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三六叙述这种情形说：“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议论而已。”
仁、宣时期阁权之迅速增长，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深受仁宗和宣宗的信任。
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的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历任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
几位大学士的不凡经历，使之成为“宿德重望”，“为时耆硕”，在朝臣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而这一点对于阁臣权力的增长，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明朝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科举制度。明代的考试制度，主要分为培养人才（养士）和选拔人才（取士）两个阶段。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是学校。明朝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学校，称为府、州、县学。学生入学，必须先经过考试，考试不及格未能入学者，不论年龄长幼，通称为“童生”。通过考选而取得入学资格者，称为“生员”，又称“秀才”。府、州、县学的生员中，各有一定名额，可以支领公费，称为“廪膳生员”；在名额外增加录取者，称为“增广生员”，不得支领公费。在增广生员外再增加录取者，则称为“附学生员”。生员入学后，可以参加由学道（或称学政、学台）主持的岁、科两试。岁试的目的是对生员测验课艺，其成绩分为六等。“岁试”成绩优异而列于一、二等者，不只可应科试，而且还有奖赏，同时又可以视各类生员缺额，依次递补为廪膳生员或增广生员。至于成绩低劣而名列四等以下者，则会受到挞责或降格的处分。在“科试”中考在一、二等者，称为“科举生员”，可以录送乡试，称之为“出贡”；也可以递补廪生或增广生员，如同岁试；考在三等者则不得应乡试；三等以下者有罚。
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子、午、卯、酉年举行。考试分三场，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考生入场经严格搜查，每一名考生由一名号军监视，防止作弊。考生交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程序，然后送主考和同考评阅。乡试的录取名额是由朝廷决定的。乡试考取即为“举人”，举人可参加会试或入监，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即辰、戌、丑、未年在京城举行。会试分三场进行，在一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考试的考场叫作贡院，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作号房，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进去后，号门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会试的录取人数，明初没有定额，成化十年（1474年）以后，一般只取三百名。会试考中可以参加殿试。明初，会试取士，不分南北。明仁宗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仁宗命杨士奇制定了南北方省份的录取名额，南方省份占十分之六，北方省份占十分之四。正统年间，又分为南、北、中卷，并制定了相应的录取比例，分地而取的原则没有改变。
状元楼
最高级别的殿试在紫禁城的奉天殿或文华殿举行。凡是会试考中的人都可以参加。相比乡试和会试，殿试的考题很简单，仅有一道题，是关于时务的。试题由内阁预拟，在考试前一天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选定，有时皇帝自己命题。殿试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皇帝就是主考官。明代，参加殿试的人一概不被黜落，只是定名次。一甲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发榜后，皇帝在礼部赐宴给新科进士，称“琼林宴”，之后新科进士拜谒孔庙，并在国子监树立石碑，镌刻新科进士姓名。接着，这些进士们就可以被授予官职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则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庶吉士，中选者由职位高资历深的翰林院官员任教习，负责培养。三年学成后，优秀者留翰林院任编修或检讨，其余出任给事、御史或者授府推官、知州、知县。
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可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十分之可怕。
孝宗为何要修《大明会典》
明孝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意欲做一番大事。当他准备查阅历代典籍时，发现了一个问题。
《大明律》封面和序言
那就是，明朝自太祖开国以来的历代典制都散布在各种各样的简册之中，没有经过系统编辑，查询起来很不方便。
因此，孝宗下诏命令阁臣们分馆编辑历朝的典章制度，以方便查看和利用。
对此，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
我朝自圣祖皇帝开国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历朝祖宗的典章制度都经过仔细斟酌，借鉴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许多东西可以说是万世之法。现在特意让大臣们编辑成书，以颁示中外。同时，此书还可以借鉴利用，传之于后世，令后人世代遵守，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积之既深，持之既久，这是我朝历代先皇治国治民的高明之处，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同唐虞，三代圣贤相媲美。要把这种治理国家的精神传下去，就靠这本书了。
现在要以本朝的官职制度为主线，事物名数等级为纲目，主要编辑祖宗历朝的典章制度，凡事要据实编写，并写明时间，附在后面，汇集起来，最后编成一代典章制度汇集。
随后，孝宗敕定书名为《大明会典》。可见，孝宗命大臣们编辑这本书，不仅要自己利用，还立意深远，考虑到了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
《大明会典》是一部政书体史籍。万历四年，大学士张居正等重修大明会典，申时行等奉敕撰。原称《大明会典》，又称《万历重修会典》。全书二百二十八卷，书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
《大明会典》从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开始设局编辑。徐溥以内阁首辅兼任总编辑，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参与编辑。徐溥当时是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历任几朝，经验丰富。
《大明会典》的编修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他们参阅了宫廷里所藏的各部档案以及历朝皇帝起居注，引用了许多私人撰写的传记、方志。
《大明会典》依孝宗所订体例，定有凡例二十四条，以《诸司职掌》为本，参考《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教民榜文》、《军法定律》、《宪纲》、《大明律》、《孝慈录》等十二种朝廷颁布的官书，并附上同历年制度有关的事例，以本朝职官制度为纲，使官领其事，事归于职，将六部中的吏、礼、兵、工四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剩下的户部和刑部所属几个司则分省来写，如江苏、浙江等布政司等。
《大明会典》与《诸司职掌》不同的地方是添加了“宗人府”一部分，放在第一卷。后面的第二至一百六十三卷都用来记述六部的典章制度，第一百六十四至一百七十八卷为文官制度，最后两卷用来写武官制度。各官职以下还列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如田土、户口、驻军和粮饷等，提供了参考的重要依据，冠服仪礼等还附有精美的插图。
《大明会典》全书共有一百八十卷，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修成，由刘健等奉表呈进给孝宗皇帝审阅。
随后，孝宗敕令刊刻，然后颁行全国。遗憾得是，孝宗没能等到此书出版，便驾鹤西去。
武宗即位以后，命令大学士李东阳对《大明会典》重新参校，然后由司礼监刊刻发行。嘉靖的时候又进行两次增补，增加了一些后代的东西。
万历四年（1576年）六月，明神宗又下诏命张居正为总裁，重新纂修，校订弘治、嘉靖年间所编辑的本子，增补修订了一些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前后的六部现行事例，分类编纂。
综上所述，孝宗下旨编修《大明会典》，意在方便查询，并给后世子孙留下一部不可多得的典籍。而《大明会典》也的确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典章制度汇编，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也是一本研究明史的重要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