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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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流水线上(6)

不谈他和冯亦代一起,都是吴晗在民盟北京市委里信得过的人物,有个什么事,都先和他们商量,既然吴晗在反右斗争里是个响当当的左派,他们也应该无疑是左派;就说按照闵刚侯的布置,他参与“制造”右派覆灭前的最后一跳、并由此唤起全国人民极大无产阶级义愤的“六教授会议”,更是个有功之臣,再怎么着也该受到保护。

可渐渐地,原本笃定像雍和宫里菩萨的他,感觉情况不对了:他是民盟市委五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反右斗争一开始,从外面调进了四、五个干部,自他们来后,五人小组名义上没有宣布解散,但有什么事再也不找他了;再就是依惯例,每年的十.一,他都会受安排参加一些活动,或是去天安门观礼,或是听哪位中央领导的报告,但今年的国庆节,他形影相吊,好似被陈世美遗弃的秦湘莲……

与全国民盟组织被打成蜂巢的情况一样,民盟北京市委的右派也多得似胡同里叫卖的一串串冰糖葫芦,仅在40多名市委委员里,就有近一半被划为了右派。

民盟烂成这样,必须要有人承担政治责任,在中央,自然是章伯钧、罗隆基的罪责了;在各省市,是各民盟组织的头负了。可在北京,不能叫吴晗负,那大约就只有让担任民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金若强负了。在这个位子上,他比一般人更清楚这个账该算在谁的身上:

1956年以来,正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三番五次指示,民主党派要做好对广大知识分子的联系与发展工作。给民盟的指标是年内要发展一千人,且专门指出,作为联系文教界的民盟,过去所发展的有“教”无“文”。民盟市委一边照此办理,侯宝林、马连良、尚小云等文艺界名流,便是在这一年给发展进了民盟;一边又自尊自爱,保证质量,严格审查标准,56年里,只完成了五、六百人的发展任务,为此,统战部还批评民盟市委太保守,有关门主义倾向……

真是“伴君如伴虎”,怎么这话,放在你们身上怎说怎是,而忙坏了我们跑腿的不说,还怎做怎不是?金若强为此而被划为右派的冤枉与愤懑,真似老天见了也六月飞雪的窦娥了!

作为民盟市委主委的吴晗,自然知道这些,可在整个反右斗争里,他脸上始终是六月阳光般的灼热,他不敢“飞雪”,也不能“飞雪”,只能由着自己昔日得力的麾下,去做屈死的窦娥……

怎么这样轻率呢,仿佛人不是人,而只是一堆萝卜,从水里捞起来抛上案板,胡乱地剁成条状或是块状,然后按自己的口味撒上各种调料,腌制成风味各异的萝卜干;

怎么这样无知呢,好像打下去的不是人的脑袋,不是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中国最需要的脑袋,而是一根根没有呻吟、没有痛苦、没有血泪的木桩,并打算以此抵御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主潮对于中国大堤的冲击……

公正地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表现得这样轻率、无知,虽然不无知不轻率时候,在1957年中国的苦难之河里,只是倏忽一闪的浪花,或是貌似沛然、可一旦撞上礁石,便化为咻咻泡沫的波峰。为了后人们对反右运动有一个尽可能完备的了解,我还得择其一、二,记录下这种时候--

虽然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推翻蒋家王朝的日子里,那么多的富豪大亨早就席卷而去,荣毅仁,这位年仅33岁便拥有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方面的24家工厂、被称为“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中国资本家首富,却留在了大陆;

虽然在195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他在毛泽东会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上海80位工商界代表人物之后,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全部的生产资料,感动得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次年1月,特地由北京专程回到上海,在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朗声宣布:“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分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副市长……

但其实在五十年代,犹如隔着他家的西式雕花玻璃窗看街景,荣毅仁对于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心里还是蒙蒙胧胧的。

在工商界,一度流传着他私下里说的一句名言:

“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

没有不透风的墙。反右斗争一开始,有人便打算像吃油爆大虾一样,要剥去他那红色的外壳。毛泽东很快得知了,立即委托一名高级干部,向正似热锅蚂蚁的他带话:要把荣毅仁与右派区分开来。毛泽东还指出了他的错误,要他认识错误并坚决改正,并说“共产党并不因此而不信任你。”

一顿豪华的大餐就在咀边,可没有吃到,某些人的沮丧便是自然的了;而荣毅仁的感激之情,及以后加倍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良苦,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一年多后,经中共中央决定,荣毅仁奉调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小家碧玉型的上官云珠,银幕上风神清雅,楚楚动人,尤其是含悲含娇含嗔时,一对美目如露如电如焰,风情无数。毛泽东欣赏这对美目--

“1956年1月,她被突然接去中苏友好大厦,那是一栋在哈同爱俪园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式建筑,它用一个细长的尖顶,将一颗在夜晚可以发光的红色五角星送入云端。在那个天顶高大的正厅里,她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据说,她在那一天的日历纸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晚上,我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啊!’”(陈丹燕《亡者遗事》《收获》2000年第4期)

但满溢着无产阶级阳刚之气的新时代银幕,拒绝着这对美目。建国后的七年里,上官云珠只让在《南海风云》一片里扮演了一个台词很少的女游击队员。于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整风鸣放会上,她和被称为“中国第一老太婆”、日后被打为右派的吴茵一样,有着不小的牢骚,不少的意见,便不足为怪了。反右开始后,在该厂内定的右派名单里,她赫然有名。

很快,上头打来招呼,上官云珠从这名单上消失了,顶替她右派名额的,是另一个演员,并被送去青海一个劳改农场。她的名字,不久,却出现在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名单里,该团即将去国外参加电影节。而且,人们注意到,以后若是有外国同行来沪,她也总是春风满颐地出现在陪同场合……

1957年时,韦君宜正在中国作协所属的《文艺学习》主事,眼见总共不过二百多人的作家协会,右派已划了五十几个,而且与自己编辑部联系较为密切的作者,如刘宾雁、王蒙、邓友梅……都成了右派,她日日怦怦跳动的心里,感觉自己与他们为伍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她将预感告诉了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的丈夫杨述。后者,很快地转告了妻子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蒋南翔打了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韦君宜《思痛录》)于是,她得以幸免掉进一条正大面积转着旋涡的苦难之河。

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之前,十分关心《文汇报》和徐铸成处境的邓拓,已经给徐铸成、钦本立打来电话,除了提前打个招呼外,他还要他们采取主动,先自行检查。听罢电话,徐铸成一定震惊万分:

在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没几天,自己就去了苏联访问,这一去44天,回京已是5月下旬,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过去。在莫斯科时,他曾找来几张最近的《文汇报》,作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成熟起来的老报人,一个重要的编辑技巧,便是对于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可这几张报纸的处理恰恰相反。

到京的傍晚,他即跟钦本立通了电话,问对方标题的处理像吃了火药似的,火气为何如此之大?钦本立的答复含糊不清。直到“文革”后,徐铸成才了解到这一时期,钦本立几乎天天接到柯庆施的指示,要《文汇报》为大鸣大放火上加油……

回到上海,更是5月底6月初,已近反右的信号弹在中国升空的时刻,除去开过即将闭幕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一次会外,他整日伏案赶写访苏见闻,几乎隔一天交一篇,尚未抓起报社的全面工作。即使《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真有一个“资产阶级方向”,按日子算,这也与他无关。对此,不但他作如是想,就是钦本立也如是看。

钦本立还真是一条汉子。听罢邓拓的电话,除去和徐铸成一样的震惊外,也许他是个老党员,出自对党斗争系统惯性的了解,涌上他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得赶快救报救人,而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徐铸成!

他当即要求见柯庆施,向后者表示:如果《文汇报》这个时期有问题,应由自己负责。徐铸成访苏回来后,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发言里讲到了报社如何“拆墙”的经验,这是市委宣传部白彦副部长两顾其家反复动员后他才出来说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该划为右派。

柯庆施讲了三条意见:一、徐铸成的问题只作为认识问题,不作为政治问题;二、他还是当总编辑;三、他还得有职有权。钦本立一听,大感慰藉,铸成兄这一桅杆不折,《文汇报》这艘船,也就不至于在惊涛骇浪里沉没了……

钦本立将柯庆施的这三条意见在报社宣布后没两天,一位前国民党立法委员、现复旦大学教授,却在市里的一次批判大会上点了徐铸成的名,徐铸成又心惊肉跳了,钦本立拉上他,又去求见了一次柯庆施。

这一次,像其隆起的大鼻子,柯庆施的架子端得高高的,冷峻的目光恍若是从云天间射出来,他对徐铸成说:我已对钦本立说过,《文汇报》的事不能由你负责。可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你自己得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

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从老师那里搬来了一段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颇似不听话的儿子,总算有事寻到了老子,被老子给灰头土脸、秋风黑云地训了一顿。虽然徐铸成被羞辱得脸上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但一颗不安的心又回到了实处。

随后,他便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没几天,《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揭露他在去年的民盟新闻小组会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一切听罗隆基指挥。也许,他听说了些什么,他分析这是来自康生之流的旨意,为了应证《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里所断言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他们像凶残的鳄鱼一样,正不顾一切事实,要把自己往右派的泥潭里拉……

在报社里知道此事的人不少,别说是听罗隆基指挥了,就是罗隆基来的稿件,徐铸成也不一定刊登。对浦熙修、罗隆基两人的关系有些隐隐担心的他,或许总会不自禁地找个什么地方发泄一下;或许,真是稿子本身写得不合报纸要求,他曾退过他两次稿,有人劝道:退回给他不太妥吧,他可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别的报刊请他写他还不一定写……

徐铸成的回答是:我不管他是什么副主席,我只就稿子论稿子。

据说,罗隆基下起笔来,历来战无不胜,有时国务院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也请他去润饰。抗美援朝中的“保家卫国”一词,便是在罗隆基起草的各民主党派的宣言中首次出现,毛泽东大加赞赏,因而一时间成了举国上下的口号。大约罗隆基也只有在徐铸成这里被挫了刀锋,为此,一次在民盟中央开会时,他悻悻然地说:《文汇报》还说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报纸,竟连我的稿子也不登……

似乎是在考验他的神经是铁做的还是肉做的,7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特地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看他,又告诉他:

“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

毛泽东的声音,多半使徐铸成处于一种复杂莫名的心境之中:

在他众多的朋友和同事像熟了的稻子一样,被“阳谋”的一牙牙刀刃带着滚滚的流火之风,给不容置疑地无情地割倒之后,对毛泽东于自己的高抬贵手,他很难不感激涕零;

可同时,4个月前,毛泽东在丰泽园对《文汇报》的赞美之词还言犹在耳,自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的这一段,自己在报社又并未主事,他又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包袱从何而来。

然而,和当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敢说毛主席的思维混乱,他只有拧麻花般扭曲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历史,哪怕拧下来的错误,自己听了也一定觉得虚伪。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似理性又似非理性的扭力,俨然像雷锋做好事无须人看见,在个人独处时,它一样扭曲不误……

在7月2日的日记里,徐铸成写道: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以列入打倒对象了……(《“阳谋”亲历记》)尽管,上层都有人打了招呼,但为徐铸成打的,显然比为上官云珠、韦君宜打的马虎。

尽管,都是毛泽东发了话,可徐铸成没有荣毅仁的幸运。

我想,对此起码有这样一种解释:

犹如1957年的那口油锅下,并不只是他老人家一根柴,即便放在4个月之前,也并不是中央高层所有的领导者,都对复刊的《文汇报》叫好,油锅依然对他照炸不误。好似言情小说的一波三迭,最终,他还是被划为了右派……

五花八门的右派分子,给我们勾画了一场光怪陆离的运动。

对于这场以最优秀的人种及其赤诚的热情,在中国的政治敌人标本里,又制造了一个最新品种的运动;

对于这个像猫捉弄老鼠一样捉弄着知识分子,却浑然不觉自己终将受到历史报应和人类文明嘲讽的国家;

对于不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告别了安宁与创造、理想与事业、良知与良心,也是刚刚能吃上一口饱饭的中国从此将告别稳定和发展的1957年……

我们在不胜扼腕、不胜唏嘘之外,还将有着怎么样的思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