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张鹏和杨碹的组织和牵头下，十三道掌道御史准备联合上书，状告曹吉祥、石亨的不法之事。在他们上书的前一天，给事中王铉将这个消息泄露给了石亨。石亨和曹吉祥马上展开了行动，他们到景帝那里哭诉，说御史张鹏因为自己杀了宦官张永的从子，所以准备联合他人结成党羽对他进行陷害，实际上是想为张永报仇。
第二天，御史们将弹劾石亨和曹吉祥的奏章递上去后，景帝看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即将张鹏和杨碹逮捕。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皇帝最忌讳大臣结党，这将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也正因为这一点，石、曹二人的诬陷才得以奏效。
而此时，景帝一气之下将杨碹、张鹏等人下了大狱，最后判处张鹏和杨碹死罪，其他的人全部戍边。曹吉祥和石亨为显示他们的宽厚和仁爱，又反过来在皇帝面前替他们求情，景帝让他们之中年纪在30以内的留下，其他的全部调往外地。当时有人说，景帝改变主意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当杨碹等人下狱后，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随后雷电交加，冰雹从天而降。在这场异常天气中，曹吉祥和石亨家各有一棵大树被雷击倒。有人将这个归因为因果报应。
有人就此上奏，说这是上天的预示，肯定曹、石二人有问题。这些人的外调实际上是贬斥，将他们放到一些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去任职。在杨碹和张鹏外调的途中，有人给他们传话说，只要他们向曹、石二人认个错，他们就可以官复原位，但是他们没有低头，径直向南部边疆地区去了。
杨碹在宪宗即位后官复原职，后来又升迁为浙江道副使。在这里他尽忠职守，为百姓谋利，不断兴修水利。在当副使的十多年间，他改善了西湖水的灌溉能力，使之能为百姓所用，最后病死在了职位上。
杨源是杨碹的儿子。杨源自幼学习天文，后被授五官监候。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等八虎引诱皇上沉迷于女色和享乐之中，不务正业。为了使皇上远离刘瑾等宦官，重新亲理朝政，杨源援引天象的变化，屡次上疏武宗，进行劝谏。
一年八月初，天象有所变化。大角及心宿中星动摇不止。于是杨源借此进言说：“大角，是天王之座，心宿中星，是天王正位，这两颗都应该安静才是。如今动摇了，预示不好。”并说：“书上解释为人主不安，国有忧。”他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是在劝谏武宗不要四处巡游，要以国事为重，可见，他也是位难得的忠臣。
不久后，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不如往常那么亮。这原本是正常的天象变化，为了劝告武宗远离小人，以国家大事为重，杨源又上书说：“北斗七星中，第二颗是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宠则不明。”这是在说武宗不应建立豹房而冷落皇后和贵妃；“第三颗主百姓，百姓得不到爱护则不明。”这是在说武宗的荒淫无度弄得民不聊生，官吏的剥削勒索更是使百姓无法生存，做皇帝就应该爱护自己的百姓；“第四颗主皇权，皇帝不能完全掌权就会不明。”这是在提醒武宗，刘瑾等宦官专权已经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威。其实，杨源这么说也是为了国家社稷着想。
但是，杨源的上书使刘瑾等人对他怀恨在心，尽管这样杨源并没有畏惧刘瑾等人的权势，继续向武宗进言。十月的时候，时常会出现大雾，杨源又借此上书说：“这是一种邪气，说明现在小人专权，皇上应该谨防被这些人所欺蒙。”这次进言终于使刘瑾等人再也无法容忍了，他们假借皇帝的旨意，将他廷杖了三十，以示惩戒。希望吓吓杨源，让他以后少在皇帝面前“胡言乱语”。
而杨源依然没有屈服于这种威胁，随后又进行了多次进言，最后被刘瑾等人假传皇上的旨意廷杖了六十，发配到了边疆，此后不幸死在了戍边的路上，死时极为凄凉，他的妻子只能就地拿些芦苇把他盖上。又一代忠臣就这么凄苦地死去了。
虽然，杨氏父子最后都没有以非常好的结局收场，但是他们的忠谏因此而名传天下，为当时士大夫留下了做官的好榜样。他们的功德也为时人所传诵。
嘉靖为何不杀抬棺上疏的海瑞
海瑞是我国明代政治家，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他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有“明朝第一清官”的美誉，被老百姓尊敬地称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年1月22日），海瑞出生于海南。他的祖父曾经当过知县，伯父做过监察御史。海瑞的父亲海瀚是正德年间的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亲谢氏粗识史书，持家有方。海瑞4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从此家道中落。
海瑞童年时期的生活并不殷实，父亲不幸病逝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当时年仅28岁，坚持不改嫁、不求人，自己抚养海瑞长大成人。海瑞非常孝敬母亲，做官遇到难题时也常向母亲请教。在母亲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海瑞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了举人，被派往福建南平任县学教谕。他和另两个训导迎接提学御史时唯他居中不跪，被传为美谈。他说这是学校，不是衙门，不应跪接，得到了“笔架博士”的美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还是名落孙山。
海瑞当了淳安知县后，抱着“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的决心，对淳安进行了大规模治理。他首先惩治那里的不法之徒。
那时的县官很多都是贪赃枉法之徒，审判案件时，只要谁贿赂的钱财多，谁就有理，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自从海瑞来到淳安，把过去的积压案件都查得清清楚楚，老百姓都说淳安来了个“海青天”。
此外，在知县任上，海瑞的生活极为简朴，完全不同于当时官场上铺张浪费的官员。明朝的俸禄在历代各朝中算是比较低的，官员们因为俸禄远远不够支付日常用度，想方设法从百姓身上捞取钱财。海瑞却坚决不多取一分一毫，而是安于贫寒。他从来不接受别人的礼物，也从未置过一亩土地。身为县太爷，仍旧身穿着青衫布袍，吃的也是粗茶淡饭，甚至家里吃的蔬菜都是自家仆人种的。有一年他的母亲过生日，家里没钱了，就向朋友借了些钱，到市场买了二斤肉，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海瑞痛恨恶霸豪强，同情人民疾苦，勇于向那些剥夺农民土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当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是海瑞的顶头上司，一向对海瑞不错，经常当众称赞他。胡宗宪本人却行为不端，借着有当朝宰相严嵩做靠山，鱼肉百姓，敲诈勒索，做尽了坏事。他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人，平日只知道为非作歹，寻欢作乐。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帮人路过淳安，住在县衙的官驿里。他料想海瑞一定会花费大笔金钱，费尽心力地招待他。可是海瑞刚刚来到淳安时就立下规矩，不管是哪里来的达官贵人，一律不准搞特殊招待。胡宗宪的儿子正等待县太爷来款待他呢，谁知驿差端上来的竟然是普通饭菜，县太爷也没有出面，顿时恼羞成怒，一下子就把饭菜给掀了，命令随从把送饭的差役绑起来毒打了一顿。
听到官差的报告，海瑞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对付胡公子的办法。他镇定地对差役说：“总督一向为政清廉，吩咐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这个人要吃要喝，态度蛮横，一定是个冒牌货。我可不能让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无赖坏了大人的清誉，一定得重重惩办这个奸徒。”
海瑞立刻带着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的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任凭胡公子如何张牙舞爪、暴跳如雷，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将他行囊里的银子全部搜出来充公，又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才撵出县境。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公子，还非法吊打驿差。胡宗宪一听，明知道自己的儿子吃了大亏，又怕这件事传扬出去会失了自己的体面，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过了不久，京城里的一位御史来到浙江视察。这位御史也是靠着严嵩的势力，一路上到处敲诈勒索，闹得地方官吏都怕他到来。这位御史却又偏要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预先通知各地官员，说是接待不准铺张浪费。海瑞也接到了这位御史的通知，他看透了御史虚伪丑恶的嘴脸，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御史说：“接到大人的通知，要求我们招待从简。可是大人在各地都是大摆宴席，享用山珍海味，我们实在难以适从。如果按照您的通知办，就怕怠慢了您；如果像别的地方一样办，又怕违背了大人的一番心意。请大人明示，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御史看了这封信，气得七窍生烟。他一向听说海瑞刚直，不畏权贵，又听说胡宗宪的儿子最近刚刚吃了大亏，就改变主意，不去淳安了。回到京城以后，这位御史怀恨海瑞，指使手下编造罪名，弹劾海瑞，尽管海瑞的政绩很好，还是被降为兴国知县。海瑞在兴国任知县一年有余，后来很快因功被荐，应召入京。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海瑞任户部主事时，看到边境不宁，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意修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逢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皇帝还大建宫观寺院，修道炼丹，一心只想成仙，不顾百姓死活。
于是海瑞为民请命，写了一道《治安疏》上奏嘉靖皇帝。在这份奏疏中海瑞直言指斥皇帝昏庸无道，要求皇帝整治朝纲，被后人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此疏一出，震惊朝野，极大地触怒了嘉靖皇帝。
但是海瑞在上这份奏疏之前就知道一定会触怒嘉靖，弄不好要掉脑袋，早早就买好了棺材，告别妻子儿女，遣散僮仆，并托人一旦出事就帮他料理后事，然后从容赴朝。海瑞的奏疏处处击中嘉靖皇帝的痛处，虚伪的嘉靖顿时大怒，将奏疏扔出好远，命令锦衣卫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最终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将海瑞捕入狱中，打了六十大板，又转到刑部大牢等待处置。
结果嘉靖皇帝当年就死了，隆庆皇帝即位以后大赦天下，海瑞获释并复官为户部主事，后来被任命为应天府巡抚。他仍然打击豪强，爱民如子，大力减轻人民负担，还亲自带领百姓修筑了吴淞江水利工程，为民造福。
海瑞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据说在他临死的前三天，发现兵部送给他应得的柴火钱多了七两银子，还立即让人送回去。他死后，同僚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全部家财只有当月应得的一点薪俸，连办丧事也是同事们凑钱办的。当装着海瑞灵柩的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都自动穿孝来哭送他，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一直到今天，海瑞在人民心目中仍然是清正廉明的象征。
袁崇焕为何要杀毛文龙
毛文龙是明朝著名的武将。他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以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的军中生活。
毛文龙于天启元年（1621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小岛，升任副总兵，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
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极具战略价值。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到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掎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确认并扩大他总镇皮岛的军事权。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天启皇帝在谕旨中多次称赞他。
崇祯皇帝即位后，因毛文龙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继承天启对他的优容方针。朝廷中有一些大臣认为毛文龙拥兵跋扈，千方百计对他加以掣肘。毛文龙对于自己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向皇帝表示不满，崇祯皇帝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慰他。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崇祯并不赞成对毛文龙进行压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在这一点上崇祯的想法还是正确的。
可是，崇祯元年（1628年）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的袁崇焕却不这样看问题。袁崇焕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他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在离京前，他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定辽东事宜时，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所以，袁崇焕首先在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海上贸易的命脉，给了毛文龙致命一击。为此，毛文龙向皇帝申诉。崇祯皇帝对此没有表态，因为他有他的难处。当他任命袁崇焕为督师时，已经授予他尚方宝剑，可以全权处置蓟辽及登莱天津一切事宜，当然包括东江在内。
当时，毛文龙见皇上没有表态，于是就再上一疏，倾诉他孤撑海外的苦衷。毛文龙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祸变，对皇上说：“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轻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这其实也是他对袁崇焕此番督师的总体评价。
崇祯皇帝没有办法，从中只好充当和事佬，因为他已经承诺只要袁崇焕实现“五年复辽”的大计，一切可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加掣肘。他只得淡淡地答复毛文龙，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时隔不久毛文龙就身首异处，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事情又是怎样的呢？
因为，当时的袁崇焕要杀毛文龙早已成为定局，他先前所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前半句不过是一个幌子，他曾在皇帝面前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手持尚方宝剑，统揽辽东军事大权，不能容忍出现那种“经抚不利”的互相掣肘现象。他要求朝廷撤销辽东巡抚与登莱巡抚两个建制，对于一向不听节制的毛文龙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任其所为。
但是，毛文龙不仅有一支独立的武装，而且深受皇帝信赖，除了用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别无他法。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龙工于心计，督师的官衔和权力也使他处于主动地位，对付毛文龙可是绰绰有余。
此后，袁崇焕用计谋逮捕了毛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的罪刑，将毛文龙斩于帐前。威震辽东的总兵没有死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手下，而死在督师钦差的尚方宝剑之下，对于毛文龙而言是悲剧性的结局，对于袁崇焕而言是悲剧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