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春底林野:许地山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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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讲到衣服的改变,如大礼服,小礼服之类,也许是因为当时当局诸明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的见解,没想到我们的纺织工业会因此而吃大亏。我们的布匹的宽度是不宜于裁西装的,结果非要买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单说输入的钮扣一样。若是翻翻民国元年以后海关的黄皮书,就知道那数字在历年的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他如硬领、领带、小梳子、小镜子等等文明装的零件更可想而知了。女人装束在最初几年没有剧烈的变迁,当时留学东洋回国的女学生很多,因此日本式的髻发,金边小眼镜,小绢伞,手提包,成为女子时髦的装饰。后来女学生的装束被旗袍占了势力,一时长的、短的、宽的、窄的,都以旗袍式为标准,裙子渐渐地没人穿了。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在上海以伴舞及演电影的职业女子掌握了女子时髦装束的威权,但全部是抄袭外国的,毫无本国风度,直到现在,除掉变态的旗袍以外,几乎辨别不出是中国装了。在服装上,我们的男女多半变了被他人装饰的人形衣架,看不出什么民族性来。

衣服直接影响到礼俗,最著的是婚礼。民国初年,男子在功令上必要改装,女子却是仍旧,因此在婚礼上就显出异样来。在福建乡间,我亲见过新郎穿的是戏台上的红生袍,戴的是满镶着小镜子的小生巾,因为依照功令,大礼服与大礼帽全是黑的,穿戴起来,有点丧气。间或有穿戴上的,也得披上红绸,在大高帽上插一金花,甚至在草帽上插花披红,真可谓不伦不类。不久,所谓“文明婚礼”流行了。新娘是由凤冠霞帔改为披头纱和穿民国礼服。头纱在最初有披大红的,后来渐渐由桃红淡红到变为欧式的全白,以致守旧的太婆不愿意,有些说,“看现在的新娘子,未死丈夫先带孝!”这种风气大概最初是由教会及上海的欧美留学生做起,后来渐渐传染各处。现在在各大都市,甚至礼饼之微也是西装了!什么与我们的礼俗不相干的扔破鞋、分婚糕、度蜜月,件件都学到了。还有,新兴的仪仗中间有军乐队,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吹打一气。如果新娘是曾在学校毕业的,那就更荣耀了,有时还可以在亲迎的那一天把文凭安置在彩亭里扛着满街游行。

至于丧礼,在这三十年来的变迁却与婚礼不同。从君主政策被推翻了之后,一切的荣典都排不到棺材前,孝子们异想天开,在仪仗里把挽联、祭幛、花圈等等,都给加上去了。讣告在从前是有一定规矩的,身份够不上用家人报丧的就不敢用某宅家人报丧的条子或登广告。但封建思想的遗毒不但还未除净,甚且变本加厉,随便一个小小官吏或稍有积蓄的商人的死丧,也可以自由地设立治丧处,讣告甚至可以印成几厚册,文字比帝制时代实录馆的实录的内容还要多。孝子也给父母送起挽联或祭幛来了。花圈是胡乱地送,不管死者信不信耶稣,有十字架表识的花圈每和陀罗尼经幛放在一起。出殡的仪仗是七乱八糟,讲不上严肃,也显不出哀悼,只可以说是排场热闹而已。穿孝也近乎欧化,除掉乡下人还用旧礼或缠一点白以外,都市人多用黑纱绕臂,有时连什么徽识也没有。三年之丧再也没能维持下去了。

说到称谓,在民国初年,无论是谁,男的都称先生,女的都称女士,后来老爷、大人、夫人、太太、小姐等等旧称呼也渐渐随着帝制复活起来。帝制翻不成,封建时代的称呼反与洋封建的称呼互相翻译,在太太们中间,又自分等第,什么“夫人”“太太”都依着丈夫的地位而异其称呼,男方面,什么“先生”,什么“君”,什么“博士”,“硕士”也做成了阶级的分别,这都是封建意识的未被铲除,若长此发展下去,我们就得提防将来也许有“爵爷”、“陛下”等等称呼的流行。个人的名字用外国的如约翰、威灵顿、安妮、莉莉、伊利沙伯之类越来越多,好像没有外国名字就不够文明似地。日常的称如“蜜丝”、“蜜丝打”、“累得死”、“尖头鳗”一类的外国货格外流行,听了有时可以使人犯了脑溢血的病。

一般嗜好,在这二十九年,也可以说有很大的变更。吃的东西,洋货输进来的越多。从礼品上可以看出芝古力糖店抢了海味铺不少的买卖,洋点心铺夺掉茶食店大宗的生意。冰淇淋与汽水代替了豆腐花和酸梅汤。俄法大菜甚至有替代满汉全席的气概。赌博比三十年前更普遍化,麻雀牌的流行也同鸦片白面红丸等物一样,大有燎原之势,了得么!

历法的改变固然有许多好处,但农人的生活却非常不便,弄到都市的节令与乡间的互相脱节。都市的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一个耶稣诞期,洋货店可以卖出很多洋礼物,十之九是中国人买的,难道国人有十分之九是基督徒么?奴性的盲从,替人家凑热闹,说来很可怜的。

最后讲到教育。这二十九年来因为教育方针屡次地转向,教育经费的屡受政治影响,以致中小学的教育基础极不稳固。自五四运动以后,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术的研究比较有点成绩,但中小学教育在大体上说来仍是一团糟。尤其是在都市的那班居心骗钱,借口办学的教育家所办的学校,学科不完备,教师资格的不够,且不用说,最坏的是巴结学生,发卖文凭,及其它种种违反教育原则的行为。那班人公然在国旗或宗教的徽帜的下摧残我青年人的身心。这种罪恶是二十九年来许多办学的人们应该忏悔的。我从民国元年到现在未尝离开粉笔生涯,见中小学教育的江河日下,不禁为中国前途捏了一把冷汗。从前是“士农工商”,一入民国,我们就时常听见“军政商学”,后来在“军”上又加上个“党”。从前是“四民”,现在“学”所居的地位是什么,我就不愿意多嘴了。

此地的篇幅不容我多写,我不再往下说了,本来这篇文字是为祝民国三十年的,我所以把我们二十九年来的不满意处说些少出来,使大家反省一下我们的国民精神到的到了什么国去。这个我又不便往下再问,等大家放下报纸闭眼一想得了。民国算是入了壮年的阶段了。过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纵的程度比民国未产生以前更深,现在若想自力更生的话,必得努力祛除从前种种愚昧,改革从前种种的过失,力戒懒惰与依赖,发动自己的能力与思想,要这样,新的国运才能日臻于光明。我们不能时刻希求人家时刻之援助,要记得我们是入了壮年时期,是三十岁了,更要记得援助我们的就可以操纵我们呀!若是一个人活到三十岁还要被人“援助”,他真是一个“不长进”的人。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健全的国家非得有这样的觉悟与愿望不可。愿大家在这第三十年的开始加倍地努力,这样,未来的种种都是有希望的,是生长的,是有幸福的。

(原刊1941年1月1日香港《大公报》,收入《杂感集》)

礼俗与民生

礼俗是合礼仪与风俗而言。礼是属于宗教的及仪式的;俗是属于习惯的及经济的。风俗与礼仪乃国家民族的生活习惯所成,不过礼仪比较是强迫的,风俗比较是自由的。风俗的强迫不如道德律那么属于主观的命令;也不如法律那样有客观的威胁,人可以遵从它,也可以违背它。风俗是基于习惯,而此习惯是于群己都有利,而且便于举行和认识。我国古来有“风化”“风俗”“政俗”“礼俗”等名称。风化是自上而下言;风俗是自一社团至一社团言;政俗是合法律与风俗言;礼俗是合道德与风俗言。被定为唐朝的书《刘子·风俗篇》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称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我国古说以礼俗是和地方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地方环境实际上就是经济生活。所以风俗与民生有相因而成的关系。

人类和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最显然的是他有语言文字衣冠和礼仪。礼仪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礼仪风俗。古代社会几乎整个生活是礼仪风俗捆绑住,所谓礼仪三百,成仪三千,是指示人没有一举一动是不在礼仪与习俗里头。在风俗里最易辨识的是礼仪。它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行为,用来表示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的象征,行为的警告,和危机的克服。不被公认的习惯,便不是风俗,只可算为人的或家族的特殊行为。

生活的象征。所谓生活的象征,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上有种种方面,如果要在很短的时间把它们都表现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就得用身体的动作表示出来。如此,有人说,中国人的“作揖”,是种地时候,拿锄头刨土的象征行为。古时两个人相见,彼此的语言不一定相通,但要表示友谊时,使作彼此生活上共同的行为,意思是说,“你要我帮忙种地,我很喜欢效劳。”朋友本有互助的情分,所以这刨土的姿势,便成表现友谊的“作揖”了。又如欧洲人“拉手或顿手”与中国的“把臂”有点相同,不过欧洲的文化是从游牧民族生活发展的,不像中国作揖是从农业文化发展的,拉手是象征赶羊入圈的互助行为。又如,中国的叩头礼,原是表示奴隶对于主人的服从;欧洲的脱帽礼原是武士入到人家,把头盔脱下,表示解除武装,不伤官人的意思。这些都是生活的象征。

行为的警告。依据生活的经验,凡在某种情境上不能做某样事,或得做某样事,于是用一种仪式把它表示出来。好像官吏就职的宣誓典礼,是为警告他在职位时候应尽忠心,不得做辜负民意的事情。又如西洋轮船下水时,要行掷香槟酒瓶礼,据说是不要船上的水手因狂饮而误事的意思。又如古代社会的冠礼,多半是用仪式来表示成年人在社会里应尽的义务,同时警告他不要做那违抗社会或一个失败的人。

危机的克服。人在生活的历程上,有种种危机。如生产的时候,母子的性命都很危险。这危险的境地,当在过得去与过不去之间,便是一个危机。从旧生活要改入新生活的时期,也是一个危机。如社会里成年的男女,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依赖父母家长,一到结婚时候,便要从依赖的生活进入独立的生活,在这个将入未入的境地,也是生活的一个危机。因所要娶要嫁的男女在结合以后,在生活上能否顺利地过下去,是没有把握的。又如家里的主人就是担负一家经济生活的主角,一旦死了,在这主要的生产者过去,新的主要生产者将要接上的时候,也是一个危机。过年过节,是为时间的进行,于生产上有利不利的可能,所以也是一种危机。风俗礼仪由巫术渐次变成,乃至生活方式变迁了,仍然保留着,当做娱乐日,或休息日。

礼俗与民生的关系从上说三点的演进可以知道。生活上最大的四个阶段是生,冠,婚,丧。生产的礼俗现在已渐次消灭了。女人坐月,三朝洗儿,周岁等,因生活形式改变,社会组织更变,知识生活提高,人也不再找这些麻烦了。做生日并不是古礼,是近几百年,官僚富家,借此夸耀及收受礼物的勾当,我想这是应当禁止的。冠礼也早就不行了。在礼仪上,与民生最有关系的是婚礼与丧礼。这两礼原来会有很重的巫术色彩,人试要用巫术把所谓不祥的境遇克服过来。现在拿婚礼来说,照旧时的礼仪,新娘从上头,上轿,乃至三朝回门,层层节节,都有许多禁忌,许多迷信的仪式,如像新娘拿镜子,新郎蹋轿门,闹新人等等,都含有巫术在内。说到丧礼,迷信行为更多,因为人怕死鬼,所以披麻,变形,神主所以点主,后来生活进步,便附上种种意义,人因风习也就不问而随着做了。

今天并不是要讲礼俗之起源,只要讲我们应当怎样采用礼仪,使它在生活上有意思而不至于浪费时间,金钱,与精神。礼仪与风俗习惯是人人有的,但行者须顾到国民的经济生活。自入民国以来,没工夫顾到制礼作乐,变服剪发,乃成风俗,不知从此例的没顾到国民的经济与工业,以致简单钮扣一项,每年不知向外买入多少,有的矫枉过正,变本加厉,只顾排场,不管自己财力如何,有的甚至全盘采取西礼。要知道民族生存是赖乎本地生活上传统的习惯和理想,如果全盘采用别人的礼仪风俗,无异自己毁灭自己,古人说要灭人国,得先灭人的礼俗,所以婚丧应当保留固有的,如其不便,可从简些。风俗礼仪凡与我生活上没有经验的,可以不必去学人家,像披头纱,拿花把,也于我们没有意义,为何要行呢?至于贺礼,古人对于婚丧在亲友分上,本有助理之分,不过得有用,现在人最没道理的是送人银盾,丧礼的幛,甚至有子送终父母的,也有男用女语女用男语的,最可笑的,有个殡仪,幛上写着“川流不息”!这又是乱用了。丧礼而张灯结彩,大请其客,也是不应该的,婚礼有以“文凭”为嫁妆扛着满街游行的,这也不对。

故生活简单,用钱的机会少,所以一旦有事,要行繁重的仪式,但也得依其人之经济与地位而行,不是随意的。又生产方式变迁,礼俗也当变,如丧礼在街游行,不过是要人知道某人已死,而且是个好人,因城市上人个个那么忙,谁有心读个人的历史呢?礼仪与民生的关系至密切,有时因习俗所驱,有人弄到倾家荡产,故当局者应当提倡合乎国民生活与经济的礼俗,庶几乎不教固有文化沦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