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极大的影响，而且又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和调控能力，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旱涝、沙尘暴、地震、山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耕地、草原退化及荒漠化问题严重。
（二）人类经济活动无度对生态环境破坏
1．工业文明的代价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由农业经济为主导转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随着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人类开发自然、向自然界获取资源财富的能力。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大肆开矿产，挖煤炭，建工厂，以物能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浪费和环境的高污染，换取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对于人类活动酿造的苦果，恩格斯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提出过警告，即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将会遭到自然惩罚，但当时并未使人警觉。一直到20世纪中叶，特别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等书的问世和世界石油能源危机，人们才开始惊醒并反思现有的工业文明发展的模式和道路。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会议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既肯定了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成就，又指出了工业文明给人类和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无法估量和挽回的损害。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西部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但环境与经济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西部工业发展的同时，也给西部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
从表7—7可以看出，各地区的污染占全国的比重与经济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不成正比例关系。2000年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39％，但创造了全国57％的GDP和63％的工业增加值。与此同时，东部地区排放的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只占全国排放量的50％、44％、32％、48％和138％；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28％，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2％，GDP只占全国的17％，工业增加值只占全国的14％，但其排放的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分别占全国的23％、32％、．33％、23％和29％。
西部地区每1元的GDP值的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尘、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大大高于东部，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4、1．87、1．94、1．35、1．56倍，是东部的1．5、2．4、3．5、1．6倍（见表7—8）。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对环境污染的强度大大高于东部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2．对森林和植被的乱砍滥伐
历史上的黄河中上游，气候温和，植被良好，整个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其中关中平原森林最多，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及渭河、泾河中上游、祁连山、秦岭、天山等处多被森林覆盖，还有湿润的草地。那时的科尔泌河地、毛乌素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或是草原或是水草丰美的绿洲，还拥有众多的湖泊。自秦汉开始，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植被、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后各朝代的破坏愈演愈烈。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还要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这必然大大增强社会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就是如此。
四川是我国主要林区之一，特别是川西林区森林资源丰富，原有林业用地面积1．7亿亩，占全省林业用地的55％，木材蓄积量占全省的73％，占全国的10％，是长江和黄河重要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但后来乱砍滥伐森林的情况日益严重，共耗毁森林蓄积量2亿多立方米。岷江上游森林覆盖率从50年代的40％，降为80年代的18％。四川全省森林覆盖率也从20％降至13％。云南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也难逃砍伐之命运。1949年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为69．4％，到90年代砍掉了43．4％，仅剩26％。
另外，甘肃、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山区的农牧民，为生活需要伐木为薪，挖草为柴，为此，砍伐烧掉了大量林木，仅东北伊林、云南、四川等地，每年烧掉木材3000~平方米。农民的这种行为，不仅烧掉了经济发展的基础，还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
此外，宁夏、内蒙、青海等一些地方的农牧民为了致富，挖甘草、发菜和冬虫夏草，竟对草原搞“拉网”式、“梳篦”式清剿，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仅宁夏1993年一年挖甘草就超过了2000公斤。80年代以来，宁夏仅盐池、同心两县挖甘草直接破坏的草场达400万至500万亩，间接破坏超过1000万亩。青海挖冬虫夏草把黄河源头草原破坏得面目皆非。经过挖掘的草原，多数已变成寸草不生的沙地。这些被破坏的草场要恢复其原貌，不仅每亩需要大量的投资，时间也需要十几年。乱伐滥挖的结果，造成了生态破坏，干旱少雨，沙尘暴频发，土地沙化，灾情加重，致使农民的生活更加穷困，最终陷入“越穷越挖，越挖越穷”的恶性循环怪圈中。
3．人口的过度增长
历史上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新中国建立以后，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49年至1982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人口总数从2716万人增加到101541万人，增加了87．46％。西北地区人口增长率几乎是全国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人口增长率在80年代以后不断下降，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1年至1990年，西部地区总人口由28550万人增加到32467万人，增加了3917万人，增长13．72％。1990西部地区总人口为3．23亿，人口比重为全国的28．27％；到2000年，西部总人口达到3．55亿，10年间西部地区人口增加了3210万，增长幅度为9．93％，平均每年增加32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990年，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四川和广西，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两项指标中，甘肃的出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的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省区的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重庆、陕西、四川、广西和内蒙古5个省市区，除甘肃省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接近全国水平之外，其他6个省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25‰和8．77‰的2个千分点以上，其中最高的西藏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23．2‰和15．8‰，与1990年时的水平接近。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各省区之间高低不等，这对西部各省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很不利的影响。首先，人口增长对资源压力加重，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危及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整个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普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虽然相对来说，西部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是生态环境却很脆弱。西部，尤其是西北许多地区为干旱、半干旱地带，水资源缺乏，年降水一般在400毫米以下，许多地方不适宜人类居住。如新疆土地面积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人口密度为全国的十三分之一，但适宜人类活动的绿洲仅占全区总面积的4％，居住了全区95％的人口。绿洲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宁夏南部多为干旱、半干旱山区，而人口密度较高，其中固原县每平方公里132人，隆德县220人，都大大超过了联合国沙漠会议制定的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7人、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22人的人口密度标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是十分显著的，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大规模迁移，以及人们不适当的开发方式，使得整个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退化十分严重。再加上西部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落后，长期以来经济的增长基本上都是依靠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实现的，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由于本身的自然、气候、地理等特点，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缓慢，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4．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
西部地区广大地区的农牧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经济活动对自然因素依赖性强，所以，自然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加之西部地区比较落后，还有相当一部人未摆脱贫困，无论社会、集体或个人物质财富储备都很少，整个社会治理灾害、抵御灾害，对灾害的承受能力、调控能力和转移能力都很差，易损性强，环境突变的致灾效应强烈，成灾率高。如西北的风沙灾害，只要大规模长期从事绿化工作，植树造林，提高植被覆盖率，灾害必能减轻。但目前的情况，一是西北地区的沙漠面积太大，现有的财力、物力、人才和劳动力等都远远不足；二是植被恢复需要水，而西北地区又是全国最缺水的地方，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人均低于全国好几倍。长期以来，西北地区人民不断地植树造林，以抵御风沙灾害，为生存与自然灾害抗衡。可是由于缺水，所栽之树多被旱死，出现了“年年栽树不见树，岁岁造林没有林”的无效劳动。
另外，西部地区现有的防灾工程多已老化失修，而且标准低、不配套，多已成了“病险危”工程，抗灾害能力极弱。许多位于重灾区的人工生态系统在建设之初根本就没有考虑其防灾要求。以甘肃为例，全省现有万亩以上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100万亩，但由于工程不配套，还有200多万亩效益没有发挥出来。国家管理的21处提灌灌溉工程，设计灌溉面积129万亩，实灌面积只有65．9万亩，仅占50％，工程标准低，并已老化。这就大大地降低了防洪抗旱的效益，增加了水旱灾害的灾情。
四、治理西部生态环境的对策和建议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对西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了严重影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
（一）充分认识西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
西部地区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部地区12省区市土地面积为67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70．69％；我国现有草场53亿亩，西部地区就有43亿亩，占全国草场面积的80％西部的森林资源占全国的50％以上；西部还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西部，红河、湄公河和恒河这几条国际河流都发源和流经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我国，也影响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
西部地区的水旱风沙、水土流失和耕地、草场沙化等自然灾害频发，以及由此造成的水危机、土危机、林危机和草危机的急剧发展，已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西部地区的水土林草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就目前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最根本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开发战略研究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对本地区及全国广大地区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全方位广泛重大损害的明显事实表明，东西部差距拉大下的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对东部经济及全国经济的冲击破坏力，远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所表现出来的西部资源供给短缺、市场发展缓慢、贫困程度加深等经济关联效应直接、深远、强烈得多。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对东部及全国造成的损失远比西部经济发展落后本身所造成的损失广泛、严重得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只有切实解决好这些危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才能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后劲，才能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