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笑对一切人生悲剧之时，审美的人生便舞于一切生命悲剧之中，舞于一切善恶之上。“舞蹈”是尼采使用的一个重要意象，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两篇“舞蹈之歌”。尼采用舞蹈象征一种内含着酒神精神的审美的人生态度。尼采的舞蹈的象征意义乃是超越性。在尼采看来，生命具有自我超越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又集中体现在强者、优秀者身上。超越性是战胜人生的悲剧性的保证，因此，在同人生的痛苦战斗时，应当体现出这种生命的超越性。
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酒神精神化身的跳舞者，他有着宁静的气质，轻捷的足，无处不在的放肆和丰饶。所以，在尼采看来，具有酒神精神的审美人生态度的人，往往是跳着舞越过人生大地上的沼泽和凝重的悲愁，由此，他跳舞于人生悲剧之中而超越于善恶之外，用自由的舞蹈使迄今为止人类心目中的一切所谓伟大价值沉沦在下，而享受自己创造的欢悦。
跳舞者正是在舞蹈之中否定着旧的道德价值而创造着肯定生命的“跳舞者的道德”，“好像我的道德是一种跳舞者的道德，好像我常常用我的两足跳舞在金碧辉煌的销魂之中。”跳舞正是对人生的审美肯定。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哦，生命哟，我最近凝视着你的眼睛：我在你的夜眼里看到了黄金的闪跃，我的心为欢乐而停止跳动了！我看见一只金色小舟，在黑夜的水面上闪光，一只金色的、跳舞的、摇荡的、不断闪光的小舟。你投一瞥于我的跳舞之颠狂的脚，一种欢笑的、疑问的、醉心的、跳舞的瞥视：你仅仅两次以你的纤手摇动着你的小鼓，于是我的脚便移动着、准备着做疯狂的蹈舞。我的脚踝高举，我的足趾聆听，──它们会认识你：“跳舞者不是在足趾上也有耳朵吗！”
这是舞者之歌，也是生命之歌，是酒神精神式的审美的人生之歌。
以酒神精神克服人生悲剧性的审美人生还是一种醉的人生。醉本就是酒神精神的特征。尼采说：“日神的和酒神的，这两种状态，艺术本身表现于其中，就像自然力表现于人之中一样……这两种状态也表现在正常生活中，只是弱些罢了；梦境和醉意……梦境释放的是想像力、联系力，醉意释放出的是言谈举止之力、激情之力、歌舞之力。”很显然，尼采是把“醉”同酒神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醉有多种表现形式。尼采把性冲动、醉和残酷当作审美的三种主要因素，而实际上，性冲动和残酷都包含在醉的范畴之内。性冲动包含着求愉悦与再生自我的欲望，残酷则包括着痛苦和暴力。残酷带有化自身为对象或化对象为自身的因素，伴随着这些因素，便必然有痛苦和暴力。而性冲动作为生殖本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求愉悦的同时必然孕育着痛苦，要生殖，便必定有“产妇的阵痛”！尼采自己对此有明确说明：
首先是性冲动的醉，醉的这最古老、最原始的形式。同时还有一切巨大欲望、一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醉；酷虐的醉；破坏的醉；某种天气影响所造成的醉，例如春天的醉；或者因麻醉剂的作用而造成的醉；最后，意志的醉，一种积聚的、高涨的意志的醉。
而所有这些“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出自这种感觉，人施惠于万物，改造万物，这个过程被称作理想化。也就是将世界价值化、意义化，从而战胜无意义的人生悲剧。
总之，审美的人生将艺术作为提高生命力、战胜人生悲剧性的最根本手段，强调在酒神艺术的狂放中，通过生命力量的提高而直接面对永恒轮回之人生痛苦，从而达到生命自身的美化和欢悦。在这里，艺术是比道德更高的价值表。
艺术叫我们想起了兽性的生命力的状态；艺术一下子成了形象和意愿世界中旺盛的肉体，性的涌流和漫溢；另一方面，通过拨高了的生命形象和意愿，也刺激了兽性的功能──增强了生命感，成了兴奋感的兴奋剂。
艺术的这种功能表明：“艺术的根本仍然在于使生命变得完美，在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艺术本质上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使生命神性化。”正是这种“神性化”使人能够直面人生的痛苦，克服人生的悲剧性。
3.人生幸福与科学无关
尼采的审美人生视角又是与科学主义的人生观视角相对立的。尼采认为，由苏格拉底倡导，经亚里士多德发展而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科学主义（即理性主义），尽管它在反对宗教神学（例如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和指导人们探索自然和社会中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作为一种人生观，仍然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因为它用盲目的乐观来掩盖人生的真实面目。它相信万物的本质皆可探究，知识能改造世界和指导人生。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科学预料之中的必然之事，人生的丰富性、偶然性被抹杀了，人生的视野被局限或束缚在“真”的必然性范围之内。它对人生追根到底，结果把人生许多妙不可言之处视作虚幻，就像用解剖刀欣赏美与爱之神维纳斯一样，看到的是一堆令人毛骨悚然的尸骨。
人生需要一个美丽的梦，可是科学却硬要揭破这个梦。人的感情、精神空间需要幻觉、迷醉，科学却要揭穿人们这点可怜的精神慰藉。结果人们在现实中失去的东西在精神上得不到补偿。
此外，科学主义的人生视角教人把眼光紧紧盯住物质利益，让人们无限地追求财富的增加，回避人生的精神寄托及理想的追求。科学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现代人丧失了精神的家园，离开了人生的根底，浮在人生世事的表面，成为一群充满铜臭气味、灵魂空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甚至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在探索了人间所有知识领域之后，最终不得不跟魔鬼打交道。
尼采提倡审美的人生视角，并不是完全反对和否认道德和科学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深知，人间如果没有道德，人的行为就没有了坐标，他只是要求道德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应根据生命而设立，使之适合人的个性的发展需要。他也懂得，如果没有科学，人类就不可能进步，他只是要求人们不要视科学为人生的目的，而只是作为手段和工具。总之，他所反对的是虚伪的道德主义（主要是基督教的伦理观）和科学万能的人生态度。在他看来，人生原本荒谬，并无形而上的根据和意义，科学主义不愿意去寻找这种根据和意义，结果停留在人生的表面。道德主义则企图冒充这个根据，结果把人生引入歧途，拐到天国，最后否定生命。所以，如果一定要替人生寻找形而上的根据和意义，不如选择美。审美快乐是人生所能达到、获得的最高境界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人的灵魂；只有进入审美的境界，人生才真实正找到它的归宿。
4.人性的复苏寄希望于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正在逐渐苏醒，这表现在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从德国精神的酒神根基中兴起的音乐，它与苏格拉底文化毫无共同之处，尽管它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围攻，但它依然如纯粹的精神净化之火，在燃烧中实现着生命的循环。其中，瓦格纳的音乐剧是新悲剧产生的标志。在这新型的音乐悲剧中，音乐精神代表着酒神精神，神话精神代表着日神精神，瓦格纳的音乐悲剧就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统一的产物。
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着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在庄严的欢欣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他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是的，我们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信仰悲剧的再生吧。
尼采在给理查·瓦格纳的致辞中热情洋溢地说，这本书是在瓦格纳“关于贝多芬的光辉的纪念文章问世之时，也就是在刚刚爆发的战争的惊恐庄严气氛中”写成的。它不是讨论一般的美学和戏剧问题，而是在讨论“严肃的德国问题”。所谓严肃的德国问题，就是如何在勇敢的胜利者——德国人中，进行精神的启蒙。
《悲剧的诞生》之后，应“大学协会”的邀请，尼采于1872年1月16日至3月23日之间做了5次《德国的教育机构之未来》的讲演。这些讲演从两个方面来讲是意义重大的。这些讲演比《悲剧的诞生》超出了一步，可以被理解为一些在那里刚刚显露出来的思想的部分结晶。《悲剧的诞生》反对苏格拉底，反对严格的科学和与此相联系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专门化，同时也反对作为当时兴起的新闻业。
实际上科学的分工追求的目标与宗教有时有意识地追求的目标相同，即追求教育的减少，甚至追求教育的消灭。但是有的事情对一些宗教来说（根据它的产生和历史），是一种绝对合理的要求，而对科学来说甚至可能引起一次自燃……在新闻界……两个方面汇合到一起：扩大和缩减教育在这里互相握手，报刊简直代替了教育的地位，不管是谁，即使是学者现在提出教育的要求，他也习惯于依靠那有粘性的媒介层，它在所有生活形式、所有等级、所有艺术、所有科学之间把接缝弥合起来，它这样牢固可靠，新闻纸常常就是这样。在报刊中当代特有的教育目的达到顶峰：新闻记者，当今的仆役也已代替伟大天才的地位，一切时代的领袖的地位，当今的救世主的地位。
尼采认为，在瓦格纳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德国文化能够克服苏格拉底的野蛮的统治状态，开创阿波罗—狄奥尼索斯精神的新时期。如果说在《悲剧的诞生》中这种思想仅仅是以隐晦的抽象推论的方式表露出来的，那么关于教育灾难的第二次讲演就以比较明朗的音调承认了这一点：
我们更加坚定地坚持这种德国精神，它显示在德国改革和德国音乐之中，在德国哲学中，在德国军人新近经过考验的忠诚中，证实了那种持久的、厌恶一切假象的力量，我们可以期望这种力量战胜那“当代”流行的假文化。使真正的学校参加这一战斗，特别在九年制文科中学中为真正德国的东西激励正在成长的新一代，这是人们所希望的学校的未来活动：在学校中所谓古典教育终于又得到它自然的立脚点和它惟一的出发点。
……
一切教育都从现今奉为学术自由的东西的反面开始，从服从、隶属、纪律和顺从开始。正如伟大的领袖们需要伙伴一样，被领导的人们也需要领袖：这里在精神的秩序中存在着一种相互承受性，也就是一种预定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