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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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4)

刘邦在没当皇帝时倒不怎么想当,但一当了皇帝就上瘾了,生怕自己屁股坐不稳哪天被人给赶下台来。于是,他开始疑神疑鬼,总想着天下不少乱臣贼子想来颠覆他的宝座。他开始寻找失去项羽后的新的敌人,仍以过去的坚韧将他们消灭。寻来找去,他发现最大的威胁全都来自那些具有独立势力的王侯。他们不仅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还想将地位和封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只要稍不如意,他们还极有可能起兵谋反。项羽不就是因此而导致灭亡的命运了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刘邦可不敢掉以轻心。“狡兔死,走狗烹。”于是,刘邦便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采用各种权谋与阴柔的手段,对昔日的有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一一翦除。

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文化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诗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30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30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30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讨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冒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30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利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而,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定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历史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翦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而回。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地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即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50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留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着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耻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