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有学者提到：“近20年来，中国电视文化在坚持民族走向、弘扬民族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在栏目和节目的内容构成上还是形式上，都较好地处理了大众文化和提高性文化、外国文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特别是在严肃艺术和民族艺术处于低谷，备受大众文化冲击时，电视特别给予关注，起到了扶持、协助和鼓舞民族艺术、严肃艺术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并非没有问题，忽视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电视还未能把坚持电视文化的民族走向、弘扬民族文化上升到关系着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建设的高度上来。”[刘炘著《电视重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另一位学者则对商业化大潮中的电视文艺表示了这样的担心：与商业合谋的电视文艺，对其传播的“文艺”种类选择，常常局限于能够被商品化的一部分职业化舞台艺术，而将真正的民间艺术、大部分少数民族艺术、发展中国家与民族的艺术等排斥在外，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艺术话语权垄断。在多民族、多阶层文化的艺术话语多元并存的中国，电视文艺所着重传播的仅仅是其中少数部分，这样的结果是被排斥于传播之外的各民族和阶层，将因自己艺术文化传承的断裂，而被放逐到社会精神生活的边缘，失去其文化的内部认同与自信，进而导致其社会与文化的解体，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丧失，将导致未来中国人的文化能力整体衰退，成为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参照何晓兵《讲一点真实的故事――关于电视文艺纪录片的使命与命运》，载《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在计划与市场两股力量的张力下，随着电视传播面的扩大、频道之间激烈的竞争、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电视文艺对文化生态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强化着某种文化形式，一方面建构着新的文化生态。主动“强化”的一面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中自上而下的宣传、教化、喉舌功能，比如配合重大节日的晚会、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等等；无意中“建构”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各种东西南北风，如娱乐风、戏说风、青春偶像剧热等。目前来看，加强对于电视文艺市场的有效规范与引导，对于促进电视文艺健康良性发展非常迫切。
对此，学者们的看法值得重视。“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简而言之，即在整个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中，主导性的文化话语由20世纪80年代的严肃文化话语转型为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刘云《试论中国电视文化生态的转型——以浙江电视业为个案》，载中华传媒网站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今天我们这里面临的却是主导文化（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以电视剧发展为例：在中国电视剧史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体现政府意志的主流文化电视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是表现知识分子历史反思精神的精英文化电视剧，而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后，主流文化电视剧（如主旋律作品）、精英文化电视剧（如《围城》、《一地鸡毛》、《雍正王朝》等）与大众文化电视剧（如《还珠格格》等则同时并存。还有一部分作品则体现了三种文化形态的有机融合，如《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牵手》——这应该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方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电视剧的不同文化表现，强化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态。[黄力之曾把审美文化主体的分化的基本格局界定为：“原来大一统的文化模式分化为三个板块，即代表党和政府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代表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意志及审美要求的文人文化，代表一般市民意志及审美要求的市民文化。”见黄力之著《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电视文化环境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如果国家政府维持对于电视文化的强权式的管制，会削弱了民间的文化创新活力。同时如果片面地追求市场效益，会导致整体文化艺术品质的下降。至少目前电影放映市场依靠进口好莱坞大片实现行业利润目标，就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第二是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形成对外来文化产品的情感倾斜，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更是如此。电视文化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经济的竞争。事实上，是文化的竞争。电视节目传达信息，其中包括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持续消费某种电视文化产品，自然建构起相应的文化认同。在即将到来的电视文化的战国时代，出现混杂的文化认同将不会是奇怪的或个别的现象。均质划一的文化意识形态，将更趋向于多元。但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确立主流文化认同是极其必要的。这种主流文化认同，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权力所能建立的。我们今天看到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电视媒体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必要性。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建构，还处在相当粗糙的准交感文化的传播方式水平。这种文化宣传和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接受心理有相当的距离。新时代的文化认同必须是建立在公民自主意识的觉醒、理性反思能力的成熟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是一种多样化、开放性、广泛交流和充分宽容的文化精神复兴的自然结果。[吴予敏《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和电视文化》，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1期。]
三、电视文艺文化生态考察方法
从与“文化生态”相关的层面考察电视文艺，有多种展开的角度和多种理论资源可供借鉴。
从文化生态的均衡性上与丰富性上，我们可以用定性与定量的方式，从共时或历时两个纬度考察不同文艺节目的合适比例和它们节目形态的变化，任何一种节目样式的持续片面发展，都可能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同时还包括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关注电视文艺对文化的发展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具体有以下一些考察的纬度。
第一种纬度，从历时性纬度考察电视文艺与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重构问题；
电视这种文化传播新的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全面变化，电视文艺观念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到文化中心的变迁，也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处于激烈动荡的变化中。伴随着电视媒体与市场经济的最突出的文化生态变化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女性文化、后殖民文化、地域文化、影视、消费文化研究成为热门话题。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技术的发展，传播观念的变化，节目资源与频道资源逐步扩充，国内各大小电视台电视文艺节目的发展变化中考察它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影响。
第二种纬度，从共时性纬度考察某一时期电视文艺现象与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相互影响问题；
从共时性纬度考察，我们具体关心的是文化“多元共生”的均衡问题。从国家的民族、地域、经济发展的分布来看，中国处在一种相当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北方与南方、内地与沿海、都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存在非常不同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意识，大众传媒对于他们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而这些年来的电视文艺实践，我们看到基本处在动荡不安的“失衡”状态中。当前电视文艺中存在的系列热点问题，如盲目跟风与电视文艺文化生态失衡问题；节目克隆与文化的同质化的关系问题；对历史的戏说、对红色经典的歪曲改编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等等；多元文化格局中，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比例失调问题；频道资源、节目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问题，黄金时间段各种电视文艺形态、内容的比重（如同一时间段各种电视剧的类型分析、各种栏目节目的比重）问题等等，都对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重建中国文化生态的和谐。
第三种纬度，从中西文化交流战略高度考察电视文艺对文化生态的责任问题；
与电视文艺相关的系列重要文化生态问题还包括：西方电视文化与中国电视文化的冲突问题；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视文化策略问题；中国电视文化与国家安全问题；对待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态度问题等等，包括从引进剧在国内文艺节目中的比重考察文化输入的生态状况问题；从出口的影视文艺作品的正负面影响考察文化输出的生态问题；对好莱坞影片“文化殖民”的警惕的问题等等。
中国当代电视文艺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盲目崇洋媚外、轻视民族、民间文化的倾向，博厄斯关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博厄斯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博厄斯著《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中着重强调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种族、民族并无优劣之分，文明人与原始人之间的差异只是表面现象，一切人种构造都是一样的；各族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并不是由于生理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所谓古典进化论者强调的进化序列实在是无稽之谈，世界上并没有文化的高低之分，将西方的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更是荒唐可笑。博厄斯在书中一再强调，并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观，不论用哪一个外族的观点和价值体系去衡量都是不准确的，并不能真正理解该民族和其文化的内涵，相反还会给自己戴上有色的眼镜，用西方所谓发达的眼光去看待“落后”民族的方法更不可取，因为这只能导致西方人无节制的自我膨胀情绪。文化价值是不能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异族和它们的文化的及社会生活中的事物与活动的，即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任何一种文化只能从该文化内部去研究和理解。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能平等地看待各民族的文化，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特别是知识界中应当加以更多关注的。尽管中国社会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但也应该看到，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在我国由来已久，并根深蒂固。
再如对于“高雅”与“通俗”我们也应该加以重新认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高雅，只是把那些时间与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受众面相对比较小的、被人为打上了稀有的烙印的视作是“高雅的”，比如歌剧、古典音乐、京剧等等，其实这些从当时当地来说，同样是“通俗的”。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用这种二分法来将艺术分成三六九等，而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们，让艺术的花园百花齐放。
第四种纬度，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看当代中国电视文艺发展的新空间问题。
建立文化生态资源观念，并对这些资源有计划、有目的合理开采，不仅可以扩大节目资源，而且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作为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中国具有着非常广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但是中国却很少《探索发现》和《国家地理》之类的大制作、优秀的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和技术的问题。普遍缺乏文化资源的观念，缺少文化生态的观念，缺少对民族文化深入了解和认同，应该说是制约中国电视文艺发展的严重瓶颈。
我们可以看看电视台目前主要的“资源”是哪些：1、情感。一切动情的、煽情的、滥情的都是电视台的重要节目资源，包括《艺术人生》、《朋友》等电视栏目，《情深深雨蒙蒙》、《人鱼小姐》等各种机械复制时代的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爱情故事，《结婚十年》、《离婚女人》、《危情杜鹃》等各种婚姻家庭危机中复杂的情感故事等等成了电视的一大卖点；2、猎奇。一切奇怪的故事，戏说、刑侦、反腐等等都是节目的关注热点，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嫁接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关系，把曾经陌生的帝王将相的各种隐秘生活翻看个遍，犯罪题材与反腐题材也同样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各种寻求刺激的猎奇心理；3、窥视。对明星的炒作、床上戏的火热，真人秀节目的火爆、PK台上赤裸裸的告白都激发了观众对于隐秘世界的兴趣。
这一切和我们重点关注的“文化”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等都相去甚远。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原生态民歌大赛”终于让电视人的目光投向了民族民间的音乐资源，打破了学院派长期以来一统音乐文化主流的格局，电视节目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节目内容的逐步增多，应该说这是文化资源开发的比较成功的案例。电视台有必要更多进行此类文化资源的开发，这样电视文艺发展才会获得更多新的空间。
在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注意的是：在考察整个文化生态关系的时候，一般个案解读的比较少，重在“症候”分析，多数选择的是一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或者是在一组数据的对比分析中来考察动态的电视文化生态变迁和对日常文化生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