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胜利成为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进步与优越的历史观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人们盲目于民族的荣耀之上。俾斯麦的铁血统治，使德国走向统一和强大，一些国家主义者就附和着首相的意志宣称：国家是人类的最高目标，个人的最高目标就是服务于国家。人们在为世俗名利奔波中越来越快地走向堕落，悠闲的田园生活成为了历史的记载。宗教的潮水已退，科学和欲望在信仰的泥沼里跳着欢快的双人舞。人们以最粗俗、最邪恶的力量追逐着金钱和私利，文化人蜕变为文化的敌人，铁腕统治者高坐殿堂等待着人们的顶礼膜拜，试图弥补神的失缺。旧有的秩序被彻底打乱，而新的秩序还未形成。破碎的文化飘浮在天上，沉重的肉身在世俗的泥沼里浸泡着。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一场原子式的革命正把人性带到危险的边缘。当人们“陷入兽性或者僵硬的机械状态的时候，有谁来树立人的形象”？尼采在为人们寻找着人性的模式。
此时，支撑这个国家的不是一种超越的创造力，而是它那永远都无法满足的欲望。在胜利的呼唤中传统文化的精华已趋枯竭，不能再给人以希望和激情。“在现代文明荒芜的废墟上，透过音乐艺术的神奇而看到德国精神恢复活力和净化的一线希望。”两次历史大战中德意志民族所扮演的角色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当中，人被财富、机器物质化，历史则是机器主宰人类的历史。异化使人丧失了自主性，沦为机器的奴隶。尼采一生不倦地讴歌生命的强健和精神的高贵，而他之所以恼恨现代文明，正是因为生命本能的衰退和精神生活的贫乏、鄙俗。“一步步走入颓废——这是我对现代‘进步’的定义。”颓废是一种“现代衰弱症”，遍及一切思想文化领域。伦理压制本能，科学理性削弱本能，教育的基本原则是麻痹本能，一部教育史是一部麻醉品的历史。于是，现代化成了弱者的麻醉。
2.现代教育抽走了人的灵魂
在普鲁士，教育与国家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当时的普鲁士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国家控制教育，教师受到仔细的挑选和严格的训练，以便培养出既效忠国家又有文化和技术的公民。教育的目的由国家来规定，就是培养忠实于国家的公民，技术是他们服务于国家的基本手段。为了满足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鼓励开办职业学校和成人业余补习学校，以便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许多的思想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将国家的复兴与教育联系在一起。
1808年，哲学家费希特就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将普鲁士的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教育上。这不仅是知识上的教育，更为主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教育。他认为一个好的教育体系应当是国家化的体系。它能够为国家培养承担国家使命的领袖和自觉跟随领袖的民众，它应当是民主的，使每一个儿童都得到适合于其才能与接受能力的教育。
1818年身为柏林大学教授的黑格尔支持教育改革，希望通过教育改革能把普鲁士从失败中拯救出来。1829年，黑格尔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兼政府代表。他积极与政府合作，主张教育国家化，通过政府大量投资促进教育发展，而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发展又会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他希望能把柏林建成一个政治、科学和哲学中心。
此后，德国的教育在改革与保守的斗争中反复，1830年形成严格的双轨制：只有10％接受中等教育的“贵族”，成为未来社会培养的统治者和管理者；90％的人民可以接受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培养的合格劳动者。1840年后，国王威廉四世推行学校的军事化。1870年普法战争后，俾斯麦治理国家。国王威廉一世相信教育是团结国内各种力量的工具，于1872年通过《学校基本法》，企图调和国家、宗教和民众的关系。
一切的活动都与国家的建设相联系。哲学也没有例外。这种远离世俗的世界，追求精神净土的学问被现实的政治紧紧地束缚，再也没有能够腾飞的翅膀了。面对这种状况，尼采主张取消国家和大学对哲学的认可，使哲学家真正从国家和大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其惊人的力量，成为能够炸毁一切禁区的炸药。“哲学家就是一堆可怕的炸药，它危及一切。”因为“对真理的爱是一种可怕而巨大的力量”，“文化每前进一步，都将推翻整个人类追求的体系”。
国家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在现实中为教育注入了功利性的目的。教育成为国家的私心，成为个人谋取功名的工具。尼采对此深表忧虑。环顾四周，他发现到处都是文化“被滥用”、“被雇用”的丑恶现象。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失去自我是人们最大的损失。
在尼采看来，现代教育的弊病同样是扼杀本能和个性。科学的严格分工，使充当教育者的人都只有极专门极狭窄的知识。学生也只能学习到这门专业的技术，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打下基础。“我们的文化之苦于虚无，更超过它之苦于自负的一孔之见者和片断人性的过剩；我们的大学与愿相违地是这种精神本能退化的工场。”
他嘲笑德国的高等教育，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等人的教育，人数多，教时少，以实用功利为目的，满足于眼下的生存竞争，根本就不是在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相反，只是想让他们成为驯服的、满足现状的良好公民，为此他们只需掌握一般的人类文化和专门的科技知识就行了。
在利益的驱动下，教育成了实现经济目的的工具。教育、文化生活不是提高人的境界的手段，而是满足个人物质享受的手段。人们赚钱和获得功名是衡量教育的最终的标准。这样教育就成了满足尘世幸福的有力工具，“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不是提高人的生存境界的力量，而是赚钱的力量，是提高自己物质待遇、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力量。“现代教育机构的意图就在于按照每个人的天赋，促使他成为通用人才；就在于通过教育，使每个人能够从现在的认识和知识范围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和幸福。”那种试图教人孤独，教人在非功利基础上的自由的空想，都将被人抵制和仇视。
有感于古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模式，尼采主张个别式的教育，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复兴古典的方式。每个教育者只有一个或几个学生，因材施教。工厂化的现代教育成规模、成批量地进行教育，将固定的教材施于一切人。学生完全没有主动权，把生命耗费于死的学问，好像这便是他不能不服从的命运。尼采嘲讽地虚拟一次博士考试的问答：“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变成机器。用什么方法？——他必须学会厌倦自己。怎样达到这个目标？——通过义务的概念。”
教育的方法则是灌输式，“违背了一切教育的最高原则：只有饥饿者，才能予之食！”而教材又是拼凑的杂烩，使学生把青春浪费在无用的知识上。更严重的后果是，如此教育出来的现代人失去了真面目，成为颜色和碎纸片的胶合品。一旦除去教育的伪饰，现代人的裸体又衰弱如骷髅。现代教育的成绩不过是产生躯体和精神都长了驼背的学者，或听命于国家的公务员，或藉文化牟利的市侩，或虚荣心十足的凡夫俗子，或更普遍的一类。尼采指出：“要改造我们在中世纪即已扎根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基本思想，是一件无止境的艰巨工作。”
学校研究更多的是科学而不是人生，它只在一味地培养学生们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结果知识是学了不少，而身体却日渐衰竭。人被异化成了工作的机器，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和创造的欲望，人生变得实用功利而因此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尼采认为是科学。“学者都是这样的扭曲、古怪（因为教育他们的，是科学，一种违反人性的抽象物）。”当全人类都在为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欢呼时，尼采却指出了科学的非人性化的弊端，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合时宜”，然而他的预见具有前瞻性，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内容。
教育带来了生命本能的衰竭，精神文化的贫乏，使尼采得出结论：人性残缺不全了，现代人不是完整的人。“真的，我的朋友，我漫步在人中间，如同漫步在人的碎片和断肢中间！……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我们应该活出自己的本真来，“按照自己的尺度和法则生活”，然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拿出勇气、敢于冒险”，并“为自身存在承担全部的责任”。人生的路是由你自己踩踏出来的，在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你注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你得典当自我，失去自我”。
3.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超人
教育是解放，是解放人身中所有的生命力，充分实现人的完满。“教育就是解放，就是清除杂草、瓦砾以及那些企图吞噬植物嫩芽的害虫，就是释放光和热。”尼采认为，教育有两条基本原则，既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和天赋，并予以重点培养；又要注意保护学生的其他一切力量，使其能够和谐发展。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把“整个的人改造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太阳和行星系统，并且识别其高级构造原理”。
受卢梭的教育自然主义的影响，尼采认为，教育不应干扰和破坏人的自然状态，相反，应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尼采认为，人生来就有差别，其生命力有强有弱。每个人的生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正是尼采的“自然”状态。尼采认为现代教育的腐败堕落之处就在于它不是有利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发挥，而是通过普遍的教育，尽力压制人的个性和原始生命力，使人处在一种被文明异化了的“平等”之中。尼采说：
今天的教化，是导人类于迷途，不是改良人类而是恶化人类，是驱赶生性刚烈的人变为柔弱无能的人，使人流于驯服的家畜……
尼采认为，自苏格拉底以来，人类的教育不是使人进步壮大，而是使人不断地堕落、腐化，就连基督教也是如此。它在试图改良人的本性时，却忽略了人的本性的特性和活力，用神性和理性来压制人的生命活力，这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严重破坏。
生命力首先表现为健康的体魄。尼采特别强调发展学生的体育，通过生理和卫生的培养、训练，使学生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这是人立身之本，也是人的精神寄所。在此基础上，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诸种基本能力：听、说、读、写这些最为基本的内容。
学校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而且主要的是要让学生从教师们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学生一生的思维方式。随着层次的不断提高，培养学生们的责任心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项内容。培养他们带着批判的精神从事学习与工作，塑造他们的创新能力与勇气，注入一种自由的气息。只有国家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则，学校才会成为一块圣火不息的土地。在教育中提升人的境界，培养“德国精神”，使学校能成为培养优秀统治者——超人的摇篮和基地。他说：
我们更加坚信这种德国精神，它显示在德国改革和德国喜乐之中，它在德国哲学的巨大勇气和严格性中。在德国军人新近经过考验的忠诚中，证实那种持久的、厌恶一切假象的力量。我们可以期望这种力量战胜那“当代”流行的假文化。
他认为德国的教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通过改革重新振兴德国精神，要么回复到迂腐、僵化的体制中，使每个人处在不能认识自我的蒙昧中。
文明人，也就是已经被大机器开化的现代人大都羞于谈论自己与动物的亲缘，而是急不可耐地论证着自己的优越。文明是他们惟一的虚荣心的来源。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多么的脆弱。尼采认为：动物的生存是艰难的，它们受着饥饿和欲望的支配。“盲目而疯狂地追求生命，而不求更高的报偿，更不知道自己在受惩罚，反倒利令智昏，就像追求幸福那样急不可耐地追求这种惩罚——这就是动物。”事实上，“我们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如此状态：我们通常无法摆脱动物性，我们本身就是那种仿佛在遭受无意义痛苦的动物”。
为了强化人与动物的比较，尼采认为，在生活中，我们本来是动物，可我们羞于承认自己是动物。我们在进化中极力掩饰自己的动物性，我们美化了做人的标签，结果却丢失了动物本应有的美好的东西。我们已经蜕化到需要重新学习动物本能的程度，如我们需要强制孩子锻炼身体、我们需要动员适龄青年热烈地恋爱，我们需要教导职业女性生孩子，我们需要惩罚贩卖自己儿女的父母等等。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种精神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与社会的贵族迥然有异。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不论是在达官贵人或工人群众中，在富商人家或在贫民窟里，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是社会的珍品。学校的使命之一正是要不使这种精神的火焰过早熄灭。
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精神贵族会日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精神附庸则要求工作与自由的时间分开；精神贵族敢于冒险，他静听内心的声音，在它的引导下坚持自己的道路，精神附庸却离不开他人的引导，无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也无法品尝幸福的美酒。
培养精神贵族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产生圣人，并为超人的产生创造条件。而所谓超人，是人与大自然最终需要的统一。“在他身上，自我完全融化，他痛苦的生命不再，或者说几乎不再是个人的感受，而表现为和一切生物取得一种最深刻的同感、共感、通感。在圣人身上出现了生成游戏不曾想到的变化奇迹，也就是那最终的、最高的变成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