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无官的世界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类似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十一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哪个是真的皇帝，哪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
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铸造刀枪、打败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让自己更有钱。
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后，南阳的刘伯升和蜀地的公孙述领导着最大的两伙土匪，他们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制度—“铁钱”，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铁质货币。
铁钱，顾名思义就是用铁铸造的钱。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
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铁钱根本就不是钱，铁也根本不值钱。刘伯升、公孙述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铁钱向百姓换取各种战略物资，不接受铁钱的人将被处死。一般黎民拿到铁钱之后并不能用于交换，南阳和蜀地偌大的地盘，能用铁钱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铸造铁钱，是典型的“有借无还”的土匪行为，鬼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打跑，留下来的这些铁钱能不能继续使用。
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刘秀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行铁钱，恐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私铸货币。”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轻些，但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
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支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的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黎民就是赤眉，赤眉就是黎民，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黎民，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对纯粹的流民而言，刘秀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还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盘剥小农的种种伎俩。正是因为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才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统治，就干脆尽量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实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级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
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方面，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的地盘上执行“什一之税”，称帝之后则恢①刘秀打天下的过程中，麾下有二十八位最着名的将领，刘秀称帝后，人们称他们为“云台二十八将”，比如《东汉演义》中的马武、岑鹏。
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他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正部级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就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为60~80∶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1。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黎民。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一百五十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出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十二帝前后一百九十六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
官方铸币如此稀少，东汉又绝无铜钱匮乏之虞。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郡发生地震，在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很多家庭断门绝烟。地震之后，东汉朝廷出面为无人送葬的罹难者办理了丧事，并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铜钱作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绍兴南钱清公社在一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三十三万枚铜钱，总重为一吨。如此数量之货币作为随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极为罕见，而南钱清汉墓绝非唯一以巨量货币作为随葬品的东汉墓葬。
一般来说，随葬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既然货币成为日常随葬品，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经常使用货币。
官方没有铸造货币，这些铜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民间私铸。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东汉一朝民间私铸货币总量应在三百亿枚左右。
出土的东汉货币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东汉初年的铜钱，形制虽然仍是“五铢钱”，重量也在四克左右，但是，制造技术却比“赤仄五铢”和“上林三官五铢”差了很多，铜材也不再是紫铜，明显不是官家铸造。
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六十四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业、造船业、畜牧业……
此时，铸币权已经重回民间。我们有了创新产业、有了遨游黄河的舰船、有了自由铸造的货币，只要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会率先走进海洋、走向世界。
然而，历史有时候让人感到无比困惑……
钱断桃花源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羌问题，汉安帝刘祜举全国之力对西羌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汉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汉安帝无论是征发士兵，还是屯兵边境，都要依靠富可敌国的坞堡。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作“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单元。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有一个叫田畴的书生，他在同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田畴带领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块盆地，披荆斩棘、凿井筑屋，自此，田姓人家在这块盆地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东晋陶渊明一篇着名的散文，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桃花源记》。坞堡就是《桃花源记》的原型，只不过“桃花源”远非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在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则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拥有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
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饭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的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觊觎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