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恍然发现，生命中有些缘份仿佛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你想甩也未必能甩得掉。就比如，我喜欢上文学这件事。
小学四年级遇到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王军昌，让我一不小心迷恋上了文学，开始尝试编写故事。初中时，意外地接触到小小说这种新体裁，被那种简洁明快的文风吸引，《小小说选刊》几乎每期必买，也摸索着去写，只可惜老写不好。题材方面，过早涉入到成年人的世界里，写婚姻、爱情等，对我来说是超越了我所处的人生阶段。表哥陈红星通过书信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且赠我一本《世界名人格言集锦》，我如获至宝，悲观失望时总能从中找到让我奋起的语句，从而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初三语文老师罗党存，在写作方面也给予我极大的肯定与支持，说我的议论文中有鲁迅的影子。
一九九三年上高中时，学校有个文学社团，叫新苗文学社。作为一名对文学爱慕多年且绝对忠诚的青年学子，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文学社，成为一名班级通讯员。说起这段经历，也常常让别人羡慕非常，那个时候文学还处于最后的狂热期，文学爱好者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普遍。
《新苗文学报》是文学社主要刊物，为手抄报，原则上每月至少出一期，考试临近或逢重大节日时会适当延期。对开大小，正反四个版面，每版由两位责任编辑负责组稿、书写、插图等工作。稿件主要来自校内各年级同学的投稿，仅个别文章为摘录的精品散文、小说欣赏等。
文学社社长、总编是当时高三级一个语文老师，叫刘旭龙。刘老师个头中等，性格内向，平时话少，只有说起文学话题时才给人口若悬河、满腹经纶的印象。刘老师业余时间多作散文、诗歌，锤字炼句，用功至深，他的作品常发表在一些纯文学性质的报刊上，虽有小成，却不自恃。他订有多种文学期刊，像《芳草文学》《星星诗刊》等不下五六种，无偿提供给文学社成员传阅，大家总能从这些新鲜的内容中汲取到自己需要的养分。
除总编外，其他编辑都由各年级学生担任，尤以高一、高二级为主力，高三级因为面临高考，常无暇顾及太多的内务，即使文学报也多是挂个名字，不过多地参与实际编辑。文学社成员有优先刊发稿件的权利，虽然只是一份简单的手抄报，却并不影响同学们投稿的热情。稿件一般经责任编辑初选之后，递交刘总编审核，录用的稿件会用红笔详加标注，实际采用权则在我们责编手中，有的稿件太长，考虑到版面的丰富性，不得不将其分成两三期连载。
由于投稿踊跃，加之能书能画，我很快被吸收为文学社编辑，参与到文学报的日常编辑工作中。这件事成了我学习之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小心翼翼地尽着自己的职责，从同学们雪片般飞来的稿件中，搜寻那些真情涌动、言之有物的佳作，这个过程很有点像寻找宝藏。虽然文无定法，但优劣却自有标准。大多数人的鉴赏能力都在作文能力之上，所以仅凭读后的直观感受就判断出一篇文章的高下。而编辑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自然也就要求我们自身得不断提升自己的鉴赏能力和写作水平。
鼎盛时期的文学社成员曾一度达到四、五十人，在这里，大家以文会友、促膝长谈，倒也能交得一些性情中的朋友。周文全、李千赏比我高一级，也是与我打交道最多的，我们在编辑手抄报时会不可避免地经常接触。刘小佳是文学社唯一一位女记者，每期第一版块内容都有她的重头采写稿件。而主编侯锷就是那个每天都扯着一副铁嗓子在校园里练声的高三级学生，他除了对文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爱之外，还疯狂地爱着音乐。全校每个角落都能听到他那浑厚、高亢的歌声。大家都说，他是为报考音乐学院在做准备呢！若不是因为文学，很难想象我们会有什么理由认识。
教学楼二层东侧拐角处有一间大房子，是文学社的主要活动场所，里面摆着十余套桌椅。各种文学讲座、分享会在这里有声有色地举行，到了重大节日时，这里也常被作为排练文艺节目的场所。至于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这里倒是一个安静的处所，我常在这里编排手抄报，偶尔也会盯着窗外发一阵呆。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来校比较早，上楼时见文学活动室的门没锁，便推门而入，谁料竟碰上了一件尴尬事：一个女孩正坐在一个男孩怀里，两人亲得死去活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得不知所措，急忙将头扭向一旁，清了两声嗓子，可待我缓缓将头转过来时，却发现那女孩似乎还没能从那种情境中回过神来，眼神无比迷离地看着我，却仍没有要起来的意思。我本是打算问那女孩话的，但见到这副情景便果断打消了这个念头，连忙退了出来，那个男孩我也有些印象，跟那女孩同级不同班。到了傍晚时分，同学说有个人找我，我出了教室门，才见是下午在文学活动室碰见的那个女孩。她将一塑料袋零食直接塞到我手里，我推辞不要，她却说，由于我在文学社工作表现好，这是奖赏给我的。她的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稍加思索，我便明白她这是要塞我的嘴巴哩，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她的用意我已心知肚明，便不再推辞，欣然收下。学校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不久前还曾开除过两名学生，她大概是出于这方面的顾忌吧。
上高二时，我升任文学社主编，按照惯例，也开始在低年级培养文学骨干。这段时间看得多，写得少，想得多，做得少，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有了青春期的困惑。到了高三，我真正开始退居二线了，高考在即，所有的爱好都只得让步。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九五年，短篇小说《一只苍蝇的死》获得全国精短文学大赛优秀奖。
到了大学，重新又拿起了笔，开始在校报上发表“豆腐块”，像《明天会更好》《MissDong》《由“东施效颦”引出的思考》等。这时也有幸认识了校报主编渭滨老师，我们见过几次面，也曾就文学创作有过深层次的交流。他对我寄予厚望，我也不辱使命，在九七年的陕西省高校校报评比中，以一篇《充满自信面对人生》获得“言论二等奖”，为学校争了光。
二〇〇〇年，与榕树下网站签约，开始发表网络作品。二〇〇一年，小说《五十圆钱》发表于《华商报》百姓副刊。
我的文学之路并不顺畅，也没有太多可以炫耀的东西。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这却让我能静下心来写些东西，不为虚名，只服从于心的感觉，少了迎合拍马，也不必故弄玄虚，做文便是做人，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这么多年了，我与文学之间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默契，她是最懂我的，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她也从无怨言。我俩也可算是青梅竹马，然而我却始终没办法给她一个名份，当然，她也绝不在乎这些俗世的繁缛末节，她清楚地知道，我的每一次心动，都是对她的深情呼唤。
今世，既已缘定，你就做我的文学小三吧！
（2017年1月15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