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半年过去了。到了放寒假的时候，一位河南籍的物理教员，因为靠山教育厅的一位科长垮了台，就要被解聘。校长已经托人暗示给他，他虽然没有出路，也只有忍痛辞职。我们校长听了，故意装得大为震惊，三番两次到这位教员屋里去挽留，甚至声泪俱下，最后还表示要与他共进退。我最初只是一位旁观者，站在旁边看校长的表演艺术，欣赏他的表演天才。但是，看来看去，我自己竟糊涂起来，我给校长的真挚态度所感动了。我也自动地变成演员，帮着校长挽留他。那位教员阅历究竟比我深，他不为所动，还是卷了铺盖。因为他知道，连他的继任人选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又长了一番见识，暗暗地责备自己糊涂。同时，我也不寒而栗，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校长也要同我“共进退”呢？
也就在这时候，校长大概逐渐发现，在我这个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错了人。我到了学校以后，虽然也在别人的帮助(毋宁说是牵引)下，把高中毕业同学组织起来，并且被选为什么主席。但是，从那以后，就一点活动也没有。我确实不知道，应该活动一些什么。虽然我绞尽脑汁，办法就是想不出。这样当然就与校长原意相违了。他表面上待我还是客客气气，只是有一次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他对我说道：“你很安静。”什么叫做“安静”呢？别人恐怕很难体会这两个字的意思，我却是能体会的。我回到寝室，又绕室彷徨。“安静”两个字给我以大威胁。我的饭碗好像就与这两个字有关。我又仿佛为人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我把自己归入这一类。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见，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长给我下的断语：“安静”，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还侥幸有万一的幻想，因此在仓皇中还有一点镇静。
但是，这镇静是不可靠的。我心里的滋味实际上同一年前大学将要毕业时差不多。我见了人，不禁也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我不喜欢那些神态自若的人。我只愿意接近那些神色仓皇的人，只有对这一些人我才有同病相怜之感。
这时候，校园更加美丽了。木槿花虽还开放，但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大叶子。玫瑰花开得一丛一丛的，池塘里的水浮莲已经开出黄色的花朵。“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可惜我什么诗意都没有。我耳边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我觉得，大地茫茫，就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又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这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每一回忆起那提心吊胆的情况，就历历如在眼前，我真是永世难忘。现在把它写了出来，算是送给今年毕业同学的一件礼物，送给他们一面镜子。在这里面，可以照见过去与现在，可以照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二战心影
在德国，同二战共始终的中国留学生，到了今天，时隔五十年，已经所余无几了。我有幸是其中一个，从1939年至1945年长达六年的战火，现在回忆起来，宛如一场噩梦，虽已时光消磨得漫漶不清，但有一些片段，却仍然栩栩鲜明，如在眼前。我现在就把这些片段写了下来，看看从中能学得什么有用的教训。为了存真起见，我主要依据当时相当详细的日记，仅辅之以记忆，目的是避免以今天的感情代替当时的感情。需要说明的是，囿于当时所处环境，日记中所说的“敌机”、“敌人”，当然是指反法西斯方面的盟军。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于1935年夏抵柏林，深秋赴哥廷根，此时纳粹上台才两年。焚书坑犹的暴行高潮已过，除了街上有穿黑制服的SS(党卫军，我们称之为“黑狗”)和SA(冲锋队，穿黄衣，我们称之为“黄狗”)外，其余则一片祥和。供应极端丰盛，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谨遵出国时清华冯友兰老师和蒋廷黻老师的教导，闭口不谈政治，彼此相安无事。纳粹党员胸前都戴卐字胸章，一望而知谁是党员。他们的党似乎颇为松散，没有什么省委、市委等等的组织，也没听说过什么组织生活，也没有什么“光荣地加入卐党”之类的说法。老百姓对希特勒是崇拜的。在社会生活中取消了“早安”、“晚安”等等的问候语，而代之以“希特勒万岁”。我厌恶这一套，在学校和家内，仍然说我的“早安”和“晚安”。到商店亦然。店员看我们是“老外”，有时候也答以相同的问候。如果我说“早安”、“晚安”，而对方答以“希特勒万岁”，则我就不想再进这个商店。
一转瞬间，几年快乐的日子逝去了。大概从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规模侵华时开始，德国的食品供应逐渐紧张起来了。最初是肉类限量供应。这对我影响不大，中国人本来吃肉就不多。不久，奶油也限量，我感到螺丝渐渐地拧紧了。到了1939年8月13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心绪仍然乱得很。欧洲局面又紧张起来。德国非把但泽(Danzig)拿回来不行。英、法、波兰等国又难让步，结果恐怕难免一战。又要不知道有多少人牺牲了。乱世为人，真不容易。自己的命运，不也正像秋风中的落叶吗？
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向晚，天又阴了起来。空中飘着飞机声。天知道，这象征什么！隔了几天，8月18日的日记中有：欧洲局面愈来愈紧张，战争爆发大概就在9月里。我固然沉不住气，Mutlier也同我一样，念不下书。于是我们就随便闲谈。Mutlier是我的德国同学。一滴水中可以见宇宙，从他这个普通的德国人身上，大概也可以看到对战争的态度吧。又隔了几天，在8月25日的日记中，我写道：12点出来，一看报，情势又不像我想的那样和缓了。看来战争爆发就在今天明天。
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昨晚一躺下，就听到街上汽车声、人声不断。一会儿就听到马蹄声。德国恐怕已经下了总动员令。根据我上面的日记，山闲欲来前的大风已经吹得够紧的了。
我想在这里加一段不无关系的插曲，仍然是根据日记。几天以后在8月29日我写道：12点出去，想到街上去看一看报，也没看到什么，就绕路回来。我现在走在街上，觉得每个人都注视我。他们似乎在说：“你们自己国家在打仗，已经打了两年，你不回去。现在我们这里又要打仗，你仍然不回去，你究竟想干什么！”这种心态十分微妙，含义也十分深刻。现在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今天看到它，难道不能从中学习很多有益的东西吗？
书归正传，我现在继续读下去。到了9月1日，不过是两天以后，我在日记里写道：
昨晚刚睡下，对门就来按铃，知道又出事了。早晨还没起来，就听到无线电里大吵大嚷。听房东说：德波已经开了火。山雨果然来了，惊天动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看来不平淡而实则很平淡地开始了。它比我预言的还要早，还要快。哥廷根是一个仅有十万人口的小城，Mutlier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德国大学生，我更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外”。我们仅仅能从一个非常渺小的角度上来看这一件大事。但是，小中可以见大，外面广大的世界，仿佛也能包括在这个“小”中。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阵满楼大风后的山雨竟一下下了六年。
抬眼望尽天涯路
在今后漫长的六年中，我的日记里当然会有很多关于二战的记述，我决没有可能一一抄录。我只再抄几段战争爆发后十几天内的记述，以见一斑，其余的就全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