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桓温提的这个极其离谱的建议，当时的祠部尚书孔琳之就以无可辩驳的雄论驳斥了桓温的建议：古代圣王把没用的东西用来交换有用的东西，这样有用的东西既不会损毁，又可以省去物物交换运输的麻烦。现在的铜钱正好起到古代龟贝的作用，历代使用的铜钱今天绝不能废弃。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桓温的货币知识为零，还是孔琳之识大体、顾大局，认识到了货币运行规律的真谛。钱币是国之重器，当然不可轻易废黜。
真的是这样吗？
孔琳之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有意无意间被很多人忽略了：贫穷的人要仰望富人，天下才能安宁；如果骤然废弃货币，那么士族高门就会丧失所有财富。孔琳之属于士族高门，他知道桓温废弃货币的真正用意：数十年土断只是剥夺了北方士族的土地，以皇权的强制力遏制了土地兼并，但是士族高门手里还是照旧留有大量货币，要消灭士族势力，最重要的就是剥夺他们手中的所有财富，直接废弃货币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剥夺士族高门财富、彻底斩断他们侵占土地的能力，这才是桓温力主废弃货币的真实意图。
况且，桓温被逼出此狠招，是因为士族高门不厚道在先。东晋朝廷没有铸币权，流通货币全靠私铸（也就是沈郎钱）和前朝留下来的古钱（也就是一部分五铢钱），两者重量差异实在是太大，相当一部分五铢钱被人减凿。
所谓“减凿”，就是把完好的古钱去掉一块，再染上铜锈，这样的钱被称为“剪边五铢”。当然，被凿下来的铜材或铜屑会被重新铸造成沈郎钱，重新进入流通渠道。
最狠的做法是，把完好五铢古钱用利刃圆凿切割，将之一分为二，成为一大一小两枚钱币，大钱大环被称为“艇环钱”，小钱小环被称为“鸡目钱”。
由于东晋一朝货币奇缺，被减凿后的剪边五铢购买力降低得非常有限。这样减凿货币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铜材，又保持了原来货币的购买力，实在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理论上，无论货币如何减凿，只要能承担货币职能就可以了，总比废弃不用的好。
如果减凿集中于某一个阶层，就一定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
但凡减凿古钱获利者，手里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五铢古钱；仅仅减凿一枚五铢钱，估计废品收购站都不会要那点铜渣；偶有刚富裕起来的寒门素族，只能开山冶矿、铸造新币。手里有巨额五铢古钱的人，恰恰就是桓温最讨厌的一个群体—士族高门。
士族高门的购买力越来越强，黎民百姓乃至皇族可控制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一定会打破原本脆弱的权力平衡……
桓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给对药方。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因一道诏书自动消失？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时代皇族权柄远不如西汉。在举朝反对之下，桓温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
在士族高门货币优势的冲击下，晋穆帝年间前期土断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现在，我们给出两个案例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案例1：晋帝室彭城王司马玄隐匿流民，查实后被桓温送进了监狱。
案例2：会稽王氏隐匿民户，查实后，被隐匿的流民尽得土地，从此归朝廷统辖。
这是两个史书上最常见的例子，现在，我们稍微丰富一下这两个案例的数据。彭城王司马玄一共隐藏了五户民户，结果这位皇族王爷被抓进了监狱；会稽王氏隐匿了三万户口，仅仅是喝个酒、道个歉，别说监狱，就连城管的面都没见。
结论：这个时候士族高门的势力很可能已经超越了皇族，长此以往，皇族又将沦落为舞台的配角。和平年代土地兼并最多引发流民潮，此时，前秦已经吞并了鲜卑燕国，就等挥军饮马长江了……
尽管桓温不是一个合格的货币理论家，却实在是一个铁腕政治家，既然温和的货币改革行不通，桓温就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东晋最着名的“庚戌土断”。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门隐匿的所有民户。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脱离士族的农民从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温征召寒门子弟，在自己出镇的兖州、徐州、扬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支军队后续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研究的领域是金融，我的职业却是教育。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疏—《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陈了当时官场的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是：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当代，西方列强的历史也证明，要想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首先要发展的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财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就是“财富→科技→制度→文明→教育……”
这一切，就如同《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先练少林七十二绝技，再练内功《易筋经》，少林寺藏经阁无名老僧对此的评价是：次序颠倒，大难便在旦夕之间。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科技一定不是原创的，只能是模仿的。先进科技确实可以模仿，但这些科技创造的利润却只归属于原有强势阶层，甚至成为劫掠社会财富的工具。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制度一定不是内生的，而是舶来嫁接的，确实也可以原封不动依样画葫芦建立所有的行政框架、法律制度。但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又怎么可能从内心里尊重这些制度？无人尊重，这些制度又怎么可能真的得以实施呢？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缺失了教育，文明底蕴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旦教育开始演绎腐朽，就会蛀空整个社会的脊梁。
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得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当然，桓温远没有如此伟大的理想，他不过是想打破士族垄断，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
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桓温的改革也使东晋获得了重生，桓温死后五年，正是寒门素族组成的北府兵，八万人击溃了前秦一百万南侵大军，汉族在江南一地延续了民族血脉，晋祚得保。
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曾对桓温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大司马桓温当政之前，黎民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国家败亡之象已现；庚戌土断之后，农人得以归于土地，此后东晋能够财阜国丰，完全是桓温的功劳。”
小结：胡马过阴山
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游牧民族习惯于迁徙，他们必须找到水草肥美的地方，即使是寒冷的冬季。游牧民族向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只要头脑还清醒，任何一个游牧民族都会选择向南。
向南本没有任何错误，只不过，南部是我们的中国。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本身就建立在民众与畜牧的流动之上，一般情况下，为争夺草场，各个部落之间也是征战不休，很难对外形成合力。即使如此，也已经让北方的汉族相当难受。这些人倏忽而来，官军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投入数十倍于敌方的军力坚守每一个据点。
只有极端强盛的经济，才能保证坚守每一个据点，一般王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汉武帝才不得不举全国之力驱赶匈奴。为了动员全国的力量，汉代建立并完善了史无前例的统治框架—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体系，但也是这个封建官僚体系彻底毁掉了强盛的西汉帝国。
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亡国的教训，裁撤了近90%的官僚机构，放任民间经济发展，终于出现了“光武中兴”。遗憾的是，东汉帝国失去了封建官僚，也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一旦帝国失去了集中资源的能力，也就无法遏制边境游牧民族。西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族开始不断进入东汉帝国版图，甚至数度威胁都城长安。可怜堂堂东汉帝国，几乎浪费掉全国的财富也未能克制西羌。
统一北方后，曹操的实力也无法对抗游牧民族，只不过他想出来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当时，最为强盛的游牧民族是乌桓，曹操就在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地盘上做生意—专门收购乌桓人头。乌桓势力有所衰微的时候，曹操采用游牧民族的战术，以一支汉族轻骑兵远途奔袭，重创乌桓主力，为汉族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时间。
最不地道的是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不断引游牧民族入关分散曹操兵力。七擒孟获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藤甲兵的真实用途是对付自己的同族曹操。就连祸患东汉的西羌，蜀汉也欢迎之至，蜀汉大将马超、姜维都是因为与西羌联系密切才得到重用。罗贯中居然能把引异族打击汉族的事迹列为诸葛亮的功绩之一，颇有以文乱义、淆是非之嫌。
从此，胡人入关一发不可收拾。
西晋年间，士族当政又给了游牧民族以机会，既然无法建立天下一统的皇权，自然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国力量抗击胡人入侵。西晋统治者对付外敌的办法颇有曹操风范—不断派杀手暗杀游牧部落首领，游牧民族各部落为争夺首领位置内耗不断，也算是以最小的成本为中原争取了和平。
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以发展的时间，远遁大漠的南匈奴单于刘渊第一次在中原腹地建立了游牧民族政权—后汉。刘渊幼年时曾在西晋当人质，当政期间汉化程度很高。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部族首领要负责全部族人的福利，要定期给大家发粮、发钱、发奢侈品（瓷器和茶叶）。刘渊既然要仿效汉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也就必然要抛弃原始的氏族制。最终，刘渊丧失了对南匈奴部落的统治能力。
游牧民族统治者没有统治定居人民的经验，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征服，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要想统治中原臣民就必须模仿汉制，汉制又无法控制本族这个强大的军事集合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曾经解决了统治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把曾经骁勇的八旗铁骑变成了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所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国王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感到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人、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煊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得失之间，我只见到了历史老人狡黠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