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大家想象一下，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黜汉代三公，自称“丞相”。此时，距离许都屯田已经整整十二年。《晋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社会场景：曹操称丞相之时，各州郡府库粮食已经充盈，有的州郡粮食寄存甚至达到了数千万斛；黎民百姓可以安心务农，不用再四处流浪，运河中再次出现贩运粮食、布匹的船只，造船业再次开始兴盛。
由于民间评话的影响，北宋以后史籍对曹操颇有微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曹操时代的经济到底有多发达。我们只是知道，有了能养活人的粮食，有了再次兴盛的造船业，有了贯通关中平原的航道，货币也再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关于曹操时代的钱币，史书实在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资料，我找到的唯一线索是《晋书·食货志》上的。至于曹魏五铢钱的版式、形制、前后的背景，根本没有提及。
对《晋书》中的这句话，历代钱币收藏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最为着名的是清代刘体智在《小校经阁金文》中给出的一幅“曹魏五铢铜范”。1997年，钱币学界根据这些零散的资料认定曹魏五铢钱最主要的特点是：径二十三毫米、穿十一毫米、重三克，钱文为“五”、“金”二字，所以，曹魏五铢钱也被称为“压金五铢”或“侵边五铢”。
刘体智生活在清代，距三国时期早已时代久远，这枚凭空蹦出来的铜范拓片究竟从何而来，我实在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只能确定地告诉您两件事：第一件事，曹操称丞相后，货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曹操时期的洛阳墓葬，每每都有货币出土，只是钱币数量较“光武中兴”时代大为减少，大的墓葬几百枚或者上千枚。
您千万不要将之理解为，曹操时代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不如东汉初年。曹操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他在自己的《遗令》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得厚葬，我死之后，就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得有随葬珍宝，墓葬要选择在不能种庄稼的贫瘠之地。要知道，曹操活着的时候一件衣服可是要穿十几年的，自己儿媳穿件绣花的衣服就被斩首。
连曹操自身都不得厚葬，其他人的墓葬里能挖出几百枚铜钱，足以证明当时货币流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第二件事，曹操时代没有官铸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或者是商人私铸新钱。
1997年江苏苏州市一中工地出土了一批三国时期的铜钱窖藏，其中70%为完整无缺的普通东汉五铢，20%为剪凿过的东汉五铢，另外10%是“钱体轻小”、“轮压钱文”、如果钱文笔画与钱币边缘相连，称之为“连轮”；如果钱文笔画不与钱币边缘相连且相距较远，称之为“隔轮”；如果钱文笔画已经进入钱币边缘，称之为“侵轮”。
“制造粗劣”的“五金五铢”。1987年出土的陕西兴平县三国货币窖藏、1989年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三国货币窖藏均有类似的比例。
凭着这些文物，现在，让我们来还原《晋书》中那句话代表的史实。
曹操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逐步恢复，曹操有能力在辖内修建运河。发达的水系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沃野良田和运输利，商业、手工业、制造业随着农业再度繁荣，货币经济也开始再度兴盛。
经历了董卓乱世，社会上流行的仍旧是无字小钱，曹操下令禁止无字小钱流通，也就是所谓的“罢之”，以国家强制力再度恢复了五铢钱的铸币标准。
其后，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今天，曹魏五铢往往和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史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断代也就倍加着迷。
如同曹魏五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三国钱币窖藏中究竟哪一枚出自曹操时代。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曾经流通过的铜币就埋藏在三国年间的墓葬之中。真实的曹操，就像他所推行的五铢钱，或许将永远淹没在虚幻的烟尘之中。隐约中，我听到陈寿在为曹操呐喊：
祭坛上的蜀汉
刘备铸造的货币叫作“直百五铢”，最初重十克左右，约是原蜀地五铢的三倍，却要当一百枚蜀地五铢用。这说白了就是铸造大钱，以三四十分之一的成本去抢劫蜀地的粮食、布匹乃至所有财富。
《三国演义》用了一百二十分力气美化刘备，把蜀汉尊为汉室的正统。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刘备是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
早年先后投奔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皆反；
最后一任主子是刘表，刘表死后他就篡夺军队领导权；
蜀地刘璋请他帮忙镇压张鲁农民起义，刘备居然率军攻破成都，逼走刘璋。
中国史书上吃人的案例并不鲜见，刘备就是其中之一。逃难中的刘备逃到了一个樵夫家，据说樵夫知道刘备是“贤人”，就把自己妻子杀掉给刘备炖了一锅肉。
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没受到中原战争影响。刘备入蜀之前，史籍这样描写蜀地经济：水渠散布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绸缎般靓丽，黍稷油油，粳稻漠漠，村落中楼宇相望、桑梓相连，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刘备入蜀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而不敢逃离。
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刘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困难。
魏、蜀、吴三国之中，唯独蜀国没有史官，根本没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因为蜀汉经济已经破败到了极点，无法再多拿出一份俸禄供养史官。现在，我只能从《三国志》《晋书》中找到只言片语，希望能为您展示一个真实的蜀汉。让我们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说起，这一年，四处流窜的刘备时来运转。
张鲁在益州（今四川）搞了个“五斗米教”，顺便起义。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感觉自己无力控制事态发展，只得向刘备求援，希望他派兵剿灭张鲁。当时，有人劝告刘璋：“刘备虽然素有仁义之名，但其实是一个比曹操还坏的枭雄。刘备如果进入益州，您能给他什么职位？如果让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将何以自处？”
刘璋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坚持借兵对付张鲁。结果，刘备刚进益州，就跟张鲁眉来眼去，联手恶搞刘璋，两人约定事成之后奉张鲁为“汉宁王”。张鲁当然没有当上汉宁王，却被刘备忽悠到打击刘璋的第一线。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已经穷到家了，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至于军饷是想都不用想的。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
答：抢劫！
兵临成都的时候，为了给将士一点盼头，刘备承诺攻下成都之后城内财富自己分文不取，宝物尽归将士。
好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纵兵抢劫。此情此景，
与董卓何异？
至于成都城内的刘璋，尚有三万军队，城内粮草也足以支撑一年。生死存亡之际，刘璋却认为“我统治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给百姓带来丝毫恩惠；刘备入蜀三年，生灵涂炭，黎民百姓的尸体横卧于田野之中。继续战争只能带来更多死亡，我愿以一身赎百姓于水火”。
当时，蜀地仍以汉代五铢钱作为货币，可以说，益州是乱世中唯一保留汉风的州郡。刘备入主益州之后，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抢劫方案—货币改革，这是三国时代最离谱的一次货币改革。
刘备的抢劫已经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库里所有的铜钱都改铸直百五铢，还强行收兑民间铜材，甚至连挂蚊帐的铜钩都被搜刮去铸造这种虚值货币了。
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
直百五铢为刘备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拨连饭都吃不饱的流寇，数月之间居然兵强马壮，这会是多么惨烈的抢劫！
至于那位还在做着“汉宁王”梦的张鲁，眼巴巴地看着刘备出兵抢占成都，只得将自己经营三十多年的汉中献给曹操，以完甲之师不战降曹。汉中是益州的门户，无汉中则无益州，司马懿等人向曹操建议：我们已经拿下汉中，刘备入蜀不足一年，此时发兵益州，蜀地传檄可定，否则后患无穷。
刚才我们说过，赤壁之战后曹操不想再被拖入战争泥潭，对他来说，汉中也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于是，他反问司马懿：“人的欲望有止境吗？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陇右之地，怎么能还奢望蜀地，不能得陇望蜀。”
曹操没有主动进攻，相反，刘备却对汉中发起了攻击。汉中是蜀地门户，据说，张鲁投降曹操后，刘备很长一段时间一夜数惊，那是拼了命也要抢过去的。
当然，起兵之前刘备又铸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铢。
与第一批比，这批直百五铢可以用“破、小、薄”三个字来形容，每枚八克左右，钱文也很不清晰。
对刘备的攻击，曹操没有接招，他只是把汉中黎民尽数迁往长安、三辅、洛阳、邺城，然后就退出了汉中。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是生存需要，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汉中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
刘备死后，辅政大臣诸葛亮丞相的所作所为就实在显得太不靠谱了。
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全国十三州，魏国独占九州，人口五百七十万，还包括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中心；孙权有三州，人口二百三十万，曹丕称帝后，孙权在名义上接受了魏国“吴王”的封号；蜀国只有益州一地，人口九十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
也就是说，蜀汉和曹魏的军事实力是6∶1，在经济实力上蜀汉只能更差。如果按规矩出牌，蜀汉应该避免主动出击，凭借蜀道天险被动防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居然敢先动手打人。
诸葛亮也知道，但他还是将蜀汉全体人民绑架在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之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率十万蜀中将士先后三次北伐，另外蜀国还有官吏四万人。十万将士绝非蜀国全部军事力量，每十个士兵至少需要三至四个人做后勤。蜀国只有九十四万人口，平均九人要负担一个战士，七家要负担一个官吏，
还不计算后勤保障，这就是真实的蜀汉、真实的诸葛亮。
，今天的动车、高铁也不能穿越蜀地的崇山峻岭，诸葛亮北伐基本靠走—十万军队要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
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办公楼。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办公楼的下面还埋藏着一批古代钱币窖藏和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就是“太平百钱”，一枚太平百钱等于一百枚五铢钱。由于史籍对太平百钱语焉不详，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猜测太平百钱也许为汉中张鲁、蜀地刘璋所铸。
三国货币史中，曹魏推行五铢钱，孙吴则以“五百”和“千”作为进位单位，唯独蜀国以百为进位单位。
三国墓葬中，太平百钱往往伴随直百五铢，地点集中在今四川成都附近。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钱铸造于公元221~227年之间，即刘备死后至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间，此时，蜀地能铸钱的唯诸葛亮一人而已。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荚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惨烈程度就连董卓都望尘莫及。
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而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公元234、235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两克，跟太平百钱一样成了地摊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