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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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整风运动(2)

周恩来如数将毛泽东胸腔里的“炸弹”,扔去了赫鲁晓夫的头上。据说,后者盯了一眼头上的“飞机”,迅急“开炮”了: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思量了一会儿,在投弹孔里扔下了自己的“炸弹”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是,你我却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这“炸弹”,在毛泽东的眼里划出了十分优美的弧线,在一个星期以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这样赞叹道:

“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

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带回了这样一个结论:

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国外,而正是因为“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国内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没能及时发现,没有妥善处理,相反却越垒越厚,越演越烈。这显然使毛泽东实施自己绘有矫正机制的蓝图的决心,更坚定、也更迫切了……

他却没能使刚刚卸去一肩旅尘的周恩来感到些许慰藉。

在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里,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并由陈云任组长。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被架空了,党掌管经济的权力却大大地加强了,能将一头如此的巨象逐出山林的,惟有毛泽东、刘少奇连手的膂力……

在上述赞叹周恩来莫斯科之行的同一个会上,毛泽东开始公开表露自己对于去年反“冒进”的看法: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另一份报告则是彭真送来的。

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1日,他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南斯拉夫外,这些国家的局势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震荡,眼下也都在或深或浅地修补执政党的错误。彭真似乎被鲜花与美酒包围了,他强调的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此外在对于东欧局势一年来的教训的理解上,也与周恩来有明显的不同。

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此次出访的讲话里,彭真强调的是:

“帝国主义国家知道他们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失败者,所以,他们代之利用各共产主义国家内和各国家之间的分歧意见,以造成分裂……

“匈牙利事件和他们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行为,是这种犯罪行为的铁证。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犯罪行为清楚地告诉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根本问题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国内的团结,根本的问题是提高我们的警惕和消除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彭真眼里,无疑是艾森豪威尔之流的帝国主义分子,点燃了波匈事件的导火索……

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一定深长思之:

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学到了什么呢?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卖甘蔗,你们兴冲冲地批发来几捆,光顾着啃一头,将“反对个人崇拜”的蔗屑撒得遍地,却忘了啃另一头。这一头才值得使劲啃呵,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这把刀子给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开始丢,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样走,社会主义时期林林总总的矛盾该如何梳理,没有人在前面给我们当大乌龟了,得中国人自己想,得中国人自己走。走得好,中国可以给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走不好,匈牙利人给我们做了十三天的老师--山河变色,人头落地。你们这边“反对个人崇拜”,那厢又不情愿放弃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你们是夹在一本教条主义的硬壳书里啃甘蔗呵……

怎么如此麻木呢?无非是官做大了,出门有小汽车,还带着个警卫员,人民群众的呼声听不到了。说是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的水平,我读马列的书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多读一点,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不注意研究方法,读的再多,也只能是教条主义。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按马列主义的精髓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真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电影局自己恭喜自己发财,人家一批评,就把门关得死死的。《文汇报》上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电影是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还有篇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也搞得地球都好像不转了,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我要给他解围。有人指责作者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我看北京的官僚主义比起下面来还厉害。这个年轻人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或是在哪家报上辟个专栏做个专栏作家,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进行批评,刀利才能裁纸,文章尖锐才能帮人,可这得等我把主席这个职务辞去才成……

看起来,目前的思想倾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得尽快发动整风,你们用教条主义来掩护官僚主义,我就要在整风中第一个反官僚主义;你们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听不到人民的呼声,我就要在整风里让群众起来说话。过去战争年代里整风,只有关起门来自己整自己,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说,谁说?人民不干,谁干?

如同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周恩来反对“冒进”,让他耿耿于怀一样;毛泽东不会忘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如罗德里克所说“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某种姿态。

在他的心里,有一本政治收支账,谁帮过他,他记上;谁在何时何地欠他的,他更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

还称:“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性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但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很激赏《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当时,他刚从外地回京不久,便把《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和几个副总编辑及编委召来,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人王若水也参加。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与他们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

毛泽东与他们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眼下,刘少奇等人此种不啻于挑战的某一姿态,只能激发起他依靠知识分子,或者说利用知识分子,去率先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正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愿望,比起1956年来更强烈、也更明确了,因为他已经为他们找到了第一块滩头阵地--

11真诚,披肝沥胆

这年3月初的一天,刚刚调到《文艺报》任副总编辑的萧乾先生,接到一份通知,要他6日去参加一个党内的会议: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建国以后,他知道不少党外人士去过中南海,他心系之,情系之,却又从不敢存这份奢想。1947年,喝多了洋墨水,且刚从英伦回到上海的他,看不惯作家圈内有如士大夫林里称公谓老、酬唱应和的风气,便在应邀为《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里,以西方年届90仍勤奋创作不敢言老的肖伯纳为例,作了一点小小的规劝。年甫50已赫然被称为“郭老”的郭沫若,看毕当即血冲天门,双眼发黑,从此也将他看作鸦片似的黑色,如同在这之前,已视朱光潜为蓝色,沈从文为桃红。

建国后,郭老更是“老”了,萧乾的“黑”也更是洗不去了,岂敢觊觎住着红太阳的中南海?这回,他能去了,而且又是参加如此高级别的党内会议,6日这天,他穿上了陪外宾时定做的蓝呢制服,再将眼镜擦得晶亮亮的,有模有样地去了……

吴祖光也挺激动。听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报告的录音,又开了几天地方小组和专业小组的会。12日这天通知下午两点钟开会,他不到十二点就离开了家。在离中南海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时,他碰到了同去开会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两人的脸上都挂着抑不住的兴奋。

进了中南海,到了会场--中宣部礼堂,人已经黑压压的,大约有七、八百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党的高级宣传、文化干部,五分之一为党外知名的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人士,其中还有外地的,比如徐铸成先生和抱守书斋、从不旁鹜的傅雷先生,也被从上海请来了。吴祖光尽可能地去前面坐下,他看见毛泽东满面春风地坐在主席台上,手不离烟卷。当快抽完一支准备再接上一支时,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红色的“中华”烟盒,一摸是空的,他转过头,拍拍坐身边的陆定一的肩膀:

“喂,伙计,借点粮食给我……”

先是大会发言,至五点,毛泽东再一次作了长篇讲话。首先,比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他进一步披肝沥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在以下这段此后被经常引用、“文革”中造反者们更是喊得山摇地动、阻遏流云的话里,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扮演成了这支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先锋部队的统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的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一遍遍地激励着这支部队的士气。在自己披肝沥胆的真诚映照下,他期望“士兵”们也会披肝沥胆地将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统统从“枪口”里放射出去。为此,他没有在任何一处强调,得给“枪口”设置批评的“准星”,而是相反: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一口气讲到下午六点五十分,神采飞扬,毫无倦意。经过删节后发表的正式文本有了文牍气,在现场他却没有讲稿,完全是信马由缰,随口道来--

他反复讲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坐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里,每年得开一次这样的会。他嘱咐各省市委回去,也要召集党外人士一起来商量党内的事。

他表示支持一些外面正挨批的作品,他点到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他说虽有片面性,我看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它们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此,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的舒芜先生在晚年回忆道:我就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最近北京有一个战役,有几个解放军在那里围剿王蒙……这几个解放军指的就是当时总政治部以陈其通为首的那四个人,他们站出来对王蒙提出批评,当然是比较左的立场。毛泽东说:我要替王蒙解个围。王蒙又不是我的儿女亲家,我也不是想偏袒他。他写了一个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有人问我赞不赞成那篇小说,我告诉他,我很不赞成!因为,他写的还不是影射中央。我就奇怪,中央为什么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嘛!我说过我对这个小说很不赞成,是因为小说写的还很不够。他们没有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现在我拜托你们诸位,千万千万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

“那次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个流沙河。说:还有一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接着他就讲《草木篇》的事,讲着讲着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舒芜口述自传》)

在谈到中国社会必将要发生的伟大变化时,毛泽东聊起:我女儿从街上回来,告诉我说:爸爸,街上有看相的,我也去看了一个。我回答说:好极了,你抓紧看,多看几回,以后也许就看不着了……

他还风趣地讲到,我的年纪大了,将来我只能唱唱老夫人了,红娘只能让恩来、小平他们做了,我要上杭州的灵隐寺。我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要朝拜我,现在就朝拜一下吧,日后再想朝拜可就天高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