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炫富的下场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
对中国货币史来说，晋代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时代，《晋书》中根本就没有哪怕一次官府铸币的记载，历代钱币学家也对西晋货币语焉不详，甚至连出土文物都杂乱无章，没有一种主要货币。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两晋之时货币经济极度衰落，有竹林七贤等神仙般的隐逸之士，却无打动凡夫俗子的尘世金钱，晋代已经退化到奴隶社会。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五十三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也就立刻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权。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难道不想消灭士族？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
为了赚钱，司马炎一直在努力，比如，卖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唯独这位晋武帝司马炎，从开国之日起就卖官卖爵位，甚至包括死刑在内的所有刑罚都可以拿钱抵消。
家里有事，不怕，只要你有钱，又肯出钱，皇帝就亲自出面为你摆平！
有一天，司马炎问国子监祭酒刘毅：“你觉得汉朝哪个皇帝能跟我比？”也许，司马炎满心希望刘毅回答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
结果，刘毅的回答是：汉桓帝、汉灵帝。
汉桓帝、汉灵帝可是东汉的亡国之君，说皇帝是“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
可刘毅似乎还不过瘾，接着说：“桓、灵卖官，收入归国库；司马炎卖官，收入归自己。
我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
面对如此羞辱，司马炎只好自嘲道：“桓灵之时，无人敢如此对皇帝讲话，你敢这么对我说话，足见我比桓灵二帝强多了。”
卖官这件事，刘毅还真是冤枉司马炎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提拔干部这件事上，堂堂皇帝司马炎说了根本不算。收点钱不过是走走形式，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职位叫皇帝的人。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方式分为“公府征辟”、“州郡察举”、“曹椽提升”
和“任子四条”。无论多大的官，无论通过哪条途径当官，都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为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议的“省部级”
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至于皇帝，只是个橡皮图章，实在是有损封建专制的威名。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官员、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既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选来选去都是你们士族高门，既然选官皇帝说了不算数，再不从中捞点钱，司马炎就是痴线！
中原士族，不是有钱吗？
中原士族，不是要跟皇帝叫板吗？
那么，就先把钱拿出来买官吧！
何况，这些士族高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事就出来炫富。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荆州士族石崇的家里有个厕所，墙上挂着曼妙的轻纱，纱笼之下站立着身挂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厕，还以为进了内宅女眷的房间……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王恺请人吃饭，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声稍微跑调，王恺就把女侍杀掉；石崇请人吃饭，就让美人劝酒，有人恶作剧连续三次没有喝酒，石崇就连续杀掉了三个美人，没喝酒的人还自我解嘲……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行刑者反问石崇：既然知道钱财的害处，为何不早早散去对于炫富这个问题，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初窥财富真谛。
19世纪初期，俄国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俄国贵族的血液，属于那种富得有点离谱的“高富帅”。这位“高富帅”的日常起居却与农奴一样，头戴草帽、穿着树皮鞋和农奴一起在田野里耕作。晚年，托尔斯泰把庄园分送农奴，并宣布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人们可以自由出版他的着作，他自己则孤身出走。
1910年11月6日凌晨5点，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镇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闻讯而来，有沙皇特使、省长、高级军官，也有很多贫民，面对所有人，
托尔斯泰最后的遗言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何你们只想到我？
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环绕着古老的橡树，墓上没有任何文字。童年时，托尔斯泰常常随大哥尼古拉来这里玩，此地曾经有一个传说：这片土地之下埋藏着一根神奇的魔杖，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类怎样得到幸福。
现在，这根魔杖就埋藏在无字墓碑之下。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历史会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过是一场闹剧；而今天的炫富者，他们很快就会被浮躁的媒体遗忘。也许，在炫富者眼中所谓“富”就代表着名表、名车、豪宅，代表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着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不是“富”，而是暴发户的浅薄与无知，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试图获取那些更加无知人群的艳羡。其实，财富从来都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富人，又怎么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
在晋代士族高门的把持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司马炎的绝招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晋灭孙吴的时候，曹魏“屯田制”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几十年，财富日益集中于士族高门，屯田客再次沦为部曲。绝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曹操时代刚刚复苏的造船业、手工业、商业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产业创新的时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资渠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故事，马上就要重演……
很幸运，司马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很不幸，司马炎虽然贵为皇帝，却束手无策。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都来自门阀，他们从来不买皇帝的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
面对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司马炎肯定也认真思考过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锦绣江山。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七十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五十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民户只有二百四十五万户，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达到三百七十七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时期，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
今天，也有人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干宝的《晋纪》或许有所夸大，《晋书》的人口记录却应该真实反映了太康年间农民的流向—大家无疑都是冲着土地、冲着三十税一来的。当兵怕什么，只有皇帝掌握了兵权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
用赞美的话说，“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兵源。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占田制”其实毫无新意，不过和王莽的“王田制”、曹操的“屯田制”一样，本质也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再现“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制度还远远不够尽善尽美。土地私有制必然优于土地国有制。理想的土地制度，不但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应该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而不是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只有“资源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在一个纯净的经济学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信息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逼迫你买卖土地，当然所有交易就都有效率。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纯净，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里，士族亦官亦商，他们会以种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可能是强买强卖，可能是巧取豪夺，可能是暴力抢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济赎买。如果以公平的经济赎买来交换农民的土地，这个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士族高门把持朝政的西晋，除了强大的皇权，再无任何力量可以保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西晋农民的土地如果真的可以自由流转，那才真是一场灾难。
皇族VS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就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士族高门但凡还有点脑子，就不可能让司马攸登上皇位。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也依托于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
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士族要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收起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攸临行前，常山、常广两位公主在司马炎面前放声痛哭，就连司马衷的老师也借酒装醉向司马炎谏言，他抚摸着皇帝宝座说：“唉，可惜了这么好的椅子啊……”
可怜司马攸，心胸还是太狭窄，在去齐地的路上忧愤而死。对这段历史，明清交替之际的王夫之曾经感叹：司马攸死，晋朝并无必亡之理；唯士族不除，晋朝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司马炎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汉代，刘邦、吕后用了十年时间以武力讨伐异姓王，而且刘邦还是马上皇帝；文、景二帝又用了七十年时间才渐渐消灭了同姓王；司马炎却只有十年时间推行“占田制”，寒门素族的势力远未成气候。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不是司马衷的儿子）身上，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站在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如果关于司马遹的记载是真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聪明而又胆小的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意识到危险。聪明加胆小当然不可能成为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能够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白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世界变得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