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着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型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煌煌大着。它象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蕴“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象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文化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融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社会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象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哦，《易经》，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地指手划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牛角尖走入迷潭进了死胡同之后又来误导读者。
要想深刻地认识理解某一事物，抵达本质进入胜景，除了前期必要的引导外，更多的则靠自己的执着追求、艰苦努力与不懈探索。研习《易经》更是如此，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与文化智慧综合宝库的神秘主义代表作品，除了常规的分析拆解，逐一串通外，更得依靠个人的灵气与悟性予以总体把握。阅读《易经》，得摒弃浮躁的心态入静入定，细细地揣摩、咀嚼、品味，慢慢进入《易经》那一个个古奥文字所营造的独特氛围与神秘的强力“气场”之中，与它展开喁喁对话。由遥远而贴近，由陌生而熟悉，由神秘而理解，由深入而亲切，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有可能产生摩擦、对撞与交融，进而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激荡出一个光彩夺目的灿烂世界。
十多年来，我不知捧读过多少个不同版本、不同注家的《易经》，有时，我似乎窥其堂奥，进入了它的深层内里；有时，我觉得还在它的外围兜圈子，只抓住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皮毛；有时，我恍惚间与它融为一体，天上人间，遨游八极；有时，我又感觉着自己与它是两套相互拒斥的不同系统，无法认同那容纳其中、附着其上的杂质……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它那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你，它促你潜心思考、探赜索隐，它使你留连忘返、乐此不疲，它时而让你感到陌生神秘、茫然窘迫，时而又让你豁然贯通、惊喜莫名。
越是深入其中，你就越觉得《易经》实在是太博大太艰深太古奥了。自古至今，历代儒生皓首穷经，读《易》不辍，注家不下千余，留传下来的论着大约三千多种，几乎每年就有一种问世。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勤奋苦读而至编连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多次。尽管如此，孔子仍不得不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曾言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连千百年来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于《易》尚且如此，其古奥艰深、奇异独特、恢宏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易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我国古代所有学问的哲学思想皆源于易学；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宣告了中华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信史时代的开始；它自诞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冲刷、改造着我们脚下这块既贫瘠又肥沃的土壤，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文化渊源与发展轨迹；它不仅在本土，即使在欧美、日本、东南亚也有广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风彩翩翩，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东方乃至整个世界。
且让我们将目光推向渺远的历史深处，以探寻《易经》的诞生与发展之源。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其源头则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那破晓而出的东方文明曙光照临着的，便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天皇、地皇、人皇谓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称作“五帝”。其实，那时的华夏民族，已初步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状态，完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转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开始安安稳稳地居住、生活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
以我们今日的眼光而论，那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野蛮状态。殊不知，就是这道初现于华夏民族头上的一丝文明曙光--传说时代，也是人类在蒙昧的“黑暗时期”艰难地摸索了几百万年的结果。
据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大约五百万年以前，人类才由古猿开始缓慢地向原始人进化；约四百万年前，原始人诞生；约三百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地四处流浪靠寻找、采集食物为生；约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出现，学会了打制石器与使用火种；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成为可以进行思维、运用语言交流并能够创造文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约五千年前，青铜时代开始，人类的文明历史这才正式拉开帷幕。
五千年与四百万年相比较，人类的文明史实在是太短暂太短暂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我们站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实在难以想象远古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残酷，其生存方式该是多么的野蛮与蒙昧。也许，我们只有在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荒野孤岛、深山老林里长期与世隔绝的少数原始部落中，才多少可以窥见一点早期人类的依稀身影。
“我是谁？我究竟从何处来，我又将向何处去？难道在这颗蔚蓝的星球上，在永恒的光阴逆旅中，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当盘古开天辟地驱除了混沌与黑暗，当女娲造出一群富有灵魂的个体站立在东方辽阔的地平线，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宽大的树叶遮住赤裸的羞部，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疑问便一直纠缠、盘旋在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心中。在漫长的艰难生存中，他们无法理解那些神秘的自然及自然现象，以己度物，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概念。莫说虎豹熊罴狼蛇鱼鸟等或奔跑或飞翔或游动的动物，就是一茎生长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树木、一块不动的石头也通灵性，而太阳的明晦、月亮的圆缺、狂风的长啸、雨雪的飘洒、电光的闪烁、雷霆的轰鸣则更是高高在上的神灵的某种思考与行为。既然万物有灵，那么世间万事万物总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祗所主宰，冥冥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操纵。于是，就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与异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观念。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一种最为强烈的心理趋向就是渴求预知未来的后果。有后果，必有前因。他们认为，后果如何，早已包孕在前因之中；反之，由前因也可推测即将到来的后果。这种前因或曰前期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前兆、预兆及征兆。既有了鬼神迷信概念，人们就误以为前兆是鬼神呈示于人的神秘信号--一种预示、启悟或警告。后果或凶或吉，就是鬼神对人的有意惩罚或奖赏。而人们的文化心态总是趋吉避凶，当远古人类将趋吉避凶这一前兆迷信所带来的心理指归转化为外在形式时，巫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术，巫术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作法、咒术、灵符、占卜等。
巫术萌芽之初，带有原始的“天启”性质，它以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种种正常多见或怪异少见的自然现象为崇尚对象。这些对象没有经过人为的加工改造，保持其自在自为的本真状态，人们在万物有灵观的“指导”下，将它们与另一些关涉人生的事物进行某种组合与对接，以前物为因后物为果。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对接模式，积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比如人们一听见乌鸦的叫声，就断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听到喜鹊的叽喳，即认为是喜事降临兴高采烈。乌鸦与喜鹊的叫声都未经改造，仅凭灵感与天启，就将与它们没有任何必然逻辑联系的凶兆与喜讯各自对接，于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仪式的原始巫术就这样在个体自我的心灵之中完成了。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思维与语言的进化催生了早期的天启巫术。随着先民的进步及对自然认识的逐渐加深，人为的因素慢慢渗入巫术之中。于是，巫术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增加了稍经人力改造的自然物为占卜工具，创造了简单的前兆作为卜符。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据《易经·系辞下传》所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是伏羲氏（即包牺氏）在占卜的过程中，从天地自然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创造了八卦。
伏羲，是远古人类由诚惶诚恐地仰视上天而面对自身的一个转折性标志。他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是女娲氏兄妹相婚的结晶。他娴熟于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技能，教人结网从事渔猎，又教人驯养动物从事畜牧。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具神灵，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由伏羲身世与传说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说明，长期匍伏在地的人类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身，自尊与自信开始在先民们心中涌动弥漫，“人”字第一次变成了大写。
据《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该县的卦底村，村中现存伏羲庙伏羲冢，村中设有画卦台。以卦底村为中心，周围又有八村环绕，距卦底村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
除此而外，全国存有伏羲庙、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处，都标明、竞争着伏羲创造八卦的发明权。但我以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于河南巩义市沙渔沟乡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条深沟的底端，筑着一块高约两丈、面积约两亩的圆形土坛，土坛北对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南依莲花山。
当年，伏羲极有可能就是静静地坐卧在这一土坛之上，背倚高山，俯视大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积蓄，将一湾激流注入黄河以助其势。黄河浑浊，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泾渭分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黄河与洛水相互激荡，清浊交汇，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翻滚着漫向遥远的天际。伏羲定定地望着，心中突然一亮，掠过一道灵感的闪电：一清一浊，一黑一白，一阴一阳，相互包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一幅包蕴着天地万物的奇妙图画又是什么？于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黄洛之水汹涌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画，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阴阳太极图。
黑者阴，阴为虚，用符号表示即－－；白者阳，阳为实，符码为－。有了黑白阴阳，有了虚实符码，将它们三三重叠，加以组合，构成八卦，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
其实，伏羲氏到底于哪儿画下八卦并不重要，就连伏羲氏其人是否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也颇令人置疑，从那附缀其后的一个“氏”字，我们就有理由推测伏羲实质上是某个伟大的氏族群体，是整个部落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学会了渔猎畜牧，发明了太极图，推演了阴阳八卦。因此，我们所看重的，是八卦这一既简单又复杂的抽象符号本身。卦，与“挂”同义，指挂万物于其上，颇有囊括大千世界、宇宙万物之意，也反映了早期先民心中跃动着的求知与认识渴望。
第二期巫术具有半天启半人为的文化属性，形成了较有规律的占卜操作过程，并有了精于此道的职业占卜者。
至此，华夏民族才由混沌未开的蒙昧，由无法证实的传说时代终于过渡到了零星记载的半信史时代。尽管此时的先民们仍未摆脱野蛮之气、怪异之气与神秘之气，但毕竟在开创文明的艰难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期巫术由伏羲而立，经过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承的专制王朝--夏朝，于殷商时代达于鼎盛，其主要形式就是甲骨占卜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