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易”？“易”义多多，主要有：一、“易之为字，从日从月，阴阳具矣。”好，西周就应该阴阳相交、刚柔相济；二、“易，飞鸟形象也。”对，西周现在已是一只展翅翱翔于蓝天的飞鸟了；三、“易，即蜴。蜥蜴因环境而改变自身颜色，曰之易，取其变化之义。”哦，西周马上就要取代商周了……由此看来，以“易”而名命，是再好不过的了。它是我们周人的“易”，那么就该叫“周易”才是。当然，这个“周”字，除了西周方国之义外，还有“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
于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由殷商零星散乱的龟骨占卜，到《周易》的抽象、规整与总结，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突破的理性上升，具有超越具体物象的普遍意义。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写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周易》的出现，象征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正式诞生。据此，也有人将伏羲八卦称为天启八卦、先天八卦，文王八卦称为人为八卦、后天八卦。
如果没有八年的囚禁生活，周文王绝对不会推演出一部规范完整的《周易》出来。文化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难以捉摸的人类产物，如果不是周文王，伏羲八卦肯定还会向前发展，巫术也会向着第三期的人为形式确立，但时间将会大大推迟，并且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我们难以想见的模式，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定型及对后世的影响，就肯定是另一种脉络与轨迹了。
是苦难造就了周文王，催生了《周易》的诞生。对此，史马迁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孟子也曾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周文王归返西周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渭水，将曾经告密的亲商近邻崇国灭掉。然后，他将都城由歧周迁至沣水西岸，将全部关中平原据为所有。而对商朝，周文王还是对它保持着过去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终其一生，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反商之举。他是一个相当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势力还赶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训他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轻举妄动，要以暂时的屈从换来发展的时间与扩张的空间。于是，他不断地征伐周边弱国小国，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文王死时，周国已将版土与势力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淮，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的广大地带，“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消灭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基础。
周文王死，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又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人羽毛渐丰，实力足与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这才正式举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两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势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纣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统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属地区。这年，周王朝在新都镐京正式建立。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历史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社会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社会等级制度，并将这种宗法制度推向专制集权的道路。
为此，西周在殷商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庞大而精致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国的缩小，国就是家的扩大。于是，西周在政体上实行分封制，将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姬姓家族成员，形成一种小家、大家、国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统“金字塔”式统治结构。并用一套与之适应的文明礼仪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我们常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文化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社会，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社会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型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
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当然也是一些符号，只是卦爻符号是一个高度凝炼、抽象、简洁的符号，而文字符号要具体、复杂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则是灵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它的解说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记载解说的文字符号当然就有所变化。于是，后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内，进行着一些增补、充实、更改的工作，使它变得更加规范、规整、正确。经过一大批有名或无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版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易》。
《周易》，本来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既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理性主义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学的成份；既有面对上苍的诚惶诚恐与跪拜依附，也有作为大写的人的自信与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对其不屑一顾，后来才窥其堂奥，发现它包容广大，望之弥高，钻之弥深；秦始皇焚书之时，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毁，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秦始皇将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书，这才逃过了一场厄运。正如《周易》的结构可以拆解为卦爻与解说两个部分一样，它的内容也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一套是有关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叙说的是如何预测人事、推导未来；另一套则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的，它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衍化法则、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战国后，《周易》的两套语言体系便逐渐分离开来，其占筮方法被数术家所引用，它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阐释与解说则为文人学者所器重。
春秋以降，人们把《周易》与卜筮过程完全分开，将它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并逐渐经典化，为“文本--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打开了通道。
《周易》，一本薄薄的小书，为何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它为何越钻越深，越学越广，难以窥见其底？它为什么能够将一些互相矛盾的对立事物纳于一体，它的“涵养”到底有多深，容量到底有多大？易，本身就包含有易学、易行之义，这，恐怕也是周文王命名之本意吧？“易学”既为容易之学、《易经》即为容易之经，为何艰深晦涩、难学难懂呢？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答案，但不少导读及介绍《易经》的书籍都有过或详或略的解释。在此，我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只想从《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角度简要地介绍一下它所包罗的内容。
《易经》是一部充满着辩证智慧的哲学着作，它最着名的命题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通过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阴一阳、相对相反、矛盾统一。老子的有无相生、崇尚阴柔以及孔子的仁义中庸、崇尚阳刚等核心思想即源于此。西方圣哲黑格尔曾有言曰：“《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易经》是一把打开宇宙迷宫的钥匙，它为我国古代文化、科学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类，抽象的卦爻符号与文字解说的统一，造成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诱导；二、阴阳对称，讲求万物调和、刚柔兼济与不温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三、囊括宇宙万物的视野与雄心形成了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顺应自然。
《易经》容理性与迷信、科学与愚昧于一体，它包容了太极图谱、五行生克关系、天干地支历法、四时八方方位、河图洛书数学系统，还有后人塞进去的什么“六神八门”、“奇门遁甲”、“纳甲”、“紫微斗数”、“六亲九煞”等芜杂的学说及方法。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总是精粹与芜杂并存、理性与迷信相随、启蒙与愚昧相伴。
《易经》是一部万世经邦的宝典，乃内圣外王之书，它的不少名言名句都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之本或治国之策，如“与民同患”；“万国咸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等等等。
《易经》包含着一套规范的人生观念，它们象一根红线脉络清晰地贯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之中。这些人生观主要有：一、乐天知命。“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乐天知命，故不忧。”二、顺天休命。主要形成了两条人生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三、遏恶扬善。主要体现为天尊地卑、扶阳抑阴、为君子谋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经》是一部上古文化知识的汇编与大全，它不仅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自然知识，也有“观乎人文以成天下”社会学说，中国古代所有知识与学科都可从中找到源头。
《易经》所包蕴的丰富内容影响了不少学科的发展，比如它的整体辩证观及阴阳平衡原理启发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发展走向，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了建筑艺术与工艺艺术，取象思维原则启迪了古典诗歌的比兴法，“意”、“象”结合模式孕育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八卦符号的间架结构启发了舞蹈家的审美认识……中国古代没有一门学问，其哲理思想不渊源于《周易》。
《易经》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极具创造性与灵活性，凝滞与呆板似乎与它无缘，它总是生生不息、变化万千，与时代并肩同步，并能不断地创造、发明出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迹。
当我将目光投向那遥远而模糊的远古，经过一番认真搜寻，最后的视点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屏幕上，实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当我以他为起点，将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治与文化经过一番梳理之后，不得不慨然叹道，周文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这种巨大与深远常在我的心头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惊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