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引以自豪的，只剩下了饮食一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国餐馆，有的餐馆主人并不是中国人，然而也假中国之名以招徕食客。中国人在国外混不下去的时候，也往往以餐馆为最后逋逃薮。据说，前几年，北京饭馆还不算太多的时候，巴黎中餐馆有一千多家，超过北京。我曾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饭馆里吃过饭，老外--按事实来讲，应该说是“老内”，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嘛--总是趋之若鹜，看起来是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了这现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喜又悲：现在好像只有饭馆能为国争光了！
然而在我们国内怎样呢？看了不禁令人气短。在我们国内，至少是在北京，在餐饮业界横冲直撞的是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加州牛肉面，现在又来了什么澳式快餐。喝的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碧等等，统统是舶来品。我不能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它们也确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不能一概抹煞。然而这些特点却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比起中国饭菜饮料之博大精深，历史之悠久来，简直如小巫之见大巫。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坚决不喝可口可乐，我现在已经成了她的忠实信徒。
我们的广告宣传在这方面不能不负责任。记得电视广告中有一个宣传肯德基的广告，一个小孩坐在餐桌旁，父母殷殷勤勤端来了各种中国的美味佳肴，端一样上来，小孩眉头一皱，怒气冲冲地说：“不吃！”又端一样上来，仍然是个“不吃！”最后端来了肯德基家乡鸡，小孩立即转怒为喜，眉开眼笑，说：“我就吃这个！”试问这样一个广告，除了电视台大收广告费之外，会起什么作用？会对我们的儿童，决定我国未来的命运的这些祖国的花朵起什么影响？我真不寒而栗。
直白地说，现在国内确实弥漫着一种无孔不入的崇洋羡(我不用“媚”字)外的风气。这种风气来源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种风气的恶劣影响，不能回避。一个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
我相信，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还是那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将来一定会改变的。有朝一日风雷动，离开河西到河东。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香港回归，百年耻雪，普天同庆，薄海共欢。将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句朴素简明的话，上震碧落，下撼黄泉，激起了全球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这话的人，无不热血沸腾，喜极泪流。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能真正地完全地站了起来，我们神圣的土地上还留有外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伤痕，香港就是其中之一。
回顾中国立国以来五六千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尽管中国向来就是一个大国，按照今天西方霸权主义者的“理论”，国一强大，必然侵略。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我们不能说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可被侵略的情况大大地超过侵略。我们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外敌压境，掠夺我们的土地，杀戮我们的人民，逼得我们不得不奋起自卫。几个开国的英主，都有被围困或秘密称臣的耻辱。我们的“天子”，也有几个被外敌掳去，青衣行酒，备受凌辱。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种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中国文学创作上，最为显著。一部中国文学史，代代有脍炙人口、妇孺传诵的爱国主义诗篇，为他国文学史所不见。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同样表现在人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大名垂宇宙”的爱国者，比如汉代的苏武，唐代以杜甫为首的一大批诗人，宋代岳飞、文天祥、陆游等等，明代的史可法，清代的林则徐等等，我们中国是出爱国者最多的国家。反之，如果想在欧美历史上找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亘如凤毛麟角。我决无意说，欧美人不爱国。爱国是人人的天职，不过由于存在的环境不同，从而产生的结果也就不同而已。
我常常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同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是最爱国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我不想说，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基因的不同，那样说完全是唯心主义。其根源也不外是，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政治条件下，又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得不爱国也。
话再回到香港上来。英国人，同其他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一样是好的。但是他们中的殖民主义分子，则完全是两码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建，最初目的只在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后来才发现，贩卖鸦片有大利可图，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占领香港。清代末叶，所有的侵华战争，英国殖民主义者无不参加。应该说，他们对中国人民是欠下了血债的。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毫无改悔认罪之意。不但如此，反而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耍他们一贯对殖民地，比如印度，所惯耍的手段，制造不团结，留下祸根，以便将来再收渔人之利。
从中国方面来讲，以我们眼前所处的有利地位，解决香港问题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一个邻国大国就曾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铲除了留在他们国家的最后的一小块殖民地。可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信守信义，最尊重对外条约的国家。我们不使用武力，也不使用其他制裁的手段，而是心平气和地坐在谈判桌前，充分尊重香港人民的意志，采用了前无古人的“一国两制”的办法，同英国商定香港回归的具体措施。真理毕竟会胜利的，正义毕竟会成功的，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内，香港就会在分离一百多年以后回归祖国了。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无不欢腾振奋，意气风发。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我同澳门的因缘
澳门是好地方，面积不大，人口也少，但是却蜚声全世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四百多年以前，明代的末叶，欧风东渐的突破口就在这里。许多赫赫有名的向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传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艺术的人物，大都是先从澳门登岸，然后逐渐散向中国内地，直到中国的首都北京。鼎鼎大名的利玛窦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清末，孙中山在这里呆过。了解西方的维新之士，比如郑观应等，也在这里住过。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弹丸之地的澳门，仍然是东西双方互相了解的窗口。
我原来同澳门并没有丝毫渊源关系，虽然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但迄无幸会的机会。我并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是对佛家讲因缘，我却颇为心折。去掉其中宗教成分，称之为偶然性也未尝不可。我的老师吴雨僧(宓)先生有两句诗说：“世事纷纷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根据我八十多年的毕生经历，我认为这实在是参透人生真谛的见道之言。这里面就蕴含着不少的偶然性。
我同澳门产生的联系，佛家可以说这是因缘，从哲学上来讲就是偶然性。几年以前，我在北京偶然认识了刘月莲女士，不久就又认识了她的丈夫澳门作家黄晓峰先生。北大校系领导和老朋友、老学生们给我庆祝八十诞辰时，黄先生不远千里，从澳门赶来祝贺，实在让我感愧有加。其后又通过中国文化书院的关系，结识了澳门文化界的泰斗梁披云老先生。
提起梁老来，我禁不住要多说上几句。梁老年龄长我几岁，是著名诗人、书法家、教育家。他惨淡经营，创办了泉州黎明大学，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在海峡两岸以及华侨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陈嘉庚第二”。道德文章，彪炳寰宇。然而却丝毫没有名人架子，蔼然仁者，即之也温，相与晤对，如坐春风。我们素昧平生，然而却一见如故。我在上面讲到佛家的因缘观，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因缘吗？
讲到因缘，我同澳门的因缘还可以举一个事例。北京大学刘烜教授曾在澳门大学任教两年，前几年一个暑假，由于刘烜教授推毂，澳门大学92文学院学生会赴京团来北大参观访问。一群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的男女大孩子，访问了我，我们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这一群大孩子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热情洋溢，彬彬有礼。在花木葱茏、绿草如茵，风光无限旖旎的燕园中，他们简直像是一群下凡的天使，青春活力的化身，给我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那次合影的照片，至今依然摆在我的书桌上，面对着我。每当我读写疲倦，抬眼一看到照片上满面含笑的天使们，我立即怡然陶然，疲倦完全驱除，活力又溢心中。再读写下去时，仿佛充了电的电池，立即精力无穷，灵感迸发，奇思妙想，纷来笔下。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应梁老的邀约，赴澳门参加一个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会本身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更有吸引力的是会见老朋友。同梁老等友会见时，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喜悦和激动，当然不在话下。在会场内外同几个到北大访问过的男女大孩子们不期而遇--在他们方面，也许不是“不期”，而是甚“期”的--他们围在我身旁，欢蹦乱跳，唧唧喳喳，像一群欢乐的小鸟，笑颜开成了一朵朵鲜花，比在燕园内更增加了几分妩媚。我也好像是在异乡看到了自己的学生，心情十分激动。刘烜教授此时也正在澳大任教，他挤出时间，陪我们参观澳门名胜，看了看市容，看了蜚声世界的赌城，从大老虎嘴巴里走进去，看各种赌博的方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以耄耋之年像爱丽丝一样漫游一番奇境，成为平生一大奇事，一大快事。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一个无形的读者的声音：你不是为一本书写序吗？为什么竟刺刺不休絮絮叨叨地大侃起澳门来了呢？这岂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吗？是的，我是在写序，而且也并没有忘记这个“正业”。无奈这本书的作者现正在澳门大学任教，他也是我在澳门的朋友之一，他就是李观鼎教授。我从澳门回来以后，那里的人和事太使我激动了。我这样一个舞文弄墨七十年的老人，早就想写点什么了。有点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过分激动时是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的。这份激动蕴藏在我心中，历时二年。现在一旦碰到要给一个澳门作者写序的时机，胸中的激动立即迸发出来，有如电光石火，不可遏止，于是就成了“博士买驴，纸满千字，不见驴字”了。
观鼎原来是北大的学生，我们虽非同系，但是，按照中国的习俗称之为师生，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就以师自居而不疑了。他把自己的文章《边鼓集》送给我看，我大体上翻看了一遍，这当然会引起我对澳门无限深情的向往。至于集中的文章，都是淳朴可诵，真情流露，没有假话，没有大话，没有空话，没有废话。在目前假、大、空、废在某一些所谓“文人”的书中颇为流行的时候，观鼎的文风是难能可贵的。他那十篇致少年诗人的文章，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对澳门的青年人，甚至对国内的青年人，都会有启发和鼓舞作用，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我欢迎这一本书的出版，我为它祝福。
现在距澳门回归祖国只有几年时间了。澳门的华人，自然包括那些青年在内，都是爱国的。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感情，我们共同企盼祖国统一的到来。我们对葡国朋友多少年来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决不会忘记，我们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我虽已年届耄耋，到了澳门回归祖国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赶来同老朋友共同庆祝。梁老届时虽已近期颐之年，但是积善之人必当长寿，除了我们每年至少在北京会面一次之外，到时我们大家一定能在他精神矍铄的情况下，在澳门为他祝百岁大寿。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夜里有雷阵雨，转瞬即停。“薄云疏雨不成泥”，门外荷塘岸边，绿草坪畔，没有积水，也没有成泥，土地只是湿漉漉的。一切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我早晨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这也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我的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98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98级日语
我一时懵然，莫明其妙。还不到一瞬间，我恍然大悟：98级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开迎新大会；下午，东方学系召开迎新大会。在两大盛会之前，这一群(我不知道准确数目)从未谋面的十七八九岁男女大孩子们，先到我家来，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一番深情厚谊。但他们恐怕是怕打扰我，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他们估计我会看到的，便悄然离开了我的家门。
我果然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了。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自谓已经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却真正动了感情，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一点勤奋，作出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独独对于青年，我却有自己一套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下生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帮助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我相信，中国青年都是爱国的，爱真理的。即使有什么“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劝说，惩罚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这要不要冒一点风险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轻，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圆珠笔以外，就只有嘴里那三寸不烂之舌，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概就由于这些情况，再加上我的一些所谓文章，时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甚至被选入中学教科书，于是普天下青年男女颇有知道我的姓名的。青年们容易轻信，他们认为报刊杂志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就轻易对我产生了一种好感，一种情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边远地区青年们的来信，大中小学生都有。他们大概认为我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又颇为值得信赖，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简直石破天惊，有的向我倾诉衷情。我想，有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肯讲的，比如想轻生自杀之类，他们却肯对我讲。我读到这些书信，感动不已。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对人生看得透而又透，只等造化小儿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然而这些素昧平生的男女大孩子的信，却给我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苏东坡的词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确实有“再少”之感了，这一切我都要感谢这些男女大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