自恋主义？这是我们都能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在别人身上容易看到，但在自己身上很难发现。自恋者认为只有直接影响他的事情才是真实的，重要的。自己的观点、身体、财产、想法和感觉——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几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病理学的案例中，自恋主义极端到个人甚至于无法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希特勒一生中一直是自恋的。除对自己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母亲或朋友，他兴趣索然，几乎没有感情。确实，他没有朋友，完全孤立地生活着，他只关心自己，自己的计划、权力和意志。
也许，希特勒最重要的性格特质就是嗜死性，即对死的东西、毁灭和非生命东西的爱。嗜死性是复杂的论题，在此我不能深究。但也许我可以充分指出它涉及到什么。有些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热爱生活。也有另一些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憎恨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很容易识别。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充满生活之爱的人更有吸引力，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这些人不仅仅爱物爱人，而且更爱生活。但也有人不热爱生活而更倾向于憎恨生活，他们被无生命，最终被死亡所吸引。
但是，希特勒的嗜死性没有引起比实际上更应该受到的强烈的抵抗、反感和憎恨，这是怎么可能的？这种否定反应的缺乏，是否暗示在大众中嗜死性是普遍的，至少以某种隐而不见的形式存在？在希特勒和那些追随他、赞同并顺从他的人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某种相互的结合，甚至是合作。
可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首先，在希特勒的性格和他狂热盲信追随者的性格中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我们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待这些人，我们会发现大多数非常狂热的纳粹分子来自小资产阶级阶层，即来自一个没有希望、充满愤恨、自己是施虐——受虐狂的阶层。
这种类型被诙谐地描述为“自行车者的性格”，因为这种人对那些在他之上的人行九十度大弯腰，而对那些在他之下的人却用脚踢。这些人在生活之余找不到值得爱和感兴趣的东西，因此他们把能量用在博取超越别人的权力上，甚至用到自我毁灭上。
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个演员，他的演技很好，以致他能使人相信他的目的是拯救德国并使之富强。他表演得如此之妙，几百万人竟完全忘记了事实而相信了他。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能把人的轻信变为有利条件。可称之为神授能力，催眠术，或煽动，或其它什么。他看来施展着一种使人们渴望顺从他的力量。
希特勒是那种需要公众支持，才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领导者。他不是那种没有人欢呼和帮助也能提出和宣传思想的人。他需要称赞，需要他人的热情而使自己更坚定。他的力量感来自听众的反应。
这从一开始，在那个最初的21人的小圈子里就很清楚。那21人最先在慕尼黑组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像所有自恋者一样，希特勒非常自负。在他看来，他讲的每句话，似乎都包含着最伟大的智慧和真理。但在他相信自己以前必须有别人的信任。如果除自己以外，没人相信他，那么他就会濒临发病，因为他的观点不是来自合理的坚实信念。这些东西是他情绪需要的表现。它们基于他伟大和力量的感觉，但也正如我们所见，他需要那种伟大和力量的外部支持。
如果我们从他那里抽去支持和成功，剩下的就是一个濒于发疯的人。我不是说他疯了。他不疯，只是以极端的形式说明这种情况。他把上百万追随者看成自己神志正常和自己理想的现实性证人。对他而言，正是欢呼而不是思想本身的内在联系证实了他的理想的真实。希特勒对什么是真理从不感兴趣。像所有蛊惑者一样，他只对能带来欢呼的东西感兴趣，因为欢呼使事情变真。我们不要过多注意政治领导者说的什么和他们是如何说的。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面部表情、手势及整个人。
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观察到他们的性格。然后我们就能分辨出他们是嗜死狂，是我们想从心底抛弃的人，是使我们愤怒的人，是我们不想交往的人，是我们不能为友的人，因为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以保存生命、人的尊严和自由。而所有嗜死狂的精力都用来毁灭，奴役他人，贬低、统治他人。我们不要只听言词，而要善于发现讲这些话的人是谁，本性如何，性格怎样。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体罚对培养孩子是必要的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这些回答本身没告诉我们某个人过多的性格，但如果有人说：“不，这不是好事，因为这会限制孩子的自由，一个孩子应学会不害怕。”那他可被看作非独裁主义的人。如果另一个说：“是的，孩子必须学会害怕父母而能听话。”这就是独裁主义的性格。但你不能依据一个简单问题得出这样结论。
弗洛姆的调查结果是这样：答题的人中大约10％的人具有独裁主义的性格。假定在希特勒执政之前或之后不久他们就会成为顽固的纳粹分子。15％的具有反独裁主义的性格，假设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否有勇气冒生命或自由的危险是另一回事，但他们会一直属于纳粹政策或思想意识的强烈的反对者。
大多数人，75％具有混合性格，资产阶级通常就是这类人。他们既不是强烈的独裁主义者又不是反独裁主义者，而表现出两种倾向的混合。他们既不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会是抵抗战士，因为他们的性格不足以可以清楚地把他们归于哪一种。他们或许随着热情或厌恶的不同程度与大众融合。
尽管没有详细的资料告诉我们德国蓝领工人或白领工人的百分之几，如果不是表面的，至少在心里会成为纳粹分子或抵抗纳粹主义者。弗洛姆说，许多有见识的人会认为我们调查的数据相当准确地反应了现实。只有相对少数的德国工人加入抵抗队伍，而更少的人成为顽固的纳粹分子。大多数人不归任何一方。所以抵抗仍然无效。
弗洛姆深刻地指出，如果你只在希特勒胜利后10年才开始抵抗，那么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要抵抗，就必须有内在的核心，有一种信念。你必须深信自己，能有判断力地思考，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人而不只是只绵羊。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学会“生与死的艺术”需要努力、实践和耐心。正如学习其它技巧一样，我们也必须学会它。任何一个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人也会形成辨知利弊的能力——对自己及对他人是否有利、对作为一个人的他是否有利，而不是对他自己的成功，对攫取权力和物质利益是否有利的能力。
我们大脑的结构使我们能做相当独特的事情，我们能制造最理想的目标，并使情绪服务于这一目标。任何能这样做的人不仅会学会抵抗那些大专制家（如希特勒），而且还包括那些小专制家，即在日常生活中蔓延的官僚主义化和孤独的专制。这种抵抗从不像今天这样难，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结构酿成了这些小专制。
在这样的结构中，人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退化为一只齿轮，一个官僚主义电影剧本中不足挂齿的角色。他不用决策，不用承担责任。总之，他干的是官僚主义机器让他干的事。他越来越少地思考，越来越少地感觉和塑造自己的生活。他唯一思考的就是他自己利己主义的东西。
这些东西必定是这类问题，如：怎样获得成功？怎样赚大钱？怎样更健康？等等，而不问问，什么对我作为一个人是有益的？什么对我们这个城邦是有益的？在古典传统中，希腊人用思想来解决这些大问题，思想不是被当作增强控制自然的工具而是解答诸如：
生活的最好方式是什么？什么促进人类成长并能开发其最好的力量等问题的工具。
普遍的消极，不介入影响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涯的决策——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或类似运动得以产生的土壤，而我们常常是事后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