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好象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
——托尔斯泰
（一）
在1860年7月，托尔斯泰离开彼得堡，开始了他为期9个月的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之行。同行的还有他的妹妹玛莎和几个外甥，他们坐船取道波兰前往柏林。
到达柏林后，玛莎和孩子们先去了法国的索登尼古拉处，托尔斯泰自己在柏林逗留了几天。在这里，他去柏林大学听了课，参观了当地的手工业夜校等，但印象都不佳。
之后，托尔斯泰又到了威玛。在那里，他参观了歌德故居，欣赏了莫扎特的歌剧，并进行了教育考察。
随后，他又到了耶拿，对那里由斯多伊教授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颇为喜欢，觉得这是他在德国见到的“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几乎是唯一有生气的学校”。
这年9月，托尔斯泰的大哥尼古拉病危，托尔斯泰赶紧赶到居住在索登治病的大哥身边。看到形销骨立、因患肺结核不断咳嗽的大哥，托尔斯泰非常难过。本来尼古拉的身体是很棒的，但在高加索服役的12年间，他染上了酗酒的毛病，退役后也未能戒掉，这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在托尔斯泰的坚持下，尼古拉答应出国治疗。医生认为，尼古拉应该在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度过冬季。于是托尔斯泰与妹妹玛莎商量，决定带哥哥前往地中海沿岸城市土伦附近的耶尔。
几经辗转，托尔斯泰一行终于到达耶尔。然而，尼古拉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一天不如一天。1860年9月20日，尼古拉带着平静的表情离开了人世。
大哥的去世让托尔斯泰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件事让我严重地脱离了生活的轨道，……大哥的死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强烈的印象。”
托尔斯泰久久都不能平静下来，觉得生活变得无比黯淡。现在，生活中唯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教育工作。
过了一些时日，托尔斯泰开始考察法国的学校教育。他参观了马赛城里的全部8所公认学校后得出结论：在那样的学校里，工人不可能获得真才实学，法国工人的知识大都来自于廉价的报刊、有音乐杂耍和短剧上演的咖啡馆和俱乐部。
1860年冬到1861年春天，托尔斯泰到过了欧洲不少城市。他还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那里，他结识了刚从流放地归来的着名十二月党人沃尔康斯基，并由此萌发了创作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念头。
接着，他又先后游历了利沃纳、那不勒斯、罗马等地，并转道巴黎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英国着名作家狄更斯有了一面之交，又和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尽管两人观点有很多出入，但他们依然对彼此十分倾慕。
在赫尔岑的引荐下，托尔斯泰又特地前往布鲁塞尔，拜访了当时侨居在那里的着名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和波兰社会活动家列勒维尔，这一经历给托尔斯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861年2月，沙皇签署了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成为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托尔斯泰在国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敏锐地感觉出政府这项“改革”举措的欺骗性。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说：
“……我还不喜欢一点，就是上谕中的口气仿佛就像是对老百姓做了极大的恩惠一样，可是它的实质，即使一个有一点学问的农奴主也能看得出，其中除了许诺之外别无一物。”
4月12日，托尔斯泰回到俄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稍事停留后，于5月初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二）
回到家乡后，托尔斯泰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与庄园里农民的关系。他将农民都召集到一起，宣布凡事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从现在起一律归他们所有；而且，每个农民还能获得一块远多于其他庄园的份地。这一次，农民们没有怀疑托尔斯泰的诚意，他们纷纷欢呼，并祝托尔斯泰健康长寿。
当托尔斯泰还在伦敦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第一区的和平调解人。这一职务主要负责调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当然主要是土地纠纷。
为维护农民的利益，托尔斯泰一回国后马上就接受了这一任命。随后，他常常站在农民的一边，维护农民的利益。结果也正如托尔斯泰所预料的那样，农民们“欣喜万分”，而贵族们则对他“恨之入骨”。当地的贵族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托尔斯泰的调解人职务，因为他唤起了农民对地主的敌意，并给贵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不久后主动辞去了调解人职务。
还有一件事，就是被托尔斯泰称之为“难以割舍的诗意而美妙的”教育事业。所以一回到家乡，他立刻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身到这一事业当中了。
不过，托尔斯泰的行为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注意。在他担任调节人期间，就有宪兵密探向第三厅报告了托尔斯泰袒护农民的事；如今，他的办学活动进一步引起当局的不满。而同时，一些地主出于仇视心理，不断诬告托尔斯泰网罗图谋造反的大学生、印刷发政府传单等。因此，沙皇当局加紧了对托尔斯泰的秘密监视。
1862年夏天，托尔斯泰感到身体不适，常常咳嗽。他自以为这时肺病的征兆，因为这种病已经夺取了他两个哥哥的性命。于是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决定前往萨马拉平原去进行酸马奶治疗。同时，他还带了学校的两个孩子随他一起旅行，他们是菲特卡和叶戈尔，同行的还有他的仆人阿列克塞。
托尔斯泰一行先骑马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到特维尔，从那里再搭乘汽船沿伏尔加河南下，到达萨马拉大草原。在草原天然、广阔、舒畅的环境中，托尔斯泰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
然而就在这时，灾难降临到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事情起因于波良纳学校新雇用的一个名叫索科洛夫的大学生教师，他曾参加过反政府组织，是赫尔岑的信徒，因而受到沙皇政府的密切监视。
索科洛夫一离开莫斯科，图拉省宪兵司令穆拉托夫便得知他不久后到了波良纳学校。很快，这位急于立功升官的政治密探编造了一系列谎言，并秘密告知莫斯科总督。莫斯科总督接到密告后，马上下令对波良纳庄园进行了搜查。
这天一大早，宪兵便闯进了托尔斯泰的波良纳庄园，并在他的住所和两所学校中翻箱倒柜搜查了两天。所有东西都被检查了，包括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当我临死时才能把它们交给最亲近的人”的全部日记和信件。
为了寻找罪证，这群宪兵甚至把网撒到水池里打捞，还撬开了马棚的地板。临走时，他们还没收了那些任教大学生的证件。
正在萨马拉草原休养的托尔斯泰得到消息后，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波良纳庄园。这件事让托尔斯泰大为震怒，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一定会杀死那个领头的宪兵上校；并且还说，对这样的政府，他“感到愤怒、厌恶，乃至仇恨”。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学校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但终因外界环境的变化、教师的陆续离去和作家兴趣的转移而停办了。
然而，这段经历却令托尔斯泰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他仍将办学这段经历看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即“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为他人服务的事业的时期”之一。
（三）
在托尔斯泰第二次归国时，他已经33岁了，独身生活让他感到烦恼和孤独。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苦闷，我没有朋友，没有！我是个孤家寡人。”
这些年来，他也尝试过几次恋爱，但都因过于理想化或属于精神恋爱而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