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着。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以统治者规范的儒家圣人与儒教经典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日子一长，国民的思想萎缩了，精神麻木了，情感异化了，创造僵化了而封建统治者却从中大获其利，虽然君王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但封建制度、专制政权两千多年来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不断。
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长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内在因素。
儒源于“巫”，巫、儒两字属同音假借，也就是说，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时，巫是从事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春秋时，巫成为儒，指教授经典、礼乐及指导贵族婚丧祭祀和其他典礼仪式的专家。由此可见，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一直位居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中心地位。若论“年纪”，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这一点，在论资排辈的中国非常重要，儒家占有诸子各家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过渡到自然宗教而发展为伦理宗教，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文化模式虽然各各有别，但一直贯穿着一种连续性的内在气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种气质是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漫长的征服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长期安居一地、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说是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农耕方式决定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民族气质。这一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逐渐凝聚、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与基体，正是重孝、亲人、贵民、崇德等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孔子之前，中华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内容就直接源于《周易》。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肥沃土壤，为孔子及早期儒学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儒学是一门生长于中华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树”，也是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问。这一点，正是儒学得以统驭、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内在根源，只要中华民族的农耕方式未变，封建体制未变，这棵“智慧之树”就有可能长青不衰。
严格而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儒并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有功。武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们还将视界稍微拓展，就会发现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周朝的创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毕竟是周公首开儒学世俗化之先，将其运用到社会、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后世儒家之基础。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又说：“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孔子对周公及西周社会更是仰慕不已，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
后人将孔子视为儒家创始人，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他对儒家的主要功绩是“述而不作”，他并没有创造性地贡献什么，不过从早已流传的文化典籍中选择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图增删、修订、编辑、整理了一番：序《书》、删《诗》、传《易》、正《礼》与《乐》、作《春秋》，将它们定为儒家的经典，作为学生的必学教材。真正属于他本人创作的着作只有一部《论语》，而这也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生前的有关言论编辑整理而成。因此，后代就有不少学者将周公视为儒学的制作者，孔子则为儒学的传述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上》写道：“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
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败的，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没有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创造性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作为教育家而言，孔子却是极其成功的。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骄傲与安慰所在。他培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着名人才，学生们对他尊重达到了忠心耿耿、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子推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并一代代地传承至今。
儒家虽不为孔子原创，却在他手中经过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学脱胎于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关心的却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很少谈论天命，总是关注着现实社会，思考的是怎样做人，怎样为君王服务，怎样治理民众等一套实实在在的东西。“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他的学说准则。因此，孔子仿佛儒学的中介人，将过去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范畴，一变而为世俗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文化学派。如此一来，儒家便在孔子的“摆弄”下拐了一个大弯，完全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还有孟子。包括此后的一些大儒及继承者，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所发展，但一以贯之的脉络却相当清晰，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改造后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轨道上前进，既缓慢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历史。
孔子世俗儒学的主要特征为：着眼于脚下的现实，不作思辨哲学之类的玄想，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讲究中庸之道，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最高行为准则；提倡仁义礼德、内圣外王，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个性融于群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衡量个体的成败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时代，推重远古圣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将他的这套仁义礼德及中庸复古学说四处“兜售”，而在封国林立各自凭借武力“说话”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会有半点“市场”，他也就只有东奔西窜到处碰壁。
及至战国时代，秦国重用法家，一跃而成为天下强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大举焚书，儒学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秦朝短命而亡，西汉初期，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黄老学说。
表面看来，自春秋末期的战乱以来，孔子儒学已由初期占据华夏文化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学退居到历史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学、黄老之学的陪衬。然而，我们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秦时期，儒学虽然没能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但它与法、墨、道等家并列，一直居于显学的位置。孔子作为先秦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养的儒家“学徒”就如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种子，在这块哺育了儒学的适宜土壤上继续生长。他的那些弟子们通过兴办“私学”的形式，很快就将孔子儒家学说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占有了广阔的民间“市场”。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政无门后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动。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认可，在民间一天天长大，形成蔚为壮观的民间“气候”，再到官方重视、重用，不过是一桩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除教育活动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于他的超常智慧。他通过编订文化典籍的方式将儒家学说既零散又系统地融于《易》、《春秋》、《诗》、《书》、《礼》、《乐》等书之中。后人只要阅读这些早已流传的经书，那么，就将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哪怕在秦始皇实行最为惨烈的文化浩动－－焚书之时，位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却能以占卜之书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对《周易》进行过一番精心的改造，据司马迁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说，在其他诸子百家惨遭毁灭性的打击之时，儒家思想虽也处于低潮，却依凭凝聚了儒学之精华的《周易》一书得以继续传承，学术源流从未有过停止与中断。
汉初统治者虽重黄老的新道家学说，但并不排斥儒学。有着广阔民间市场的儒学很快就在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复苏了，发展到堪与黄老学说分庭抗礼的地步。据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所记，汉初可考的十五名博士中，绝大多数就是儒生。
儒学虽无开拓、创业的探索精神，但它积极用世的内容却极适宜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就连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儒者可以守成”。儒学愚民思想可让底层人民浑浑噩噩无知无识，它的等级秩序将民众划分为森严壁垒的级别各自相安，它的仁义礼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不敢越轨，它的中庸之道使人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回避矛盾的处世原则，它的怀念远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给人一种虚幻的安慰，它残留下来的宗教痕迹使得人们将它视为社会人生的一种准宗教信奉不渝……于是，当西汉中期之时，社会生产发展到较为繁荣的程度，“可以守成”、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理所当然地就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儒学，在退出昔日的主流地位后沉寂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粉墨登场，进入了喧嚣的历史中心。此后的历代封建帝王便一脉相承、始终不渝衷心信奉，并将它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
汉武帝刘彻那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一种历史、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必然。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董仲舒身上。他在完成策对之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对其中的思想观点及建议措施都非常地满意。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武帝对“天人三策”不仅激赏，而且及时、严厉地采纳施行。然而，汉武帝却并没有因此而重用他，连在中央的位置也没给安排一个，而是将他派往诸侯国江都为相。
汉武帝征召贤良之士的目的，就在于量材录用，以佐其政。董仲舒排名第一，策论又好，却为何得不到皇上的重用呢？这真让董仲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辈子盼望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权力的中心位置一展鸿图。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发挥、施展的机会，可皇上只对他欣赏，却不愿委以大任。于是，他的心中涌过了一股难抑的失落与惆怅。
他想不通，也许，是因为江都王的缘故吧？汉时江都，即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封到那儿的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哥哥，他喜好武力，崇尚冒险，为人骄横，颇有一点桀骜不驯的味道。很有可能，汉武帝派他去当江都相，是想依靠他以儒家礼仪去束缚、纠正易王的过错，从而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如此说来，也可以认为这是汉武帝对他另一种形式的重用。也只有这样解释，他的内心才能够得到一点安慰与平衡。
君命一声如山倒，皇上圣旨一下，董仲舒无法违拗，只得满腹心事地离开长安，赶往江都赴任。
他一上任，就用自己熟知的那一套儒家礼仪来约束易王刘非，劝谏他遵循儒家的等级秩序、尊卑观念。董仲舒自“天人三策”一出，已是天下闻名，易王也不敢对他非礼，只得表示敬重，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一时间，王相之间也能相安无事。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公羊学之精义，于儒家典籍之外，还涉猎了法、墨、道、名、阴阳等其他诸子百家的着作以融会贯通，特别是对阴阳五行学说，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因此，他除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治理百官外，还常常用阴阳五行学说处理政事，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江都求雨、止雨。
董仲舒在江都为相的第二年，境内突然下起了连阴大雨，一时间，江河灌满，农田受渍，可大雨仍下个不停，没有半点止息的迹象。如果大雨继续不止，不仅农作物受损减产欠收，弄不好还会发大水闹洪灾。老百姓急了，大臣们也急了，董仲舒更是焦灼不安。无奈之际，他便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研究不辍的阴阳学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何不将其运用一番呢？于是，一番推演过后，董仲舒想出了一个法子，以阴阳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原理止雨。他认为雨水连绵属阴气过盛，阳气衰弱。若要止雨，就得张扬阳气、收敛阴气，使得阴阳二气势力均衡。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天人本为一体，只要人间有所行动，上天就会感应，反之亦然。女为阴，男为阳，开阳而闭阴，“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如此一来，阴阳就能得以平衡，雨水就会自然而止。于是，董仲舒要求官吏们将妻子藏匿家中，女子不能随便出来走动，所有水井也要统统盖住以防阴气泄漏；而男子们则身穿红衣、头戴红帽、腰系红带，大力张扬阳刚之气；还打扫社祠，摆上牺牲，由巫祝在一旁祈求上苍止雨。按照董仲舒的预先安排，这一活动要进行三天。可是，还只第二天，一直阴沉着的天空似乎真的有所感应，突然间云收雨霁，一片晴和。百姓自然欢呼雀跃，而董仲舒的声名更是传遍江都王国的角角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