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曾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弗洛姆认为母权的衰落，母亲地位的边缘化，同样适合于母亲的替代物，诸如国家或种族。原来母亲式的信任和温暖被父亲式的压抑、服从和独裁道德所取代，结果背叛父亲就是有罪的。
不幸的是，新教的发展又加强了父亲的影响，中世纪拥有的子宫式的教堂和圣母崇拜的天主教给人们带来的安全和温暖，在资本主义强力面前隐去了。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是父权的，尽管资本主义自相矛盾地创造了回到母权文化的条件，然而在无限扩大的物欲的冲击下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弗洛姆深情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给出了回转的出路，它承诺着未来社会的美好。
2.弗洛伊德——一个隐秘的权威
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弗洛姆没有想到，病魔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袭来，1931年夏天，31岁的弗洛姆遭遇了猝然的打击，他因咯血而被诊断为肺结核。通过一年多的休养和治疗，弗洛姆总算战胜了死神，逃离了死亡的地狱。这归功于他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不过，当他刚摆脱病魔的威胁，另一个比病魔更凶狠的妖怪降临在德国的上空，它就是纳粹和它的头目希特勒。
作为一个拥有大多数犹太裔成员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荒谬，于是刺刀开始对准了这些所谓的“对国家的敌意”的人们，研究所的成员们不得不逃离法兰克福，远赴美国。
考虑到德国形势的险恶，弗洛姆决定在美国定居下来，不久他加入了美国籍。与此同时，社会研究所在纽约重新开张，弗洛姆也很快恢复了他的成员资格。在纽约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克拉拉·汤普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威廉·西沃伯格等，后来他们又和弗洛姆结为同事关系，在弗洛姆困难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研究。
不过就是在这一时期，弗洛姆远离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不断发表文章批判弗洛伊德，他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仁们的关系也因理论上的分歧而逐渐疏远了。
随着对巴赫芬思想的兴趣的增长，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热情不断地减少。1935年他在《 社会研究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说明他对正统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不满和失望。他认为弗洛伊德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他的思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教化和独裁父权价值原则的束缚，因此其社会的批判力就显得苍白无力。
在心理分析过程中，一个分析者如果过多地注重病人童年经验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心理分析人员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如果心理分析人员没有对社会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就会不加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社会价值，而这恰恰是病人致病的原因，分析者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反而在病人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另一方面，当病人的心理需要和欲望与已有的社会道德价值原则相冲突时，作为一个社会的顺从者的分析者，他不是对病人因势利导，反而往往是倾向于激起病人的反抗心理。
话又说回来了，当然在理论上，分析人员也倾向于赞成价值中立的原则，对病人采取道义上的宽容态度，然而在弗洛姆看来，所谓的价值中立、道德容忍的理想，在历史上它本身就有着摆脱不了的两面性，在实践上，它结果都屈从了社会的要求。
随后弗洛姆把精力主要都投在了揭示弗洛伊德父权主义的其他方面。弗洛姆认为，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工作、生殖生育以及进行享受的能力。在弗洛伊德看来，前面两个比后一个更重要，他在文明和满足之间发现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就是在欲望中受折磨的历史，并且人类本身无法改变这种命运。他并不主张通过激烈的方式变革社会现有秩序，对于重建新型社会的希望嗤之以鼻，甚至对为使人类的满足得以更好的实现而奋斗的政治激进派，他都抱着强烈的敌意，并冠以他所生造的概念。对于激进派的所作所为，他给出了一个所谓的美妙的解释，认为他们是对父亲所做的恋母性的侵犯，是童年经验的缺陷导致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精神病是一个不吉利的东西，它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有悖于现有的社会秩序。弗洛姆继续分析道，弗洛伊德不能也不愿意改变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因为他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坚持要求他治疗的所有病人必须以金钱来支付。另外，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缺陷有着其自身的原因，因为他的人格是属于古典独裁父权制类型的，在他的学生和病人面前，他以绝对权威的形式出现，扮演着神一样的角色，没有违背只有服从。
通过对别的心理分析家的研究，弗洛姆认为格罗代克和桑多·弗伦茨齐优越于弗洛伊德，他们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治疗学上的改革，通过和病人面对面的交谈来进行分析，分析者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让病人感觉到他和医生处于平等的关系上。
弗洛姆也放弃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他认为感情转移在治疗技术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令弗洛姆钦佩的是，格罗代克和弗伦茨齐在报酬上没有斤斤计较，态度比较随便，有时分文不取。与弗洛伊德独裁权威下的不人道的所谓的宽容相反，他们的治疗方法已经超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规范的范围，是为未来的新社会准备的，是与当代社会的非人道的短视目光背道而驰的。弗洛姆对弗伦茨齐的英年早逝深表遗憾，认为他的离去给心理分析学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1936年弗洛姆参加了由霍克海默主持的一个集体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专著定名为《 权威与家庭研究 》。该著作在第一部分比较恰当地收录了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所撰写的长篇论文。在总论中，霍克海默定下了全书的基调，他首先陈述了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因素的理由。他没有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中心地位理论，但他更倾向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交互作用，他以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印度的种姓制为例来加以说明。由于文化的滞后性，在原始的经济因素消失后，在人们的意识、情感中依然还有着过去的留恋，如同浪花消失了余波还在一样。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充分欣赏到权威关系的精微处。
弗洛姆负责的是社会心理学部分，他把现代人放到了“手术台”上，让人们的权威性格暴露无遗。弗洛姆不愧是一个精神医生，他生动的分析让研究所的同仁受益匪浅。这时的弗洛姆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肯定弗洛伊德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面又对弗洛伊德的缺陷表示不满，像一个神话的权威一样。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一开始就承认了弗洛伊德的作用，他认为对权威进行分析的最佳起点只能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寻找，因为他有关大众心理和超我的理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图景。
很快弗洛姆又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弗洛伊德有时把现实原则分配给理性自我，有时又分配给超我，这样做是混乱的，因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现实原则只能属于理性自我。同化概念给心理分析带来了方便，在弗洛姆看来，如果把它当作超我的主要根源则言过其实了；而弗洛伊德把儿童与父亲的矛盾，仅仅视为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和对阉割的恐惧引起的，这实际上是错上加错的做法。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谈论权威关系，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式的空想，至少弗洛姆是这样认为的。
事实上说来，本我中的本能、欲望和冲动之所以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原因就在于社会因素的限制。社会自身的进步，要求人们的欲望和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得以抑制，把危及社会的冲动抑制在萌芽状态，以便把能量转移到有助于社会进步的途径上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智能有了很大的发展，相应地，人对自身之外的自然和人之内的自然控制力得到提高，这表明人类创造合理社会的能力的增长，人完全能实现理想的乌邦托，在尘世中建立美好的天国，并且这一合理的理想的王国放逐了超我，让传统的独裁专制见鬼去了，解放了的自我自由自在地歌唱，他所统治的世界永远是天堂。而弗洛伊德却否定自我的主动作用，过分强调其适应性，结果自我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弗洛姆认为，凭借一个强有力的自我，人就拥有了自我解放的力量，从而愈来愈能摆脱非理性的焦虑，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让超我的权威无地自容，灰溜溜地逃之夭夭。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条件背离生产力的形态，一个强有力的自我就无法形成，自我就会迷失方向，停滞不前，它就会不由自主地拜倒在源自超我的非理性权威的面前，在权威中寻求安全。正如弗伦茨齐已经显示的那样，自我在催眠状态下的松弛将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形成权威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理性的，因为它让另一方变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偶。
人们对权威的趋从心里是否有其根源，人真的愿意放弃自我吗？弗洛姆不断地思考着，有些人用自我的丧失来解释一些人对权威的盲从和狂热，弗洛姆认为事实上并不如此，这样的解释无法说明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他对此并不完全满意；又有些人认为人们放弃自我寻求权威庇护，主要原因是人们在强烈的本能欲望面前俯首称臣，趋从了内在的冲动，弗洛姆感觉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相反，弗洛姆试图综合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他吸取的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概念，他希望借助各种因素的分析来对人的权威性格来个大解剖，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理论还比较模糊，但这也预示着他后来在《 逃避自由 》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把施虐——受虐性格作为人们放弃自我独立，逃避自由的权威人格的核心。而在1936年的时候，他主要在人的性欲望中寻求权威人格心理，但后来他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异化概念和象征关系，认为在人性中有着异化的总根子。
弗洛姆在文章结尾处探讨了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反权威类型，他区分了造反与革命，前者只是瞎起哄，打倒了一个权威又迎来一个权威，换汤不换药，从基本性格上来看，缺乏真正意义的变革；后者则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权威在革命的号角声中无处可逃，解放了的人们自由自在。弗洛姆承认革命是较少出现的，是一种稀有现象，它意味着自我的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强有力地抵御非理性的施虐——受虐权威的诱惑。在一个理性的、民主的社会中，领导人不是纸老虎，他是以能力、经验、无私心而不是形式上的、天赋的优越性作为其权威的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反权威冲动都是正当的，造反只是一种假解放，在革命的幌子下其实又选择了一种新的非理性的权威，即使刚开始时是那么的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结局又有一个新权威粉墨登场。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僵硬的权威主义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的水火不同炉，有一天你会发现在权威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面孔，这时人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
在《 权威与家庭研究 》中，弗洛姆的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音调，他有着一种信念，强有力的、健全的个人会出现，成熟的、异性爱欲的、理性的、民主和谐的社会终将降临，他一直坚持着这种立场。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降低了性欲的重要性，由此与研究所的同仁们的观点渐行渐远。不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始向他所寻求的自然统治、理性自我提出了质疑；马尔库塞也深表不满，反对他把异性生殖欲作为能与美好社会和谐相处的健全心理的标准。然而社会研究所刚成立时并不是这样，那时所有的同仁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心理乌托邦理想，真是有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味道。
3.另立门户
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洛姆与研究所的同仁们的观点越来越相左了，他苦心经营的父权——母权理论之分未被他们完全接受。弗洛姆后来回忆这一分离过程时说，霍克海默从弗洛伊德思想中发现了一个更革命的弗洛伊德，他认为弗洛伊德比弗洛姆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样，冲突在所难免。
弗洛姆的老朋友、研究所的元老洛文塔尔记得，分离的起因是由弗洛姆研究方向的改变造成的，他把社会的和“生存的”两个部分象征化了。对个性的强调也是分歧之一，与其他成员相比，弗洛姆的作品缺少那样的讽刺性，他的生活缺少审美的敏感，再加上阿多诺全面介入研究所的事务，弗洛姆只能选择走人了。
1938年，在同仁们的排挤下，弗洛姆最终黯然地离开了他爱恨交加的社会研究所。当弗洛姆孤独地离开的时候，研究所的同仁们竟然没有一个出来挽留，这多么让弗洛姆伤心呀！善良的人们会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然而又会疑云涌上心头，早知有这种结局，当初何必要和他们走在一起，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事实并非如此，弗洛姆和他的研究所的同仁们能够走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背景，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些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叙述窥知一二。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有着犹太民族强烈的救世主义思想，冥冥中有如神的安排，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使命感使他们团结在研究所的周围。即使在被迫流亡的新环境中，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仍然是他们的夙愿，《社会研究》杂志是他们理想的表白，反过来它又强化了研究所成员们的整体使命感。纳粹上台后，他们被迫流亡美国，流亡中的各种体验更强化了他们的精神和感情的纽带，于是在这种氛围中，研究所能够克服种种困难，重新在美国开花结果，名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