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砍一颗人头可以换取五十亩土地；反之，如果一个五人小队没有砍掉一颗敌人的脑袋，队长就得交出自己的脑袋。《史记》《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秦兵为争夺一个砍下来的脑袋自相残杀—那可是五十亩耕地。
商鞅功罪
以土地作为激励，商鞅把全体秦国人都绑架到了战车上。每户能分到多少土地，是蜗居还是住别墅，完全看砍了多少脑袋。至于文化，那是一定要废黜的。
商鞅变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经过春秋诸霸数百年纷争，战国时代，中原大地仅剩下七家强势诸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家诸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家都在攒人品，拼命招揽居民。
战国时代什么最重要？
答：人才！
土地有的是，有人就能在土地上耕种，就能产出粮食。
积攒人品、招揽居民的方法，就是变法。魏国的李悝、赵国的公仲连、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七家诸侯都使出浑身解数鼓励别国的国民迁徙到自己的土地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粮食，才能在战争的时候保证有兵源。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叫他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原名卫鞅，生于卫国，所以姓“卫”，又称公孙鞅。
后来，卫鞅在秦国被封于商地，才称商鞅。
年轻时，卫鞅托身于魏国大臣公叔痤幕下，公叔痤知道其身负大才，当然，也知道他是一个无耻之徒。
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来探望他。
公叔痤在病榻上对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此人身负奇才，恳请大王拜卫鞅为相，魏国霸业必成。”对魏惠王来说，虽然也认识卫鞅，但还是很陌生。而且，在魏惠王眼里，卫鞅实在太年轻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相才。
于是，魏惠王只是吭了一声，并未作答。
见此，公叔痤又说：“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卫鞅，那么，臣恳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这个人绝不能为他国所用。”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念及多年追随之情，突然良心发现，他把卫鞅叫到床前，告诉卫鞅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最后，公叔痤摆摆手，让卫鞅赶紧逃走。此时，卫鞅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魏惠王既然没有起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华；不知道我的才华，又怎么可能真的杀掉我呢？”
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卫鞅，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如果有一天你带兵打进魏国，希望你能念及我对你的收留之情，为魏国宗庙留下后嗣。”
送别阖然而逝的公叔痤，卫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天下知我者绝非公叔痤一人，我注定是一个枭雄，我一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卫鞅选择的目标是秦国。在这里，卫鞅变成了商鞅。时值秦孝公当政，商鞅通过朋友先后三见秦孝公，论述了三个不同命题。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应如何仿效尧、舜、禹，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即所谓“帝道”，结果秦孝公睡着了。
第二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辅佐周王室，即所谓“王道”，结果秦孝公虽然不悦，但仍旧认为可以跟商鞅继续谈下去。
第三次见到秦孝公，商鞅独辟蹊径开始谈论如何在战国独自称霸，就是所谓“霸道”，结果秦孝公不知不觉坐到了商鞅面前。
此后，便是秦孝公重用商鞅，也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商鞅变法”，有人将之总结为四个字—“重农抑商”。
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功夫，武林高手在决战中会耗尽全身气血，向对手发出致命一击，代价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一般来说，这种武功都是邪派武功。鉴于这种武功实在是损人不利己，所以即使是邪派教主也不敢轻易使用。
商鞅变法，就是这种邪派武功。
一般贪官也就是贪污很多钱，一般贪婪的皇帝也就是把赋税提高到国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而商鞅和秦孝公要的是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只能归秦孝公一人所有。此后，秦国爆发所有力量，不但消灭了六国，也耗尽了自己的钱财、锦帛、粮食，宗庙社稷终至不保……我们先解释“抑商”。
战国时期，国人已经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人”的本事在于身上有钱财，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所以，必须抑商，所谓抑商也就三条。
第一，秦国不能出现粮食贸易。粮食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商业。这么做当然是有深意的，因为，如果秦人买不到粮食就只能自己去种地，种地的人最实在。
第二，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品种都无利可图。
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战国七雄，只有在秦国，商人才与赘婿并列为最低等的国人。
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规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商人去干。比如，攻城的时候去城墙上拆砖头。商鞅之前，秦国的都城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地几无贸易。
没有贸易，当然也就没有货币。
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贪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君，国君才能更有势力。
否则，如果有一个人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财富；如果有十个人来跟国君分钱，那国君干脆不要混了。
然后，再来看“重农”。
这是一件相当不靠谱的事情，商鞅从来没有“重农”。他真实的想法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所以，要想做最有权势的国君，就必须让天下人穷困！
农、工、士、商四类人中，“农人”必须依附于田宅，最缺乏流动性，手里也最没钱，是最容易管理的对象，也是最好的“弱民”。
所以，如果让我解释商鞅的“重农”，就是“重视管理农人”，而不是“重视农业”。
据说，商鞅“重农”的功绩在于给全国农人分配土地；据说，商鞅治下，每个男丁可以分配到一百亩土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是战国时代孟子的理想，最早出于《周礼》，到了《汉书》中居然成为商鞅的土地分配标准。
就为这，商鞅被歌颂了几千年。
这事儿是相当不靠谱的，要知道，商鞅活着的时代孟子还没有出世。而且，关于商鞅均田，我也找到了另外一种答案—
什么才是军功？
商鞅所谓的军功，就是数一数敌人的脑袋—被砍下来的脑袋。也就是说，能从商鞅手中拿到土地的人，必须在战场上拼过命、流过血、砍死过人。士兵砍一颗人头可以换取五十亩土地；反之，如果一个五人小队没有砍掉一颗敌人的脑袋，队长就得交出自己的脑袋。《史记》《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同样的故事，秦兵为争夺一个砍下来的脑袋自相残杀—那可是五十亩耕地。
战国时代，其他诸侯都信奉，国人听到战争避犹不及，唯有秦人，听到战鼓就拊掌相庆。父亲送儿上战场、兄弟送哥哥上战场、妻子送丈夫上战场，最重要要嘱咐一句：不砍敌人的脑袋，就别回来。
秦国崇水德，水尚黑色。两千多年前，黑云蔽日般的秦军曾号叫着冲向山东六国，士兵腰上别着刚砍下来的人头，滴着鲜血……
问题是，即使你抱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即使你真的肯拿起刀枪，也未必能取得别人的脑袋，更不一定能换来土地。敌人不是稻草人，拼命的时候，秦人同样也可能被敌人砍掉脑袋。
这是一种逆淘汰机制，只有刀头舔血的暴徒才可能获得军功。体弱者、有道德者虽然也被赶上了战场，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军功，反而被敌人砍了脑袋。最后，汉朝董仲舒准确描述了商鞅分配土地的结果：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就算陕北汉子真的很实在，侬也不能当秦人是痴线啊！秦人当然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耕战”政策不满。何况，秦人也长了双手双脚，按照以往经验，大不了跑路到其他诸侯那里。
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敢跑路，商鞅有九种方法弄死你！第一种方法，叫“户籍”。
以前，诸侯通过宗族控制国人；现在，商鞅设立了郡县统治农户。县郡长官由秦王亲自任免，县内民户、土地由县令掌握。
国人从商鞅手里拿到的是自己原来宗族的土地：拿到了土地，废黜了宗族。从此，中国农人第一次以“户”为单位直接面对统治者。顺便说一句，商鞅的税收也按农户收取。首先，根据对农户进行的详尽调查，计算出每亩土地的粮谷产量；然后，按一定税率征收田税。至于税率，高到了相当离谱的地步，一年田税要足够秦王十年用度。
商鞅之所以敢如此放心大胆地盘剥，是因为控制单一的农户比控制强大的宗族容易许多。毕竟宗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抗王室，而被拆分为一个个家庭，就没有任何能力对抗封建集权。
至于农人，毫无血缘关系的五家被编成一“伍”。谁敢反抗，五个农户全体受罚，一般情况下会全被诛杀。即使有人跑出了家乡，只要在秦国境内，没有良民证的人也难免被抓获。没有良民证的结果就是被杀掉。
第二种方法，灭绝文化。
商鞅认为，笨的人好管理。《诗经》《尚书》是周朝文化的代表，如果国人以《诗》《书》中的道理去蛊惑人心，有一个人，就能让上千人不再以耕战求富贵；如果信奉《诗》《书》的人当了县官，就会有一个县的人不再尊敬国君；如果天下人都信奉《诗》《书》的道理，势必有人结党于下、议论政令，秦孝公的国将不再是秦孝公的国……
国人只需要懂得在战争中多杀几个人、多分几亩土地就行了，至于文化，那是一定要废黜的。商鞅变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及《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什么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统统都是垃圾，都应该被扔进垃圾堆……
第三种方法，罚，不是罚钱，是罚命。
禁绝了《诗》《书》，商鞅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办法，就是所谓的“法家”。首先，请注意，是“法家”绝不是“法治”。商鞅是这样解释“法”的：君王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目的就是管住所有人。
至于如何管住大家，商鞅提出了更不要脸的方法—任力不任德。所谓“任力”，说白了就是重罚，罚款单位是一条人命。看一看商鞅制定的刑罚就知道有多变态：凌迟、汤镬、剥皮、腰斩、五马分尸……顺便说一句，“诛九族”这个罪名就是商鞅发明的。
商鞅治下，不是错误的错误也会遭重刑，比如，拉着草木灰撒在地上的人都会被割掉鼻子（大家可以理解为乱扔垃圾，因为商鞅认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路人不满，进而双方打架斗殴，后面我们会介绍为何秦人如此剽悍）。
我看，法家不叫“法家”，应该改名叫“罚家”。
三皇五帝夏商周，混到商鞅这里，彻底抛弃了“民惟邦本”的治国思想，撕下了所有伪善的面纱，开始用赤裸裸的非道德手段达到功利性目的。
只有这样，才能威吓秦人；只有这样，秦君才能贪天下之利！
“重农”、“抑商”、“户籍”、“愚民”、“罚家”……商鞅确实在统治期间禁绝了货币。
遗憾的是，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弱化了国人才智，商鞅却没有挡住粮价一飞千里。因为精壮的劳动力都跑到战场上砍脑袋去了，当然，也有若干精壮的和不精壮的劳动力被人家砍了脑袋。
无论是砍人脑袋还是脑袋被砍，都会最大程度减少国内劳动力，都会使粮食产量下降。本来商人还可以贩运点粮食，现在，没有商人，何来粮食？
断绝了内外两种途径，秦国就断绝了粮食来源，也就难怪粮价最终上涨了。秦孝公死前，秦国的粮价已经飞涨到一千六百钱一石，如果按秦半两标准重量和魏国布币的重量比例计算，秦国粮价已经高出魏国几乎六十倍。
这样的粮价下，秦国不出事才怪。
为平息民愤，秦孝公的继任者秦惠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商鞅，秦惠公上台后亲自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逃出了秦朝都城，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这也是秦国最后一块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土地。在这里，商鞅起兵对抗秦惠公，最终，兵败被处以车裂之刑。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吕不韦显然意识到，在农耕时代振兴服务业是不靠谱的。他看中的产业是农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即“重农兼末”，所有非农业都要为农人服务！
如果由着商鞅的性子折腾，估计等不到统一中原，秦国就得把自己折腾到亡国了。
还好，秦国很快有了吕不韦。
吕不韦生于卫国一个商人世家，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这位很有前途的商人通过一笔生意华丽地转身为政治明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吕不韦不仅告诉我们世界上哪种生意最赚钱，还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高收益、高风险”的真谛，因为，这笔最赚钱的生意最终断送了吕不韦的性命。
关于吕不韦，我们从这笔生意说起。
战国时代诸侯经常结盟，不过，这种盟友关系相当不靠谱。所以，为了让盟友变得靠谱，盟国之间要互派王子在对方国家居住，算是质押给对方一个人质。
秦国的王子—子楚，就是被质押在赵国的人质，不过，秦国似乎不太在乎子楚的性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的城池。鉴于秦国经常动武，还在长平坑杀过四十万名赵国士兵，赵国对子楚当然不太恭敬，子楚混得也很不成样，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吕不韦……
多年行商生涯给了吕不韦敏锐的眼光，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投资农业利润如何？
吕父：十倍吧。
吕不韦：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一百倍。
吕不韦：如果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
吕父：无数。
吕氏父子的对答出色地回答了“什么生意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封建权力才是最赚钱的生意。货畅其流，但利润总有定数。权力就不一样了，有了权力，封建官僚就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去抢劫。
但显然，投资现任权力的成本很高，国王富有天下，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而且，如果他觉得你太有钱，没准直接把你抢个精光。
结论：投资封建权力，就要投资潜力股，要从娃娃抓起。
吕不韦选中的潜力股，就是子楚。
对吕不韦来说，这确实也是一笔生意，从一开始吕不韦就将子楚看作“奇货”，
并称子楚为“异人”。
通过一系列艰难的运作，吕不韦买通了现任秦王的正室华阳夫人，成功地让子楚拜华阳夫人为嫡母；在子楚逃离赵国的时候，吕不韦还附送子楚一位貌美如花的姬妾。
最后，子楚成为秦庄襄王，吕不韦拜秦相、封文信侯，就连那位美姬也生下一个名字叫“嬴政”的男婴。
吕不韦是幸运的，他在这桩生意上获得了极大收益。秦庄襄王（子楚）即位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只在王位上待了三年就死掉了，继任者嬴政只有十一岁，秦国真正的主人是吕不韦。
吕不韦又很不幸，秦庄襄王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秦国。商鞅穷兵黩武，山东六国已经铁了心要摆平这个心腹大患，六国数次合纵攻秦；秦国之内，四年内连丧三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又发生了罕见的蝗灾。
能否扛过这一关就看吕不韦了！
吕不韦是商人，商人要收拾秦国这个烂摊子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吕不韦拿出来的赚钱法子是“卖官”能为国家捐粮食一千石的人，赏爵位一级。
为此，后世不断有人攻击吕不韦“买官卖官”，司马迁所说“不韦钓奇”也充满了讽刺和不屑。
“买官卖官”确实很可耻，但事情还是要分开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