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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左传》、《国语》、《战国策》:情节与人物解绎的文史经典(3)

如秦晋崤之战,是一场自冬至春、历时三月而败于一日的战争。作者着重描述了战前、战后的情形:秦军出征前,蹇叔的哭师、王孙满的议论和文嬴的说情、先轸暴怒和阳处父追赶,作者都详细地作了交代;而秦师被打败,军帅束手就擒的情景则一概忽略不记。晋楚城濮之战(图5-8),作者重在记写战前的酝酿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写宋国告急、晋将设连环之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一直写到晋文公占梦坚定出战信心,两国才开始正式交锋。而双方交战仅仅是“己巳”一天的事,作者没有用更多的笔墨。以上两场战事,我们都能够了解战争的全过程,但侧重点也一目了然。当然,作者侧重哪一方面,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所着重记录或者分析的地方,或者战争的某一个阶段,都是为最终分析战争胜败的原因作准备的。崤之战中蹇叔的哭师、王孙满的议论等,也都昭示了战争的结果,作者浓墨重彩的描写也是情理之中;城濮之战的胜利主要是晋文公与诸将帅谋划的结果,因此作者自然对战前的酝酿过程作细致入微的分析。

而齐鲁长勺之战又有不同。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写曹刿(图5-9),从他请见,到与鲁庄公论战,再到同乘指挥战斗,通过曹刿一个人的活动,就把整个战事展现在大家面前了。通过个别情节和场面的描写,记录战事的全貌,使得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得到充分的表现,是《左传》战争描写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宣公二年(前607)宋郑大棘之战,对于战事的胜败,作者直截了当地作了记录,另外还补叙了两件小事:一件是狂狡违反兵戎相交的常规,用自己的武器去救落井的敌人,结果被敌人擒获;另一件是宋国指挥作战的主帅,因为战前没有嘱咐自己的御手,结果交战时他的御手就把主帅的车赶到敌阵里去了。虽然是两个小插曲,但正是这两件小事,才映射出了宋国惨败的原因。哀公十一年(前484)的艾陵之战,对战斗经过的描写极其简略,作者把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对战败一方将士们的描写上,他们矢志不渝,公孙夏、陈子行、公孙挥等,几乎每一人,都有一个生动的细节特写,这是作者对他们的肯定和表彰,通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他们奋勇拼杀、浴血擒敌的情形。

对敌对双方将帅议论战事的内幕,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两个画面交替展示,是晋楚邲之战的特色。正是这种交叉记录的方式,让我们通过另外的方式看到了战争的全貌。晋楚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就如同一幅逼真的图画,形象地摆在我们的眼前。

描写战争,肯定离不开对人的刻画,而对人物的描摹,又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宏大的战争场景。《左传》中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必定在战争中一显身手。人,始终是主宰战争的重要因素。作者着重描写了英勇善战的将士,如前面提到的郤克、张侯、郑丘缓等,他们同样勇敢和顽强,但这种顽强和勇敢在不同的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当然,他们的勇猛和顽强,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战争的胜利。另外,作者还着力刻画了一些轻狂的勇士,鞌之战中齐国的高固、齐顷公等,可谓是勇猛无比,但他们过于骄纵轻敌,所以他们都品尝到了失败的恶果。这些勇武人物的形象,作者也是通过不同的行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他们性格的差别。《左传》在战争中写人,除了突出人的重要作用外,还通过他们自己的表现来给战争增光添彩,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样的人物更有着传奇的英雄色彩,这使得《左传》的小说意味变得浓厚了很多很多。

总而言之,《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左传》的精华,也是它高超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左传》的战争描写之所以精彩纷呈,除了战争本身具有的特殊的时代意义外,作者对战斗过程跌宕多姿的讲述,对战事全局的把握,对战争的侧重点的截取,对战争前因后果的揭示和对人物事件绘声绘色的描绘,才是真正的点睛之处,也更加充分地显现出《左传》战争描写的与众不同。另外,我们还能够从作者对战争的描写中,看到各路诸侯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几乎在每一场战争的背后,都有作者对当时时局的透视。在战争中囊括时代的特点,是《左传》的大气之处。以上种种,都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了这样精细传神的刻画,再加上气势恢弘的磅礴场面,《左传》的战争不引人注目才怪呢。

5.魅力四射的语言艺术

提到语言艺术,您肯定会想到“说话”,您也可能会不屑一顾,以为“说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是正常的人都会“说话”,而且某些人很会“说话”,说起话来天花乱坠、夸夸其谈。可是,真正的语言艺术不仅仅是“会说话”那么简单,它很讲究,而且说的比你想象得更艺术,更能够打动人。《左传》的行人辞令就属于后者,是能够让你过目不忘的那一种。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各种外交手段几乎都派上了用场,但比较行得通的还是外交辞令的运用。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并精心提炼后,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外国的言辞和向国君的谏说之词等。至于这类说辞多么典雅完美,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僖公三十年(前630)的“烛之武退秦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秦国和晋国联合起来攻打郑国,郑国国君派烛之武作为使者去出使秦国,游说秦伯,好救郑国于危难之中。烛之武没有对秦国苦苦哀求,也没有兵戈相向,但他却让秦晋退兵,拯救了郑国。他是这样说的:首先他就承认郑国要灭亡了,然后说郑国灭亡只是对秦国的邻国有好处,壮大了邻国,反而对秦国形成了威胁:“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说完这些,他才点明,郑国的存在只对秦国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不忘了强调晋国对秦国的忘恩负义。就这样,他步步为营,句句话都有针对性,实际上都是在分析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目的是说服秦国不要跟晋国联合攻打郑国。但他开始时有意不提郑国的安危,好像时时处处都在替秦国考虑,可以说极其委婉,又没有一点儿漏洞。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打动秦穆公的心,使他不但退了兵,还要想办法留下秦将杞子等保卫郑国。到了这个时刻,根本不用答理晋国,晋国也只能选择撤退,郑国得以保全,烛之武这段说辞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巧妙地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抓住秦穆公对晋人的戒备心理,层层深入,步步逼紧,最终离间了秦晋联盟,达到了他出使的目的。

像这样的行人辞令,《左传》中还有很多。它们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都能符合行人的身份及行人所面对的对象。如隐公三年(前720)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前718)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前710)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前706)季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前655)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前645)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前634)展喜犒师,宣公三年(前606)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三年(前578)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子产坏晋馆垣,等等。这些辞令用辞典雅,生机勃勃,它们还因为事件或人物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既然刘知几都这么说,已可想见当时外交辞令的讲究程度,再加上著述历史者的修饰装扮,《左传》的文采斐然也就用不着大惊小怪了。

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是《左传》语言运用的又一个特点。如宣公十二年(前597)的晋楚邲之战,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落争着攀缘船舷的人的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句话,把晋国军队溃败时的狼狈之状写得淋漓尽致。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没有过多的言语,也没有过多的具体行动描写,作者就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就把楚王去慰劳士兵们的体恤之意表达出来了,并且那种温暖就好像是萦绕在被关爱者的周围,久久挥之不去。无怪乎刘知几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话虽然说完了,但意犹未尽,意味深远,仔细咀嚼起来,是颇耐人寻味的。

春秋时期,贵族文化高度发达,社会盛行重礼尚文的风气,大夫进谏,行人应对,都讲究辞令之美。因此,《左传》中便记载了这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虽有锋芒,但也藏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之下。即使是两国交战,刀兵相见之时,也不失温文尔雅的姿态。齐晋鞌之战中就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看一下战前齐侯与晋人的这段对话:

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

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即将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还有,在战争接近尾声时,韩厥的表现很经典。他追上齐顷公后,拿着绊马索站在顷公车前,不是立即上前俘虏和侮辱手下败将,而是拜了两拜,行了稽首礼,并在酒觞上放一块玉敬献给顷公,才开口说话。他先说,鲁、卫和晋是盟国,齐打败了鲁、卫,鲁、卫求救,晋国必须出兵相救,这样他先说明了出兵的理由。然后说晋侯不让晋国军队深入齐国国土,表示晋国并不想与齐国为敌。最后才到问题的关键——俘虏齐侯。他没有直说,而是绕了一大圈,先说自己不幸得很,恰巧碰上了齐侯的队伍,没有什么地方躲避,并且害怕躲避齐侯的车驾会成为晋侯的耻辱,对齐侯来说也不大光彩。他最后才说最关键的话:“我作为一个不称职的战士,冒昧地向您禀告,我这个人愚鲁不会办事,因为人才缺乏,勉强代理这个职务。”言下之意是,我既然担任了这个职务,就要做我该做的事情了。什么是该做的事?当然是俘获齐顷公。大家试想一想,这是在战场上,两国兵戈相见的时候,韩厥这样温文尔雅的表现,真可谓是突现了《左传》的含蓄蕴藉,柔中有刚。他不仅赢得了战争,而且还赢在了“礼”上,不卑不亢,但毫不含糊。不仅韩厥,当时很多出色的外交家都善于在谦恭有礼的外衣包裹下据理力争,机智巧妙地挫败对方。这些优美巧妙的辞令,是礼的精神与深厚文化素养的有机交融,是《左传》行人辞令的普遍特点。

《左传》的辞令还往往引章据典,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国伐鲁,鲁人展喜就以“犒师”的名义与齐孝公进行了一番对话: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展喜先抬出先王的遗命,表示鲁国有恃无恐,实际是指责齐国违背礼义,不仁不义。他的话,悠然委婉又绵里藏针。于是,齐侯很识趣,自知无理而撤军。这番辞令所以产生这种效果,主要还在于道义的力量。春秋时期,违礼行为虽屡见不鲜,但在正式场合,礼义仍是规范人们行为和国家关系的公认准则,违礼失信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援引先王之命,揭示礼义所在,自然是有力的武器。前人称《左传》“婉而多切”,就在于它不仅有彬彬有礼的外表,更具有以理服人的力量。

《左传》虽然以细密婉曲而著称,但它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它不铺陈,不夸张,不论是记事还是记言,都能够言简意赅,贴切精准,韵味悠深,人们喜爱它的原因也在这里。

二、《国语》:以事引言的语言汇编

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最多的恐怕就数《国语》了。一直以来,关于《国语》的评价,都较为复杂。唐代柳宗元写《非国语》,一写就是六十七篇。到清代,崔述在他的《洙泗考信录余录》里,给《国语》下了个“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的定语,说书中记述的各国历史不成体系,各行其是,并且情节虚构,遇事求神问卜,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他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把《国语》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彻底否定了它的价值。

大家都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人的眼光来审视,《国语》肯定有缺陷,有不足,但它真的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国语》呢?

说实话,《国语》真的比窦娥还冤!笔者在这里有必要摇旗呐喊,让它的沉冤尽快得以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