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包含着价值选择、价值判断的文化批评方式。对于人自身的价值重建问题是电视文化重建的核心问题。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实现物的现代化，更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从物质世界的环保关注到精神世界的环保。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雾中走出，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真正关注人的价值与人的发展，正是生态哲学、后现代哲学、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共同诉求。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抗中，在当代中国人价值选择的困境中，充分重视电视文艺这种传媒的重要作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立足于对文艺与社会、人以及人类文化命运的密切关注，在批评功能的强化中，强调精神价值，完善电视文化，将建立以人为目的的当代传媒体系作为终极目标。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理论的价值还在于对电视文艺艺术实践的规范性与指导性，“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的提出从改变思维模式入手，极大地拓宽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视野，其一表现为对电视文艺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电视文艺研究对象的拓展，其二表现为对电视文艺批评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电视文艺批评方法的拓展。这两点对于当前电视文艺实践与批评来说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不仅如此，我们对于人的理解还应该进一步确立：人既是具有私人性的个体，又居住在逐级递升的家园系统中：我们既是“文化人”，还同时是“地球人、世界人、生态人、宇宙人”。对“人学”关注的视野，应该由文化到世界，由世界到生态系统，由生态体系到宇宙整体。只有经过这样的视野扩展，中国文艺批评才能在足够高的高度上进行工作。
第一节强调精神价值：增强精神世界环保意识
一、价值哲学基本观念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当代科学前沿的重大问题。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视角，在政治、或经济—技术层面进行的。而从其深层的思想根源，在哲学-伦理价值观的层面开展研究，还比较少。从价值观研究入手，有利于揭示人类当今所面临的难题的实质。[余谋昌《生态哲学》前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价值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发展而诞生、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的大量研究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人类真正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之后，才开始有了价值的概念及其规范。
哲学原理有一句的论断：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创造价值，创造物质文化财富，以满足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价值哲学的提倡者认为：价值判断绝不只是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存在，而且，在人的社会、道德和审美活动中，都存在着价值判断的问题，如目的、愿望、效益、正义、善、德行、真理、审美等等，都同价值判断或应当是什么有关，因此，就可以而且应该建立起一个包括经济学、法学、伦理学、认识论和美学，以及宗教学在内的一般价值理论，即价值哲学。
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价值评价、价值认识，必须符合两项基本要求：一是对客体状况的正确认识；二是对主体需要的正确认识。对客体实际状况的正确认识，是形成科学的价值评价的基础和前提；对主体本身实际需要的正确认识，是形成科学的价值评价的必要条件。主体为了形成合理的科学的价值评价，在认识对象的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称为客体，正确理解和认识自身的实际需要。只有那些既有利于社会发展，又对个人或群体有意义的需要，才是真正符合主体利益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需要。
价值哲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独立的哲学学科，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00多年来，各国学者对价值哲学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价值哲学理论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各国学者对价值的本体论、价值活动论特别是评价论、价值观念论、价值与文化、中西价值哲学发展史及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价值观问题作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从我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价值哲学著作50余部，价值哲学成为哲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李连科在《价值哲学的背景与前景》[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0年8月15日。]一文中认为价值哲学目前的研究课题为：从回顾的角度，应探讨20世纪价值哲学在西方和在中国对哲学或其他学科的发展有何影响，反思哲学和其他学科对价值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何影响。从展望的角度，还应探讨21世纪价值哲学将面临的主要课题，以及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将会产生什么作用。在价值哲学体系中，更应注重对它的内涵进行深入具体研究。诸如，在物质价值中除了研究经济价值的哲学视角外，更应侧重于自然价值，特别是环境伦理问题的研究；在精神价值方面，应从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文化学等方面汲取营养，理顺与它们的关系；在人的价值方面，除了研究它的社会方面之外，还应注意时代对人及其价值的作用。此外，对各种具体的价值观，即价值哲学的应用方面应着力开拓，大作文章。[李连科《价值哲学的背景与前景》，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0年8月15日。]
价值哲学的研究，归根到底是要寻找正确的价值观。人们的价值观是由许多活生生的价值观念构成的。如何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既崇高又贴近社会生活，吸收古代传统的优秀成果又充满时代精神、既吸收外国的优秀思想、又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既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又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价值是主体在实践中选择的结果，“价值”与“主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人的需要以及客观事物的属性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人们的价值选择也是多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从而表现出价值取向，即价值观上的差异。人们的价值选择又不完全是主观任意的，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包括功利、情感、道德、审美等主观性因素和社会历史条件等客观性因素，所以人的价值选择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内在统一。社会团体越大，就越需要一个能够沟通个体不同价值的共同价值尺度。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往日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滞差”，正在被“超级全球文明”与“独特个体选择”之间的张力所取代。正是这种全球规模的知识传播，使得人们得以能够选择更加多种多样的行为方式，也使得人们进一步地考虑个体行为在全球规模的整体中的作用和地位。[李连科《价值哲学的背景与前景》，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0年8月15日。]
王玉樑在《21世纪的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一文中认为：21世纪要构建科学的价值哲学，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必须从“满足需要说”、“兴趣说”、“欲望说”、“情感说”、“属性说”等价值本质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代之以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益效果，使主体更美好的价值本质观。应坚持在价值理性为主导的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这将是更全面更深刻的价值理念。确立这一价值理念，必将使价值哲学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王玉樑《21世纪的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1年9月12日。]
现实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困难，表现了价值哲学的困境。后期海德格尔通过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力求超越把存在价值化的价值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摧毁了一切理性批判和价值选择的标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力求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重建某种普世的价值和伦理。这些当代价值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在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路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从价值观念的变革入手，对当代电视文艺的价值、意义作重新审视，并进而从物质世界的环保关注到精神世界的环保。环境伦理学中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以及生态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推动了这种思想的深化。从人类中心主义、拜物教的迷雾中走出，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真正关注人的价值与人的发展，这是这些理论的共同理念。
西方环境伦理学多元化时代的代表理论中的深生态哲学伦理学[1973年阿恩·纳斯（Arne Naess，1912～）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所谓“深层”是相对于浅层而言，后者局限于人类本位，前者是对后者彻底的超越。]，与我们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观念紧密相连。“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是由挪威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 1912～）创立的现代环境伦理学新理论，它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
深生态学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发展背景和深刻的现代生态学科学认识发展背景。深生态学的创始人阿恩·纳斯（Arne Naess 1912～）[挪威著名哲学家《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Self-real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 in the World 1973]公开承认：“生态学知识和生态领域工作者的生活方式提示、鼓励和增强了深生态学运动的观点。”生态学家研究发现，作为整体的大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最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具有稳定整个生物群落的作用。每一个有生命的“螺丝和齿轮”对大地的健康运作都是重要的。人类的生命维持与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深生态学的自然价值理论，正是以生态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为依据的。[参照王正平《深生态学：一种新环境价值理念》，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四期。]
阿恩·纳斯为深生态学理论创立了两个“最高规范”（ultimate norms）：“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这两个最高规范是深生态学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王正平《深生态学：一种新环境价值理念》，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四期。]
深生态学家认为，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规范，需要人类的现有精神有一种进一步的成熟和成长，需要一种超越人类的包括非人类世界的确证。我们必须以一种超越我们狭隘的当代文化假设、价值观念、时间与空间的俗常智慧来审视自我。深生态哲学伦理学提出“自我实现”原则应该是从“小我”到“大我”发展的原则，实质是从个人主义世界观向生态世界观过渡。阿恩·纳斯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 self）的过程。个人主义的“自我”是“小我”，一种分离的自我，或“本我”。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欲望，为自身的行为，追求享乐主义的满足。深层生态学认为，这种“自我”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秩序，使人变成了社会时尚的牺牲品，人类也因此失去了探索自身独特精神与生物人性（即人的生物属性）的机会。需要一种大写的“自我”，即“大我”。只有当人们不再把自己看成分离的、狭隘的“自我”，并使每个人都能够同其他人——从他的家庭、朋友，直到整个人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人自身独有的精神和生物人性就会成长、发育，“自我”便会逐渐扩展，超越整个人类而达到一种包括非人类世界的整体认同。真正的自我是生态我，处在大我之中，而真正的自我实现是一种大我实现，这就是深层生态学对人类在世界中的本体论存在的看法。[阿恩·纳斯著《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这种“自我”认同和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展现，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境界。深生态学“自我实现”这一最高规范所要强调的是：个体的特征与整体的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深生态学倡导的另一个最高规范。它要强调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阿恩·纳斯把这种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看作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