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鹫的场面不是达芬奇的记忆，而是一个幻想，是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形成的，又转换到他的童年时代去的一个幻想。哺育了孩子的母亲——或更确切地说，用乳房喂养孩子的母亲，变成了把尾巴塞进孩子嘴里的秃鹫。秃鹫的尾巴只可能意味着男性生殖器——阴茎。婴儿性理论提供了解释：曾经有一个时期，那时男性生殖器被认为是与母亲的形象和谐共存的。
达芬奇的油画中，在绘制时间上距《蒙娜丽莎》最近的，是被称作《圣母子与圣安娜》的那幅画。如果那位贵妇人的微笑唤起了他心中对母亲的记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微笑如何立即使他去进行创造，以表示对母亲的赞美，使他把贵妇人脸上看到的微笑，放回到母亲的脸上。
当我们对这幅画做了一段研究后，我们突然明白了只有达芬奇能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能创造出秃鹫幻想一样。达芬奇给了孩子两个母亲，一个向他伸出双臂，另一个处在背景的位置上；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母亲那种容光焕发的幸福笑容。
达芬奇的童年显然酷似画中的情景。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亲生的母亲卡特琳娜，在他3～5岁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仁爱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
在这些形象中，达芬奇呈现了他孩提时的愿望——对母亲的迷恋——好像在这个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实现了，就这样来否认他的性生活的不幸，或在艺术中战胜了这个不幸。
弗洛伊德毫不怀疑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东西，同时也是他性欲望的宣泄。在他生活的顶峰，当时他刚50岁，妇女在这个年龄性特征已经开始衰退，男人在这个年龄里常常会更加精力旺盛。一个新的变化在他身上发生了。他的心理内容的最深层再次活跃起来，但是这个进一步的复归对他的艺术有利，他的艺术当时正处在难以发展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唤醒了他对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欢乐的幸福微笑的记忆，在这个复活了的记忆的影响下，他恢复了在他艺术奋斗开始时引导他的促进因素，他画了《蒙娜丽莎》《圣母子与圣安娜》，以及一系列神秘的画，这些画都以谜一般的微笑为其特征。在他最久远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享受了再一次突破艺术中压抑的胜利喜悦。
二、治疗神经症：让潜意识成为意识
根据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或者让自我重新控制本我，弗洛伊德在长期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特有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法是达到治疗目的的途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中，弗洛伊德一般采用的是自由联想、消除抵抗、移情和解释这四大治疗程序。
1. 自由联想：寻找失去的记忆
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是整个分析治疗的一个前提。所谓自由联想，简单地说，就是不要让患者的意识去指导思维，让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患者必须保证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而分析者也用不着反复关照他必须讲真话。
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什么意义的。
当然，弗洛伊德看到，自由联想其实并不“自由”，即使病人没有把自己的精神活动引向某一个专门的问题，他仍旧处在精神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病人不会想到与那种情境无关的东西。但是自由联想方法不仅省力，而且还能使患者受到极少的压力。
自由联想法永远不会与实际的、眼下的情境失去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既不放过神经症中的任何因素，也不会因为分析者事先有过估计而带进别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自由联想是完全让患者自己决定分析的进程和材料的安排。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个便利之处，是根本不需要去打断它，假如不对联想的情形规定什么条件的话，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有可能进行联想的。不过，在某些病例中，会很有规律地出现联想中断的情况，但是根据其特异现象，还是可以对这种病例作出解释的。
自由联想的预期效果是，它把被抵抗所压抑的潜意识内容带入了意识。如果患者在接受分析者尽量坦诚的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或抵抗——
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给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也就是说，自由联想最终促使分析者和患者都发现潜伏在无意识中的造成神经症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应该强调，“释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激发进一步自由联想的过程。因为对梦的解释实际上是照亮了潜意识的通路，它是精神分析的可靠基础。可以通过患者对梦中的每一细节进行自由联想来解梦，因为自由联想可以返回到做梦过程，并把人带到梦所隐含的潜意识观念中。分析者鼓励患者去回忆昔日做过的梦，然后由患者与治疗者共同去分析、澄清这些梦。分析澄清梦境的目的在于找出梦的“弦外之音”——梦的隐意或真正本意。释梦便是使潜意识成为意识——这正是治疗的目的——的有效途径。
2. 消除抵抗：挖掘罪恶感和自残欲
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的任务时指出：“分析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去掉抵抗，自我正是用它来表示自己与被压抑的东西无关。”
抵抗来自患者的自我，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防止患者在治疗中自我暴露。抵抗会使分析者进一步的治疗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抵抗有两种。一种是压抑引起的抵抗。这种抵抗在临床上的突出表现是，当患者的自由联想接近被压抑的东西时，他的联想就会中断或消失；当分析者告诉他，他已经被某种抵抗所控制时，他对这一事实还是一无所知，他仍不知道抵抗是什么或者如何来描绘它。
另一种是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抵抗。患者的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绝分析者，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
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分析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分析者的鼓动，而通常是分析者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分析者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分析者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那就会顺着分析者支配的方向发展，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需再浪费了，患者也会自然痊愈。
抵抗的根源是什么？弗洛伊德认为大致可包括在“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这一名称中，具体说有两个因素。
一是“罪恶感”。患者并没有感到或有所感觉。它属于超我的抵抗部分，会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致使患者注定不能好转，必须保持病态。它常常表现为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
二是患者的自我保存本能是“反向的”，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这类患者不能容忍分析者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
弗洛伊德指出，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有利于“自我的转变”。因此，分析者应努力使患者自我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弗洛伊德写道：
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3. 移情：走出恶梦般的压抑
弗洛伊德认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都应该把移情看成是头等重要的因素，这种因素使他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特征更加明显。所谓移情，是指“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
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积极的、温情的态度——正移情，又包含着对分析者消极的、敌对的态度——负移情。
在正移情的情况下，就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
正移情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对他的超我——来源于他的父母——控制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分析者即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的机会。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另一个好处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分析者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分析者提供的材料很可能是不充分的。
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变成消极、敌对的态度即负移情。这实际上是患者在重复过去。例如，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对父亲赞赏自己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情欲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但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中，这种情欲只能遭到挫折。“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误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映”。
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这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负移情的危险为收获。
弗洛伊德强调，要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就不可能不产生移情。但是也不能就此以为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产物。其实，“移情只能说是由精神分析揭示并分离出来的。移情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决定着一切医疗效果的成功与否，而且实际上，它还支配着个人与社会环境的所有关系”。也应该承认，在精神分析中，移情对治疗效果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移情只是用来促使病人进行一种精神活动，即克服他自身的移情抵抗，这会使他的精神结构发生一种永久性的变化。
分析者让病人意识到移情的出现，并让他相信，当他表现出移情的时候，正在重新经历着童年受压抑时期的，产生于最早的客体依恋的那些情感，或者说，病人所无法回忆的一部分情感生活，又在他和医生的关系中重新体验到了。正是这种移情中的重新体验，才使他确信这些潜意识冲动的存在和力量。这样，移情便从一种最激烈的抵抗手段，一跃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佳方法。
4. 解释：分析神经症的潜意识根源
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质就是解释，就是为人的行为提供真实的解释，因为只有解释才能使患者的潜意识成为意识，从而消除神经症症状。解释是精神分析的一门艺术，“要成功地掌握这种艺术，需要机智，还要通过实践”。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特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程序，也没有什么足以使患者一下子茅塞顿开的神奇解释。
解释不过是分析者根据从各种渠道收集的资料，如患者传达给分析者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分析者表明的内容，通过解析患者的梦，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等等，从而“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也就是分析出患者症状的潜意识根源，使患者知道症状的真正隐意而达到领悟。
解释是分析者采用的基本手段，它是建立在对患者的冷静倾听，和对患者言行的敏锐观察基础之上的。对于那些使患者感到含糊和困惑的问题，需要进行反复的试验、论证和艰巨细致的分析工作来加以解决，直到彻底弄清楚为止。
在解释中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何时把解释告知于患者。根据弗洛伊德的经验，“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分析者要向患者透露他的某一解释时，应周密考虑并等候他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的。
往往有这种情况，当分析者把解释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但如果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或没有表现出某种情愿的态度时，分析者就把他的解释全部告诉患者，那么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强烈的抵抗。如果时机成熟，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证实分析者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分析者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
总之，分析者始终要保持相对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根据患者在治疗中的进展情况逐渐地加进、补充某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