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纬度，电视文艺与学校教育、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
尽管有人认为电视就是“娱乐”的工具，反对谈电视文艺的“教化功能”，但是鉴于我国的国情和电视传播的实际效果，仍然应当将电视文艺与教育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重点包括电视文艺对早期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关注的程度、节目资源的分配等方面。随着频道资源、节目资源的扩充，专业化的频道逐渐增加，满足了相应收视群体的需求，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青少频道、音乐频道、法律频道等相继开播，推出了一批寓教于乐的优秀节目，对各类人群的关注也更加细化。从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到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大家》，一批有思想、有文化内蕴的知识分子有了自己思想交流的平台；《中学生英语课堂》成功运用电视平台，成为中学生学习英语的第二园地。《开心词典》、《挑战主持人》等也将各种比赛、竞技项目引入电视。不过这些相对于大学与中学需求而言还是显得太有限了。
关于电视对儿童心理的影响，青少年早期教育的影响，尤其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电视建立了孩童最初的对于世界的印象，甚至模糊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让他们失去了对于新鲜生活自身的兴趣，影响了心理和身体的健康。另外我们还看到，由于缺少生态的内涵，电视对于很多应该关注的群体，如老人、农民、妇女等仍然没能加以更多的关注。这些问题都有待电视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
第四种纬度，电视文艺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关系问题、媒介伦理道德问题。
电视营造了我们生活的另外一种社会环境，建立了另外一种关系的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人与人的交往，营造了很多共同探索心灵的空间，《聊天》、《朋友》、《讲述》、《艺术人生》；营造了很多游戏、快乐的场，《非常6＋1》、《欢乐英雄》、《快乐大本营》，让你能够跟着一起快乐起来，还搭建了很多交友、速配的平台，上演了很多家庭秀、宝宝秀。但是这又是一个与传统的人际交往“场”有很大差异的公共空间。当各种各样人的隐私成了电视文艺的重要的节目资源，成了媒体炒作的对象，原本限于私人交流的话题成了公开公众的话题，个人的小秘密成了关注的焦点，当原本被忽视的很多东西通过媒体被放大，我们有必要关心电视文艺与公共领域构建的关系问题以及媒介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些也都是与社会生态密切相关的问题。目前关于媒体本身的伦理的探讨多见于电视新闻节目，讨论重点是媒介与权力的问题，在电视文艺节目中，媒体自身的伦理同样值得重视。
以上四种纬度我们都可以在传统的批评理论中找到大量可供借鉴的资源。特别是当今西方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中关于媒体与传播关系的探究。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大众传媒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重要的理论资源一是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的社会批判理论构成了中国电视早期批评理论的主体，二是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推进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成熟，在此之后，一批又一批的理论家继续二人的思考，而且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等等问题，都作了相关讨论与尝试：如德里达的游戏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德勒兹的欲望理论、博德利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等。目前国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传播媒体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和严密的理论分析的文字很少，由商业目的所驱动的受众调查，还算不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考虑到大众传媒本身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关键的角色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从社会学研究入手发展文化与传媒研究。将对社会生态密切关注的视角引入到电视文艺批评的视野中来，将会深化我们对电视文艺作品本身社会意义的理解和思考，展开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并对电视文艺实践的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四、电视文艺社会生态批评例析
案例1：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与社会生态的关系[以下资料参照张凤铸主编《中国电视文艺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01页。]
新时期以来，我国在整体的艺术创作思维上经历了一次变革。“主题先行”、“********”的枷锁被打碎，人们期盼着从艺术作品中看到真实的生活。它所要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电视剧艺术在追求纪实之美时，超越了玩弄长镜头等技术技巧的层面，真正从本质上关注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体现鲜明的人文关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仍然是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中所要坚持的原则。现实主义的特征在于对现实世界的真诚关注，对人类众多成员生存处境和生活命运的热烈关切与同情，它奉守的是积极入世的、有批判锋芒的、有理想追求和生活寄托的艺术精神。
在一批反映社会变革的主旋律剧中，电视剧创作不仅以现实变革为重要题材，还以现实的社会主题和现实的社会心理为作品的叙事焦点。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强调艺术作品贴近生活，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是现实主义艺术的首要标准。新时期的电视剧创作者们从一开始便把眼光对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迅猛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他们充分利用电视剧灵活迅速的优势，及时捕捉现实生活的每一变化。以创作于1980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通过《女记者的画外音》、《走向远方》、《新闻启示录》、《花园街5号》、《新星》等一系列作品，中国电视剧几乎是同步于生活地向人们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变革。中国电视剧大发展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也是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不断涌现的时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或困惑，改革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诸如国营大企业转轨的问题，市场问题，人才问题，教育问题，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与旧有的传统的社会心理道德规范的冲撞等问题。
1989年起，电视剧界将“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提上了议事日程，越来越多的电视剧艺术工作者把用艺术手法反映代表历史进步意义的时代精神，表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活动，揭示生活的本质，作为自觉的追求，荧屏上出现了多种题材电视剧作品唱响主旋律的喜人景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建设阶段，电视剧的数量也急剧增长，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里，播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新人传神写貌的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现实题材作品的比例较过去有了明显提高，题材开拓得越来越广泛。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农业、军队、科技、教育、公安等各条战线改革现实的作品，逐步系列化、规模化。其中反映国营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以及为改革事业的主力军塑像的作品有《出路》、《走出沼泽》、《女人们》、《半边楼》、《大潮汐》、《情满珠江》、《车间主任》、《忠诚》等。反映农村变革生活的电视剧有《艰难的抉择》、《山花烂漫》、《从前有座山》、《神禾塬》等。反映公安和军队改革题材的《英雄无悔》、《西部警察》、《和平年代》、《突出重围》、《九·一八大案纪实》；反映高科技领域改革题材的作品有《中国神火》、《长征号，今夜起飞》、《太阳的摇篮》等；“反腐倡廉”代表作品有《铁市长》、《纪委书记》、《誓言》、《天网》、《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特区经济的兴起则在屏幕上留下了《深圳人》、《都市风流》、《中国商人》、《外来妹》、《双桥故事》、《情满珠江》等一大批精品佳作。
20世纪90年代后，电视剧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在平民剧与通俗剧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些作品包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哥》、《外来媳妇本地郎》、《空镜子》等。这些电视剧以讲述发生在你我身边、生活味极浓的故事为切入点，通过对平凡人的情感的关注，用生活化的表演风格，塑造出真实感人的普通人形象。
以上的系列电视剧作品，反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塑造了很多感人至深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对在改革开放、经济转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建、社会风尚的弘扬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里只是以现实题材电视剧为例，电视文艺其他作品与现象，与社会生态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
案例2：中央电视台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生态的关系
对于中央电视台的机构设置、节目编排、人员管理、频道资源的合理使用等系列问题的研究是关注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态关系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是由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电视媒体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刘春的《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刘春《中国电视的盛世危言》，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CCTV，中国电视的航空母舰朝哪里开》[刘春《CCTV，中国电视的航空母舰朝哪里开》，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两篇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频道专业化虽说眼下已成共识，但央视一、二、四明显存在诸侯割据的痕迹，典型的例子是一套黄金时间晚上9：30档，仍然是各中心的大拼盘。这不光使得频道风格庞杂，也会使央视在面对突发大事时缺少整块的频道空间。”“央视的总编室功能偏弱，在强调大编辑部意识的今天，总编室除了咨询研究协调功能外，更需要担当指挥中心至少是紧急指挥中心的功能，才能面对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新闻事件作出合理反应与综合配置。”“在我心中，CCTV是个那么复杂的混合体，那么多的精华与那么多糟粕，那么多杰出之士与那么多混世之徒，那么强烈的创新意识与那么陈旧的传播方式，那么强势的媒体与那么卑微的个体，那么灵活的制片人制与那么呆板那么浪费那么臃肿的管理机构，那么多优秀栏目与那么多陈腐不堪的节目，等等。可以说，CCTV混合了新兴阶级与没落贵族的双重特性。”文章作者从产业发展和宏观战略出发解读与CCTV相关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央电视台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生态关系很有启发。
关于电视台自身的伦理、价值取向对于社会生态的影响，陆地在《2003：中国电视产业大解码》[陆地《2003：中国电视产业大解码》，载《南方电视学刊》2003年第1期。]中有相当深刻的分析：“央视的尴尬之处在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它必须把社会效益、精神和道德的追求放在首位；作为一个没有财政补贴的商业主体，它又不得不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看重金钱和经济利益。于是，央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精神和行为的双重“分裂”。就像有的人指出的那样：在新闻节目中，它像一个严肃的“教师”，义正词严地给普通公民宣讲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或精神文明；在广告时间里，它摇身一变又像一个“商人”，肆无忌惮地给普通消费者（包括几亿儿童）展示着金钱、美女、各种商品以及豪华（少数富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1日，贾保华文）。不要以为中央电视台的“双重”角色无关紧要。实际上，这种“双重”角色只是使少数人受益，造成的伤害（包括内伤和外伤）却是“大面积”的和深远的：首先，作为“喉舌”以及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中央电视台游移不定的“双重”角色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其次，中央电视台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给各级电视机构树立了一个非公平竞争的商业“典范”，十分不利于中国电视产业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再次，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国民特别是国家干部的双重人格（角色变换的暗示作用），严重销蚀官民的诚信品质，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这些切中时弊、犀利透彻的分析，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里的分析的问题和症候虽然没有直接用“生态”这个词来描述，但是透析问题的层面已经接近了这一主旨。对于电视生态面临的种种问困境，需要我们从学理上加以分梳和关注，并从独特的视角对电视文艺与社会生态的关系作深层解读，才能真正为电视文化把脉，恢复其精神生态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