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夺之财。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
历代史籍对安禄山极尽辱骂之事，说此人不过是一个肥胖、矮小、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胡人），通过小丑伎俩取得了杨贵妃的信任，又通过杨贵妃迷惑了唐玄宗，然后掌握军权。结果，野心勃勃的安禄山骗过了无能的杨国忠，于天宝十四年谋反，一举击溃了大唐帝国……
以上说法，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史籍杜撰！
安禄山确实肥胖，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跳出优美的舞姿，据说当时整个长安城在安禄山的影响下人人都在跳“胡舞”，谓之“胡潮”（类似于今天的“韩流”）；安禄山确实矮小，却能准确把握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等人的心思，据说玄宗、李林甫在最闷闷不乐的时候只要见安禄山一面就能笑逐颜开；安禄山确实目不识丁，却能以地道的口音说出波斯、突厥、大食、吐蕃、回纥、汉语（陕北话）六种语言……安禄山从来就没压制过杨国忠，相反，他曾经像侍奉唐玄宗、李林甫一样侍奉杨国忠，无论春夏秋冬，但凡行贿都以上百车计算，那是相当殷勤。
杨国忠的底子实在不够光彩，既无治国才能，又无过人的资历，甚至没有“科举帮”
口头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来自“拉人一起分赃”，根本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更无控制边镇的本事。
杨国忠要继续享受这种生活，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击所有有能力超越他的人。满朝文武，安禄山是第一号有资格“出将入相”的人，也是杨国忠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安禄山如何行贿，都是不好使的。
李林甫活着的时候，杨国忠不能为所欲为；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无能而又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不断采用愚蠢之极的方式刺激安禄山，试图以此堵死安禄山“出将入相”的路子。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安禄山推荐自己的群牧副使吉温来京担任兵部侍郎，在杨国忠的栽赃陷害下，吉温被成功卷入一起贪污案。尽管安禄山百般斡旋，甚至亲自向唐玄宗求情，杨国忠还是将吉温处死。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杨国忠为了取得所谓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强迫京兆尹出兵袭击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然后对捕获人员严刑逼供，获得证词之后又将他们立即处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长安给唐玄宗拜年，当然，目的是为自己洗刷嫌疑。之前，杨国忠信誓旦旦地说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会再入长安朝见唐玄宗。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杨国忠又以贪污罪处死了安禄山在朝为官的儿子。
对大唐帝国来说，天宝十四年真是一个不幸的年份。
那一年，安禄山在范阳镇起兵造反，率三十万铁骑南下；
那一年，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京师文武百官星散；
那一年，追随唐玄宗的军队在马嵬坡哗变，处死了万死不辞其咎的杨国忠和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玉环；
那一年，留守关中的太子李亨未经李隆基批准，就擅自做主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在关中自称皇帝，史称唐肃宗；
那一年，大唐帝国在唐肃宗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平叛历程……
平叛是要钱的！
在开战的一瞬，只有财富才能换来强盛的军力！
以开元、天宝年间强盛的国力，大唐帝国并非没有能力对抗安禄山。只不过，浑蛋透顶的杨国忠，在长安即将陷落的时候还派人去太原筹集粮饷，既不肯使用也不转移长安、洛阳两京钱物，结果。
唐肃宗登基称帝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丢掉了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山东各地的粮仓和府库，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安史之乱初年，关辅、朔方、河陇等四十余郡的勤王之师约有百万之众，很快，唐肃宗能控制的钱粮告罄，到了的地步。
危亡之际，一个胥吏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唐肃宗谋划钱粮，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第五琦”。第五琦，后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个被《新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敛之臣”。
第五琦拿出的第一个方法，是铸行“大钱”，即封建统治者惯用的货币伎俩—货币减重。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国开始铸造了一批“乾元重宝”，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形制类似，重量也类似，只不过一枚乾元重宝要当十枚开元通宝来用；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铸造了一批新的“重轮乾元重宝”，即这种铜钱有两道钱轮，故称“重轮”，也称“重棱钱”，只不过重轮钱要当五十枚开元通宝来用。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据说，大唐将士们得到了乾元重宝、重棱钱后非常高兴，经常有什么“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
拿不值钱的钱来骗人，还骗得我大败而归，安禄山、史思明非常愤怒，愤怒之下就开始动歪脑筋。
你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吗？我就以一当百、以一当三百！看谁狠！
为应对唐肃宗的货币减重，安禄山开始在东都洛阳发行一种更狠的虚值货币“得一元宝”在安禄山的辖区，一枚得一元宝可以当一百枚当年的开元通宝、三枚乾元重宝、二枚重棱钱。
史籍没有记载这场货币战争的胜负，却明确记载了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物价暴涨、恶钱盛行。
自武后年间起，大唐帝国就始终对私铸货币持开放态度，官铸开元通宝和私铸货币始终同时存在。之所以没出大乱子，是因为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的比价始终由民间交易自发形成—既然是在无数次博弈中形成的价格，当然剥削就无从谈起。
乾元重宝、重棱钱和得一元宝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三种钱的重量都与开元通宝类似，却要当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开元通宝用，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也是典型的抢劫。
无论叛军还是大唐帝国，这三种货币最初的获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职业军人，三种货币都有着异常的强制执行力。
更离谱的是，大唐帝国长期以来已经有了私铸货币的传统。既然铸行虚值货币有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铸者当然不甘示弱，三种货币刚刚铸行，假币就充斥了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毁开元钱改铸大钱，甚至连寺庙中的铜像、钟磐等也被熔毁铸钱。至于物价，当然是一飞冲天，诗人杜甫气愤地写下了的诗句！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价也只是斗米四五百钱，到了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邺城被围的时候，斗米七千钱。通胀最严重的时刻，一位叫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亿铜钱，当然是以重棱钱计价的。
后来，这种货币实在流通不下去，唐肃宗只得承认开元通宝与乾元重宝等值，重棱钱可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又下诏重棱钱改为一当三；后元载为相，各种大小钱等价流通。
至此，双方铸币敛财术全部完败。
盐铁专营的轮回
“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都是为了钱？
第五琦敛财的第二个方法，是重行盐铁专卖。
《新唐书·第五琦传》记载，第五琦在拜见唐肃宗时阐述了一个真理：兵事强弱、战场胜负，其实只在钱多钱少。对此，第五琦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只要给臣一个职务，洛阳、长安指日可定，我能让粮饷即刻飞往战场；而且，这是一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税收，不用盘剥百姓也能国富民强。
这个职位，叫“盐铁使”。
至于具体方法，不过是把桑弘羊的盐铁专卖重新拿了出来，彻底结束了大唐帝国对盐铁的美好生活。
应该说，第五琦还是看到了盐铁官营的弊端，也尽最大努力想消除这些弊端。在第五琦的盐铁改革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私人盐铁的生产体系，只是将收购、运输、销售收归中央朝廷所有。也就是说，盐铁由私人生产，但收购、出售价格完全由官府制定，其中的利差就是官府的利润。
仅仅一个购销差价，麻烦已经很多了。
因为，这个购销差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实行盐铁专卖之后，每斗为三百七十钱。如果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下记载则更符合实际：
食盐、铁器不是什么奢侈品，是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生活的必需品—朝廷直接控制社会的生活必需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恶化了广大唐朝人民的物质生活。既然是必需品，那么，所有人就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剥削，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富，结果是。
对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历朝历代，所谓“官营盐铁”，朝廷得利不过十之其一，更多的利还是为执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
第五琦开始推行盐法时，为减少封建官吏中饱私囊和舞弊的现象发生，管理朝廷盐政的衙门叫“置巡院”，只是户部下面一个处级单位。后来，第五琦被贬官，“置巡院”被分设并升格为两个副部级单位，并在所有州、道、府、县都设置了朝廷直属的垂直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盐铁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
只要能混进“置巡院”，即使是一个胥吏，一年也能“资累巨万”，也可以买豪宅、开名车，过上王侯一般的生活。盐铁专卖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业者有的是钱赚，可以穿金戴银，可以锦衣玉食，可以珠环翠绕……大把的铜钱、迷人的珠宝、花不完的金银，多么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女香车，不仅封建官僚喜欢，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都很喜欢。
自此，贩卖私盐成了晚唐年间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私盐贩子或放火烧盐仓，或抢劫运盐商队，然后借助壕沟、篱笆、山林、黑暗对抗官军，再把抢劫来的私盐贩卖到全国各地。在利益驱使下，私盐贩卖者不但抢劫官府盐队，甚至对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铺或普通人因惧怕而不敢买私盐的时候，也会被屠杀、灭门。
私盐买卖是一种“暴力”与“暴利”相结合的犯罪活动，对帝国正常秩序的破坏性远高于普通流民。无形的利润之手无处不在，每一个苦难的黎民百姓都会成为潜在的反叛者，一旦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最终发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黄巢就是靠贩卖私盐起家的……
唐肃宗终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统，继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经丧失了禁军的指挥权，只得依靠一批节度使打倒另一批节度使。当然，只要节度使军队离开自己境内，帝国政府就必须为之支付“出境钱”。此时，帝国已经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当然也就无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创盐税成为帝国最大的进项，占到帝国收入的80%以上。
然而，盐税的弊端实在是太大，天下府县布满了朝廷的直属机构“盐铁使”，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把多少钱搂进了自己的腰包。
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刘晏。
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
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
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裁撤了盐铁的运输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
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
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万缗；广德三年（公元765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八百多万缗。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
向富人征税
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着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首的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
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
大历十四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的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谁拥有更多土地，就向谁收取更多税！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一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所谓、，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运行成本，“向富人征税”
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征收重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贫者不丧失公平的起点。毕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穷人实在太穷了，富人的游戏也是玩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当代有社会责任的富豪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请向我征税！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唐帝国向富人收税都已经迫在眉睫了：帝国政府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固定的进项；封建官僚要想继续盘剥百姓，也总要先有帝国的统治框架；百姓要想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朝廷……
所有这些，都是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