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伦理道德批评这个层面上，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李道新认为：“从一开始，电视批评就与社会学研究联系在一起，这使得电视批评的主体更为注重电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电视中的色情和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成为电视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不可避免地将电视批评的目的引向移风俗、正人伦一途。尽管对于电视批评甚至电影批评来说，移风俗、正人伦的批评目的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建立在保守、落后道德观基础上的影视批评，还是需要决然摒弃的。另外，道德伦理批评本身相对狭隘的社会学视野，及其始终忽略批评特性和影视特性的做法，也为当今的影视批评潮流所不容。”[李道新著《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王炎龙在《重构中国电视批评逻辑》[王炎龙《重构中国电视批评逻辑》，载《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中提到“道德价值模式”是目前中国的电视批评模式中重要的一种，认为电视批评应该是深刻的文化内涵分析而非简单的道德价值评判。以上两种观点都谈到对当前存在的从伦理道德层面关注电视批评的片面性的批评，我的理解是其真实的含义是伦理道德这个视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电视，应该有更加广泛的视角，另外，即使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判电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那一套道德标准中，在这个价值变动、观念转型的时代，陈旧落后的道德标准很难作为今天评价人、事和作品的尺度。比如关于历史剧的评价，“以往传统戏是只讲道德评价的，惩恶扬善，弘扬传统道德观。但是传统道德里虽然有恒定的美德部分，也包含许多特定时期统治阶级的话语代码。例如要求女性吃苦耐劳、温柔善良，这是正向的恒定的，但是压迫者也迫使她们遵从贞节观。时下历史题材影视剧作里随处可见的特权意识、独尊意识、女色意识等，都属于传统道德观里的封建性糟粕，是应该清除的。”[廖奔《关于历史剧的价值观》，载《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4日，第十四版。]
道德批评本身不仅是作为标准，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存在于文学批评之中的，它是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方式。但是古往今来，人们对道德批评的认识并没有得到统一。道德批评在理论上依然有它的合法性问题。
这里我们还可以联系“社会学”批评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了解。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艺术开始由“工具”向“审美”的转型，这个转型便是从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开始的。社会学一旦“庸俗”了是可怕的，但艺术的社会学立场和方法却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出于对“庸俗社会学”的嫌恶，结果矫枉过正，艺术社会学也被打入冷宫。
******的《在延安**********上的讲话》似乎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改变中国艺术的历史，事实上，《讲话》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历史，但是中国艺术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艺术社会学的实践，而是走上了“庸俗社会学”的路程。当我们的艺术不是着力于人的全面提升，着力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着力于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命运的深切关注，而是演化为宣传工具或者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施政治打击的手段的时候，这种“社会学”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真实。
有趣的是，在艺术社会学的问题上，中国正好和西方呈现出不同的方向，当中国热衷于抛弃庸俗社会学的时候，在西方的当代艺术中，艺术社会学恰好大行其道。西方艺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开始背离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立场，由艺术本体论向社会学的靠拢，西方当代艺术不管具有怎样的口号、怎样的方式、怎样的形态，其基本的倾向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全面介入，正如有理论家概括的那样，它的重要的特征是：“艺术的政治化、社会化、生活化”。所以对于中国的电视文艺批评来说，要克服简单的、陈旧的道德价值评判，脱离庸俗社会化的批判视角，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加强文艺与文化观念的互动，在文化学视野中客观审视电视文艺的价值内涵。
二、电视文艺批评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视研究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与电视的发生发展以及从计划到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电视的观念变革相伴随，起初的重点在于电视本体论的探讨，关于电视是否是艺术、电视有学无学的争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逐渐开始了对观众的调查工作，如中央电视台从1982年起，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到2003年以收视率为主要参考指数实行栏目末位淘汰制。电视文艺批评关注的面逐步放开，不仅仅局限在对于电视文艺（包含电视剧）文本的解读上，还包含文本产生前后的创作与接受过程与效果的研究，以及电视文艺与世界的关系的文化研究。
电视是艺术，对艺术本体的探索非常重要，但更应该从电视的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考察电视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影响。
中国的电视文艺批评是随着电视文艺实践的发展而丰富与成长起来的，从电视文艺诞生不久，电视文艺批评就已经出现。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对于电视文艺创作与制作观念的影响，随着西方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和借鉴，随着电视台改革的深入，电视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从电视文艺批评发展的历史来看，大约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
1、电视初创期电视文艺批评的发展（1958－1977年）
这时的电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节目很少，能看到电视的人也少，电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电视文化，批评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状况，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电视理论”指导。
“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转引自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这是当时的电视台的工作方针，也是评价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电视文艺观念，停留在喉舌论与工具论阶段，在电视文艺批评中阶级论与庸俗社会学的倾向非常明显。
1955年10月创刊的全国性理论刊物《广播业务》上刊出的一些文章，为后来的电视批评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裴玉章、康萌、许欢子、李子先等一批广播电视人针对当时的电视实践，写出了不少评介文章，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奠基人。
2、艺术成型期电视文艺批评的发展（1979－1992）
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了电视的发展。随着电视传播面的扩大，电视台的增多[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自1992年开始，行政区域性的有线电视台开始联网，各大中城市开始建立有线电视台，促进了中国有线电视的大发展。]，电视文艺在这一时期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迅速取代了文学、电影、广播文艺的地位，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文艺类型。获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文艺从极左理论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这一时期的经济模式主要是计划经济形式，文艺工作者对待电视文艺的态度是把电视文艺作为“事业”来做，电视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基础上[尹鸿在《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论90年代中国的影视文化》一文中认为：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与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了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面文化旗帜。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一直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艺术主题。]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审慎的艺术态度，发挥了积极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多方面探索电视与文艺的结合点，极大地拓展了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文学等系列电视文艺节目的表现空间，具体节目形式有：电视综艺晚会、电视综艺栏目；电视小品、电视单本剧、电视连续剧、电视系列剧；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电视音乐艺术片、电视舞蹈艺术片等。其中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1990年推出的综艺栏目《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掀起了兴办晚会与综艺栏目的热潮。《四世同堂》（1985）《红楼梦》（1986）、《新星》（1988）、《渴望》（1990）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掀起一个又一个收视热点。
电视文艺乘这股东风迅速成长，在内容与形式、数量与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丰富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其显著标志是：刊物、批评文章大大增加；各种研讨活动的开展；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逐步开展起来等。
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促进了基础理论和宏观理论研究的推进。1985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上马，标志着广播电视系统的经验总结工作和资料汇编工作已经走上正轨，这对研究工作是有力的支持。1986年10月15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学会于1987年7月创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对于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电视有学无学、电视是否是艺术的探讨也促进了电视文艺批评的深化。
对于电视文艺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这一时期电视文艺批评的重点在于对电视艺术本体的探讨，内容上表现为针对具体节目的解读和具体节目类型的研究。批评的理性色彩有所增强，核心焦点在于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1985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四世同堂》学术研讨会”，1991年1月召开的“大型室内剧《渴望》创作经验交流会”，1991年6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持召开的“黄一鹤电视艺术研讨会”，同年11月召开的“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等一系列主题研讨，是电视文艺批评的重要实践，推动了整个电视理论的建设。
1981年开始举办的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奖，1983年3月，浙江《大众电视》杂志主办的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1986年8月开始设立的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1990年4月开始举办的优秀法制专栏节目法制电视短剧“金剑奖”，这一系列评奖活动，为确立电视文艺的评价标准、激发电视文艺创作的热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批评理论领域的发展来看，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西方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蜂拥而至之时，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译介和应用使中国批评史上出现了“方法年”和“观念年”。拉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诸理论，渐渐成为一种力量，几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成对立之势。但这些观念对于文学批评领域和电影批评领域的冲击比较大，电视文艺忙于自身的建设，电视文艺批评对于这些新方法的关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有少数零星的批评文章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电视文艺作品进行解读，更多的重点在于电视文艺节目的艺术本体的探讨以及沿袭马克思主义基本论文艺理论观念中文学式批评方法，关注作品本身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性。电视文艺本身就是艺术家族中的后起之秀，所以很长时间电视文艺的批评一直落后于同一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