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放下铜钱，先来看一看，究竟谁在用黄金？
秦朝官方黄金单位是饼，分为大小两种饼，大的二百五十克，小的也有十六克，纯度那是相当的高。就是一块小金饼的价值，放到今天也能将就着过年了，如果换算到秦朝时的购买力，绝对是价值连城。
既然是官定货币，就一定有发行途径，秦朝金饼最主要的发行途径是嬴政对臣下的赏赐。对待自己的下属，嬴政相当大方，所赏赐黄金动辄以车计算。
对皇帝来说，赏赐臣下黄金比分封更为合理。毕竟封臣土地每增长一分，君主土地就会减少一分，最终皇帝只能靠“王德”维系“封君—封臣”平衡，绝不可能为所欲为。
赏赐臣下黄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
封建官僚不再是封臣，而是由皇帝任命的郡县长官，或者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封建官僚的财富来源于俸禄、赏赐或者贿赂，只要不是独立的封地，他的一切就都在帝王掌握之中，财富也就不会再培养独立的人格。
权力只对来源负责，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嬴政追求的是绝对封建集权，也就容不得任何人有反对意见，无论他的决定多么离谱、多么荒唐、要耗费多少别人的生命和金钱。只有完全屈服于嬴政的人，才可得到嬴政的信任，才可能成为封建官僚，才可能得到这些黄金。
这明显是一个逆淘汰机制，所有试图保留独立人格的人，都得不到黄金，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
秦国第一大猛将王翦，自知秦王嬴政绝不会容人掌握兵权，便在统一六国后归隐。当门客问起的时候，王翦只能悲哀地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秦国第一谋士尉缭，早就看出嬴政“长目、豹声、少恩而虎狼心”。嬴政确立了统一的局势后，尉缭就悄悄消失在茫茫人海……
拿到这些金饼的，又是谁呢？
秦相李斯—着名的“仓中老鼠”，就是获得金饼最多的人之一。李斯年轻的时候看到两种老鼠，厕所里的老鼠浑身肮脏还吃不饱，粮仓里的老鼠吃得脑满肠肥还不用住粪坑。于是，李斯感叹，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完全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于是，李斯找到了秦相国这个能拿到嬴政赏赐黄金的好位置。
秦朝三公九卿、三十六郡，又有哪一个不是围绕在嬴政身畔的仓中老鼠？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谁在用铜钱？
答：说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梦呓。当代考古结论证明，秦半两的出土区域只限于秦地，其他诸侯国从没有过出土记录。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秦地，出土的秦半两也几乎每一枚都与其他的钱不一样。嬴政明明颁布了秦半两的统一标准：重十二铢（合八至十克）。彭信威先生在传世之作《中国货币史》中对此有点睛之笔：
没有秦半两，大秦帝国又以何为货币呢？
答：布币。
所谓“布币”不是三晋的空首布，而是布做的“货币”，就一块小小的破布，不知哪天遇水就发臭了。
这种破布是怎么到每一个普通人手中的呢？
答：统一六国之前，所有的秦人都被拉去战场上砍人头了，而统一六国后大秦帝国全国人民都在啃砖头。
布币，就是秦人啃砖头得到的薪酬。
嬴政的宫殿，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秦宫绝非今天北京紫禁城可比，也不止一个宫殿，仅都城咸阳附近嬴政就修了两百七十座皇宫，这还不包括“的阿房宫。嬴政不仅注重容貌，更注重素质，他把诸侯妻女全部拉进自己的皇宫，煞费苦心地将她们妆扮成“幼妙宠丽”，自己则“纵酒后宫”。清晨美人的梳妆镜，如同天上莹莹的明星；渭水上的片片油渍，是从美人们脸上洗下来的脂粉；空中弥漫的香雾，是美人们在衣服上熏兰椒嬴政的皇陵，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以冢土推算，至少要动用五十万人力，才能在嬴政死前把整个秦始皇陵修完。更可恨的是，嬴政死后，将所有工匠，连同没有子嗣的美人全部坑杀，无数条生命都成了他的殉葬品。据说地下以水银为江海，以夜明珠为星辰，以流沙围住整个陵墓，内置弓弩，但凡敢偷窥这位始皇帝陵墓者，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很多帝王的陵墓都被盗墓贼挖空了，唯独这个名震江湖的秦始皇陵，无人敢拂其缨……
嬴政的万里长城，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甘肃曾经爬过一次野长城，从天水出发开车，两个小时，然后徒步两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时代，要在荒山野岭修补一道绵延几千里的高墙，这得是多大的工程？
即使大秦帝国的普通人承认布币是一种货币，人们也没有机会把这些布币带回家奉养妻儿老母，因为绝大多数劳力都死在了工地上。传说中有一个孟姜女，现实中又何止千万个万喜良……
嬴政在位期间，每年服劳役的人都在两百万以上，有数年的劳役征发超过了三百万人。新中国史学泰斗范文澜先生曾经作过估计，秦统一后中国有两千万人口，除去50%的女性，再除去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的男性和士兵，基本上每个适龄男性都被嬴政弄去啃砖头了，连个外贸尾单都没剩下……
何况老弱妇孺也未能幸免，这么多工程，虽然劳力是免费的、材料是抢来的（强征），但嬴政手下那帮封建官僚要吃喝拉撒，劳力也要吃饭的—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秦朝农人的田赋、人头税约是战国时代六国的二十倍，徭役约为战国时代六国的三十倍；六国贵族则更惨，被嬴政悉数迁徙到都城咸阳附近，天下富户亡尽……于是，我们在史籍中看到了如下词语：
六国时代，国人尚可逃亡，只要爱劳动，到哪里一样有饭吃。现在，天下一统，逃离土地就是死罪。让你走，你不走，或者走得慢了点，也是死罪：被征发服劳役的人如果迟到一天，就会被处死。
嬴政处死你的法子很多—腰斩、枭首、弃市、戮尸、车裂、坑、石桀、戮死、凿颠、抽肋、釜烹，死刑就有十二种……
嬴政喜欢奢华，天下人也都顾念自己的家庭。天下之财，奈何取的时候连地摊上的税收也不放过，用的时候又像泥沙一样不知珍惜。结果却是，宫殿里的柱子多于田里的农夫，宫殿里的木梁多于织布机旁的女工，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
小结：血族的衰亡
有钱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战国之前，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封君—封臣”，大家一起耕种土地、一起娱乐、一起生活……除了成为奴隶的战俘，世界上并没有剥削。
战国之前，我们祖先最主要的农具仍然是木棍和石器，耕牛也是在春秋战国交接时才成为农业畜力。当然，春秋时代也有青铜，只不过青铜农具的作用是放在祭坛上供人顶礼膜拜，而不是真正用于田地里耕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春秋时代，无论齐国的刀币、晋国的布币还是楚国的蚁鼻钱，币材都是青铜。要知道，几十钱就可以买到一石粮食，您这儿种粮食还想拿着青铜家伙？
今天，有人见农民拿黄金做锄头的吗？
木质和石质工具无法支撑一个家庭对抗自然，这种情况下以家族为单位生存是必然的选择。在集体生存模式下，家族得以延续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在海外学者的先秦史研究中，西周、春秋也被称作“血族时代”。
血族时代，一宗、一姓、一族连生存都困难，包括国王在内，大家都不可能有过多特殊待遇。王对百姓，要讲“王德”、讲“仁义”；百姓对国王，要讲“信义”、讲“忠恕”。
无钱的西周，“信”、“忠”才是血族时代的幸福观。所谓“信”是对普通人而言，人们不能食言而肥，不能互相欺诈，如果一个人可以欺骗他的同类，当然也可以欺骗上天。基于对上天惩罚的恐惧，“信”才成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种不为今人所理解的“一言九鼎”其实是当时的常态。至于“忠”，不是大家要向谁效忠，而是家族之长要忠于家族、国家之君要忠于国人。
所以，周王室虽然孱弱、虽然经常被诸侯戏弄、虽然根本就没有金钱，但除了粗鄙的野蛮人—秦人，没有哪个诸侯敢对王室动武。
战国是一个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魏国率先发明了鼓风炉，铁器成为制造农具的主要材料。铁器的出现，使得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生存。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各诸侯变法—变家族生产为家庭生产。战国末期，中国终于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史记》记载，长平之战的主角赵括的父亲赵奢曾去自己的农地上视察耕种，此后，便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把公田分给敢于砍别人脑袋的人。本来，人类生产单位从家族走向家庭是一个进步，离开家族的束缚，单一的人才能有更多作为，嬴政的做法却让事情完全变了味道。有钱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统一六国后，嬴政只活了十年（公元前220~前210年），十年五次出巡，平均每次出巡时间为一年。高兴的时候，就赏赐沿途百姓一点“布币”；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全家。巡幸到赵国故都邯郸的时候，嬴政将幼年时代难为过他的人全部坑杀。每次出巡，嬴政必立石刻昭彰自己的功绩，现所有石刻均已被毁，唯有三十二篇文本存于《史记》，无一不昭示这个独夫民贼妄图唯我独尊。
司马迁对这些奉承到让人肉麻的石刻给出了一个简练而中肯的评价：无论哪个时代，都有人活得很光彩，有人活得很艰难。我相信，没有人想生活得艰难，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大家才拼命赚钱。“想赚钱”这个理想很正常，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理性人”。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一堆非常不靠谱的假设，“理性人”就是最基本的公理性假设之一，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能精准地判断自己的得失，然后根据能否赚钱作决定。
西方经济学只是把“理性人”作为一种假设，这并不是现实。我们不是计算机，不可能每件事都斤斤计较，比如扶起跌倒老人之前不可能预见到自己被讹诈……这位嬴政，愣是把两千年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变成了秦朝的现实。嬴政缔造的秦朝，最幸福的是嬴政，其次是他手底下那帮封建官僚；皇帝最光彩，大官有大光彩，小官有小光彩；国人，不光彩。
嬴政的光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答：只求有利，不求有德。
结果：广大秦朝人民都成了“理性人”。
从商鞅开始，秦人就彻底抛弃了“王德”，凡事只要能获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做。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文提过公叔痤临终前曾求过商鞅；为秦相后，商鞅以“故国之情”为由邀请魏国公子冇赴宴，结果在宴会上俘虏了公子冇。此后，秦国干的事情根本就拿不上台面：以王后之尊色诱犬戎酋长，后诈杀之；嬴政囚禁生母……
只要能取胜，什么法子都用，诸侯名将能以金钱收买的就收买，收买不到的就离间，实在离间不了就派人暗杀……好歹吕不韦讨伐六国还找个理由，嬴政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却充满了肮脏，不讲丝毫道义，有的只是功利。
卑劣的手段，怎么可能得到高尚的结果？
六国统一后，秦人“告奸”成风，有时甚至会编造邻里罪名，为赏金不惜让邻居全家送命。据《汉书》记载，按照秦朝的法令，儿子成人后必须与父母分家，否则全家受罚；于是，贫穷的父母会让身体强壮的儿子先成家，让体弱的儿子入赘寡妇之家，或者逼迫他们去行商。要知道，入赘、行商，在秦朝是要先被征发服劳役的，那都是送命的活儿……
最终，贫穷的父母不认儿子，所有人都以有富贵亲戚为荣。太史公司马迁慨叹，秦人除了追求“人生在世，势位富贵”，大概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前人成功的路径，人们往往会模仿；同样，成功者的心态人们也会模仿，毕竟成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事情。
最成功的人，是嬴政；秦朝人无论多么恨嬴政，他们始终对嬴政的这种生活有着些许艳羡：嬴政唯我独尊，于是，每一个秦人也都这么希望。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天天在长城上搬砖、游离于生死之间，却始终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奴役芸芸众生。所以，秦人显现出一种山东六国无法理解的戾，可以用一年甚至多年积攒的粮食向封建官僚行贿，却无法容忍陌生人在路上挤一下。为别人车上落下草木灰，他们也能聚众斗殴。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何秦人法令对乱丢垃圾者要割鼻了。
整个大秦帝国，人人不知自爱，更不知爱人，所有人都只为利益而奔波。一旦所有秦人都按功利作决策，都以奴役他人作为自己的幸福观，那么，优秀者就会迅速被虚伪凶残卑劣者驱逐。事实上，秦人已不可能允许高尚和坦诚存在。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此时，秦帝国也就去日无多，因为，秦帝国中已经没有优秀的人，更没有优秀的人能挽救秦帝国衰亡的命运。
本来，嬴政指定的继承者扶苏（秦始皇长子）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如果扶苏即位，或许能延秦朝之命。毕竟嬴政在位仅十年，扶苏也许回天有力，能力挽狂澜。
而嬴政身边的人，都是李斯一类的“仓中鼠”，又岂能让扶苏之流存在？想拥立秦二世嬴胡亥的宦官赵高只用了一句话就让秦相李斯矫诏杀掉了公子扶苏：定太子之位就在我和君侯，扶苏必用蒙恬为相。
篡位的嬴胡亥全盘继承发扬了嬴政的幸福观，刚刚即位就向赵高宣示了自己的帝王信条：人生如白驹过隙，我做皇帝，就可以穷尽心智去享乐一生了……
在位三年，嬴胡亥一直为自己的幸福奋斗。为保住帝位，嬴胡亥杀掉了自己的十九个兄弟和十个姐妹（杀全家）；就连帮他登上帝位的李斯也遭受了具五刑，先割破脸部、削掉鼻子、剁去脚趾，抽打至死，最后拦腰斩为两截；至于出巡、修陵墓乃至重修阿房宫，嬴胡亥一样都没少干。还有一件事嬴胡亥也没忘：即位后，胡亥先后两次要求山东六国必须使用秦半两，即“复行钱”。
当然，嬴胡亥也没能统一货币，嬴政没有做成的事嬴胡亥照样做不成。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却永远无法消灭生生不息的货币，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
秦朝，一面是足值的高纯度黄金，一面是残破不全的布币；一面是嬴政一人占尽天下之利，一面是无数农人尸骨相枕嬴胡亥即位当年，有着“鸿鹄之志”的陈胜揭竿而起，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虽然后人给了陈胜莫大的荣誉，刘邦以诸侯之礼祭祀陈胜，司马迁甚至以王侯之礼为陈胜立传，但这位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领袖，最终不过是在嬴政的幸福观激励下想做另一个嬴政而已。
此后，农民起义再没停止。
公元前207年，秦军主力在巨鹿向项羽投降，嬴胡亥在赵高威逼下自杀，以平民礼被葬于咸阳；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攻入咸阳，继任者嬴子婴向刘邦投降；一个月后，项羽入咸阳，杀子婴，阿房宫也被付诸一炬。
从嬴政灭六国算起，统一的秦朝只存在了十四年，嬴政所有子孙均被灭族。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汉高祖—汉武帝）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