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精神的宁静与自由，这在庄子的思想中尤为突出。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面对污浊的社会，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旨在保护住自己的精神的独立，不为外物所牵累，追求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宁静与自由，即追求所谓精神上的逍遥游，找到一个安顿的精神家园。其做法就是“游于逍遥，超于物外，得其环中”之道，这样，人的精神就可以不为社会上的是是非非所干扰，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宁静与自由。庄子的《逍遥游》描述了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游是“无所待而游于远穷”，“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不为外物所驱使，不以外物为目的，始终保持着人的尊严，这是一种摆脱一切束缚、绝对精神自由的境界，是庄子所提倡的体悟大道的境界。在其他篇章中，庄子也强调了相近的观点。庄子强调心斋、坐忘、见独、虚静恬淡的修养工夫，以成为真人、至人、神人、圣人为目标。庄子在《大宗师》中假借孔子和颜回的对话提出并论述了“坐忘”之道：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堕肢体”，就是将自己的生理要求、一切物欲，统统抛弃；“黜聪明”，就是彻底抛弃精神上的一切负担；“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就是说只有去掉生理上、心理上的负担，超越一切物欲和知识，才能体悟到自然虚静之道，与其相通。庄子还在《人间世》中提出了的“心斋”，所谓“心斋”即“唯道集虚”。老庄的道家学说正是通过这种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坐忘”与无听之以耳、无听之以心、唯道集虚的“心斋”，排除物欲的追求、纷争的世事以及各种功利的知识，从而达到“逍遥游”的审美境界。庄子认为只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等超凡脱俗之人才能达到离形去知、超然物外、通于道、达于德的“至乐”的审美境界。
4、重人贵生[本段参照李霞《道家与禅宗的人生哲学》，载《安徽史学》1998年3期。]
道家以大自然为参照物，从自然与人的相互观照中去探讨人的问题。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注：《老子》第25章。）即宇宙中有四种伟大的存在：“道”、天、地、人。“道”被置于“四大”之首，这是由老子哲学的根本特色（道本论）所决定的；天地为“道”所出而又是人及万物的生存基础，故其地位次于“道”而高于人；天地之外尚有人与物，但老子“四大”中有人而无物，这显示了老子思想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重人。重人，首先便要解决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对此，老子提出了“人法地”的生存原则，意即人应效法地之道。地之道的根本特征是处卑居下，他认为人在乱世之中只有象地那样善于处卑居下，才能不露锋芒，保全生命。这又显示了老子另一价值取向：贵生。重人是贵生的前提，贵生乃重人之保障。庄子亦重人，但他不似老子侧重对人的地位的重视，而强调对人的本质的守护。人的本质是什么？庄子认为是“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注：《庄子·渔父》。）“贵真”即是珍贵人的生命本质，因为“真”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根本，人一旦失去了它，便不成其人而为非人，人要由非人还原为人，就必须重新找回自己的“真”，故与“贵真”相联系，庄子又提出了“反真”、“归真”的主张。相对于老子的“人大”观念，庄子这种“贵真”思想是一种深层的重人意识，因它已不满足于对人的地位作客观肯定，而是注重对人的本质的主观守护。但人的生命本质以其生命形式为存在前提，人之“真”须以人之“生”为基础，故与“贵真”相联系，庄子又提出了“全生”的主张。何以全生？庄子发明了“无用之用”的全生法。“无用”即是无用于他人，对他人无用则不会为人所损害，能保全自己；能保全自己便是有用于己。这一方法与老子居卑处下的生存原则相比，手段虽异而目标却同，都是为了保全生命，体现了他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珍重。
三、佛家与生态[本处论述主要参照：魏德东《佛教的生态观》，载《宗教哲学》第17期（民88.01），第158-173页。]
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因此，生态与环保都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人文问题，或是决策的问题，并含有价值观和信念。对佛教生态观的思考，正是从价值观和信念的层次，提出它的关联学说的内涵。
1、“缘起性空”、“诸法无我”
佛以“缘起性空”的基本原理来阐释宇宙人生，提出了一种极富宗教个性的哲学命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这是佛家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认识，是所有佛家思想的基石。
佛教把事物产生的主要原因称为“因”，次要原因称为“缘”，因此“缘起”亦称“因缘”。事物由于因缘而有了生灭和消长，从而又成为其他事物生灭消长的因缘，这样生生不息地形成了我们周遭的大千世界。佛教根据缘起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人生现象，认为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组合体。人的肉体是物质的，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的，人的精神是由多种心理要素，如受、想、行、识等构成的，一旦四大元素和各种心理要素分离，生命则立即消亡，精神世界也随之消失。所以佛教认为人生具有生、住、异、灭，世界具有成、住、坏、空，世界上没有独立不变的永恒实体。缘生缘灭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命新陈代谢的自然过程。
依据缘起的立场，整个世界处于重重关系网络当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芥子、毛孔可以容纳、蕴含无限的宇宙。这与现代生态学相契合，以这一思想检讨今天的生态实践，人的立足点实在不应该局限于个人、国家、地区的范围，而应当是全球的。在生态问题上，独善其身难以自保，同时一味索取的做法也终究会使这个生命之网失去绳结，惟有从整体考虑，才能共生共荣。自然界中，我们似乎是万物之灵长，可以执掌世界一切事物的命运，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命运又受到其他事物的限制。人与自然，相互依持。任意割裂事物间的关系，就不能对其本性有正确的理解。
佛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生灭之间的，都是相对存在着的，世间的事物可以说只是其他种种因缘的合体而已，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实体（我）。既然没有永恒不变的“我”的身份存在，就不用固执于“我”了。整个世界都是瞬息万变的，而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佛教要求人们破除对事物包括生命的执著，以“无我”的胸怀应对大千世界，打破人自身的优越感和在世界上的优先性，以求得脱。“无我”的观点并不是让人无视于自己的生命，而是让人们不要太过于妄执自我，妄执眼前的浮华，本都是无中之有，何苦妄执这今生的皮囊？佛教中的“无我”由缘起中来，形成了“空”的思想，“空”是由于事物缘起本就没有什么实体的存在，那么就是“空”，这是对于自身和环境的正视，是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在生态学角度上，现代人类就苦苦执着于现时当下和自我个体，似乎认为这些才是永驻不变的，为了自身的私欲而无度的占有、掠夺自然中的生物和资源，其实一切皆是空，太过执着这个实体的自我的行为最终真的会造成“空空如也”的世间局面。
2、“无情有性”、“众生平等”
“无情有性”，珍爱自然，这是佛教自然观的基本精神。大乘佛教将一切法都看做是佛性的显现，万法都有佛性。此万法不仅包括有生命情识的动物，也包括没有情识的山川、草木、大地、瓦石。透视佛教的无情有性说，可以看出它与当代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大地伦理学颇有相通之处，大地伦理学的奠基人是美国的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他从生态学的角度将地球当作一个有机体，提出大地伦理学的概念：“大地伦理学扩大社会的边界，包括土壤、水域、植物和动物或它们的集合：大地”。“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人的行为应当有益于万物的生存。基于这一缘由，清净国土、珍爱自然就成为佛教徒的天然使命。
佛教认为众生平等、生命轮回，有“不杀生”的伦理规范。《大智度论》卷十三说：“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佛教对生命的理解十分广泛，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人、不同人群、不同人种的平等，而且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他们在表现上有高低序列，但其生命本质是平等的，由于生命轮回既可上升进步，也可下降堕落。众生平等的原因是生命在“六凡四圣”中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命个体按照各自行为业力去来世得到相应的果报。所以，每个生命既不必自卑，亦不可自傲，没有永恒的高贵或者低贱，只是一个生命的圆圈而已。这就像是生态学中的生物圈，人类只是其中一种生物而已，却常常以统治者的姿态自居，甚至轻视其他生物的生命，无度的破坏本应有的平衡，“敬畏生命”是佛教“不杀生”实践的基础，也应该是人类面对当代生态的态度。
3、“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楼宇烈《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载《一九九0佛光山国际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1992年2月。]
佛教认为，有三种“心”是导致人类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即贪欲心、嗔怒心和愚痴心，亦即所谓的“三毒”。人类身、口、意等一切恶行都是从此而产生的。按照佛教的说法，贪欲是对名声、财物等己所爱好的东西没有满足的一种精神作用；嗔怒是对不合己意的有情生起憎恨，从而使自己身心不得安宁的一种精神作用；愚痴是指愚昧无知、不明事理的一种精神作用。这些精神作用的扩张，使得人们逐欲不止，争夺不已，偏执不明，而永远不知解脱若难的真正道路在那里。佛教要人们“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就是要人们通过戒定慧的自我修养，去除贪欲心、嗔怒心和愚痴心，净化自己的心灵。而在具体实践上，则是要人们以布施去转化贪欲心，以慈悲去转化嗔怒心，以智慧去转化愚痴心。
4、“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净土，又称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佛教徒向往的理想国土的典型，包含了佛教徒对理想生态的设定。极乐世界就是无苦有乐的世界，它是佛教为众生描绘的理想国度，它也同样是佛教认为最为完美的生态环境。在极乐世界中，一切充满秩序，井井有条，一派鸟语花香、微风拂面的景象。极乐世界有神奇的八功德水、有种种奇花异草、有妙音雅乐、有奇妙可爱杂色众鸟、有妙风吹诸宝树。其中极乐世界的水是“一者澄清，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轻软，五者润浑，六者安和，七者饮时除饥渴等无量过患，八者饮已定能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善根，多富众生长乐受用”[魏德东《佛教的生态观》，载《宗教哲学》第17期（民88.01），第158-173页。]，总之，极乐世界是对众生的感官和精神都有至高无上快感的世界，佛教徒以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净土是菩萨善行的果报，它的实现在根本上依赖众生的努力，这也是现代生态平衡的理想状态。除了对于自然界的极乐世界的期翼，佛教中特别重视通过心灵的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改善自己的行为，创造人间净土，这就是《维摩诘经》所倡导的“众生心净则佛土净”的理路。
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境由心造”，我们人类所生存其中的环境，并非机械的自然，也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时反应出人的道德自觉与宗教实践的“人化自然”。因此，在宗教的终极关怀下，生态学有着积极的批判潜能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力量。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上，佛教的超越精神和广博视野，理应成为现代生态学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