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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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人祸天灾(5)

“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给徐水,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力共11万人,其中男女青年可能有5万人,20%的发枪,共需一万支,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里一万支枪,5亿人里1亿支枪,6亿人得1.2亿支,没有这么多枪怎么办,你们会造吗?”

地委书记不会想到自己肩上还压着办兵工厂的责任,显然觉得有些意外:

“我们……不会造枪。”

还是在当年井冈山朱毛会师的仪式上,作为第四军党代表兼第八师师长,挎了一会匣子枪,仪式一完便将枪交给了警卫员,此后再没有摸过枪的毛泽东,却显然喜欢“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不要县里造,但一个地委可以办一个兵工厂。将来每人一支枪,30发子弹,叫他们平时学打靶,这就是全民武装。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帝国主义吓死了。工农商学兵,要有兵,要发枪……”

在安国,毛泽东下得车来,站在公路上,望着阡陌如裁的田园,麦浪叠金的庄稼,一面面红旗和写有豪言壮语的彩旗猎猎飘扬,犹如穿行其间的飞舟……

那股由此而联想到巴黎公社的激情,又充盈了他的胸臆。巴黎公社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眼下的中国,也必将引起世界的瞩目。

他问一边菩萨般痴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安国县县长:

“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

巨大的幸福感,和节日焰火般的憧憬,双重地压在了县长身上。他好似阳光下的奶油蛋糕,快要溶化了:

“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

毛泽东舒坦地笑了,又进一步交代道:

“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

此后,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山东和天津。

所经之处无不一片丰收景象,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无不热气腾腾。他在被“大跃进效应”深深陶醉的同时,又在各地撒播了“毛泽东效应”,以徐水为例--

他离开的次日,县委召开全县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其后,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口、房屋、树木等等均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款决定取消,各公社实行或准备实行工资制。

他离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怀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来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的试点。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中央、省、地和县各级一百多位干部组成的班子,对徐水的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田园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拿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又在一个月里,拿出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

这一试行草案规定,全县公民“各尽自行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

于是,家家砸锅炼铁,户户不再冒烟,人们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饭,就连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为了根除私有制,干部的工资停发,改为津贴费,县级干部每月9元,科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每月2元。在搞得彻底的地方,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为公有,可以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的都归公了……

在此基础之上,9月间,成立了实行县社合一的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在设置有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法公安部、军事部、工业交通邮电部、农田水利农业部、妇女部、文教卫生部、劳动工资福利部、畜牧家禽渔业部等15个主要部门外,还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长篇报道,内称:

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上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境界,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这是原本在中国现代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徐水一段最风光的日子。

这风光来得如此迅猛,如刚刚还晴空朗照的平畴上兜头泼来的滂沱大雨,让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

它又如此真实,每日里车水马龙,黄尘滚滚,全国各地来此朝拜共产主义“麦伽”的人们,似过江之鲫,仅至10月底,来徐水参观的外宾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930多位。

徐水的老百姓,在一种半是梦幻、半是现实的状态里生活,说是梦幻,除去扛枪当兵,或是落草为寇外,吃饭不要钱,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敢想的事儿;说是现实,每日里走进食堂,面对一桶桶白花花的馒头、米面,你敞开肚皮吃就是,真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对于敞开胸怀尽情拥抱风光和荣誉的在徐水的各级干部来说,他们则大体上处于一种没有喝酒却似喝了酒的醺然状态,除了自己姓什名谁没有忘记以外,多半他们已经忘了这是在尚一穷二白的中国,这是在泥屋、柴棚尚比比皆是的徐水……而以为是在十月革命前夜那灯火辉煌、万头攒动的斯莫尔尼宫。

可与布尔什维克们手里那闪耀着历史冷峻光泽的枪杆比起来,此地用来升起“共产主义”旗帜的枪刺,却是一件以谎言制作的、浆糊还未干的道具。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高举它冲出徐水、“攻打”中国之时,于烧得全身每个细胞都沸水般嗤嗤冒气的激情里,终能萌生起几丝胆怯?

毛泽东是制作中国政治风景线的大师,当然不会降贵纡尊去制作一件道具,因此,他不会有胆怯之意。相反,在这由一件件道具拚凑成的中国政治风景线上,他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柯庆施将毛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刻进了毛泽东的脑海……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他并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2日,陈毅在广州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的一段话: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还指出,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在该规划上批道: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在高层,像周恩来这样双眼平和似秋水,而其实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在额头上却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的人,并不太多。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年》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可以发现整个1958年,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像是销声匿迹了,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如火如风的激亢鼓点,在云里雾里,不辞辛劳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58年7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同年9月,刘少奇又在河南郑州、开封两市视察了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的情况。

在开封,他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办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

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三小时上课,或者四小时上课四小时劳动,要比较稳定,搞它8-10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10月3日,刘少奇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如数家珍地谈起人民公社:

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做二三年之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现在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二三个,请农民进工厂,消灭城乡差别。

这年7月和10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和河南省的“教育革命”情况。

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个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那么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0月12日,在河南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犹如人总是难以忘怀自己的第一位老师,第一个恋人,人也总是难以忘记自己青年时代的旧梦。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

“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蒙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向往有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熙吹拂的绿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乌托邦之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童话终究是童话。

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恍若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古色古香的瓷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彻底消灭不了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在卫星密如飞蝗、冰雹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

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囤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涨欲裂。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堆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其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讲道: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