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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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千古浩劫(5)

他会不会这样想呢,老子不是穿一身潜水服从吴淞口爬上来的台湾特务,老子当年是作为有军功的战士被欢迎回故土的。在目睹了一家人因自己而起的如此凄惨的生存遭际,他暗下誓言,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身分!

回到安徽,他立即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颇有影响的造反组织。他以为,如同当年要打土豪分田地,去地主婆娘的牙床上滚一滚,就得投奔红军;今日,若要还自己一身清白,就得揪住“刘邓黑线”并揭批去历史的纵深处。

他吃错了药,烧错了香,岂料,此一时,彼一时也。

此一时的结局是,大约不是1968年,就是1969年,他因安徽“五·一六集团”的“首要分子”之罪被枪毙。

1999年,还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丛维熙先生的《幸存的死囚犯》一文。这篇短文的主人公是一位叫朱希的老人,1957年,在储安平当着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时,他正出任国际书店总经理,两人的私交也不错。尽管他在1938年便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曾奉命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等人,由石家庄进驻当时党中央驻地西柏坡,筹划全国宣传出版工作……他被打成右派仍是不奇怪的了。

奇怪的是--

“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过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未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事件发生了--朱希因此捡了一条命。令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

此文同时透露,约是1970年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期,在南京枪决了四名右派。

“踏破铁鞋无觅处”,但四年后,即2003年秋天,无意中,他们的名字与大致经历,我在大学同窗李辉的《和老人聊天》一书中获知了,书里有一篇对杜高先生的访谈,而杜高当年恰和他们一起劳教。

他们的名字是--

姚祖彝,燕京大学英语系1948年毕业,原外贸部英文翻译。

王桐竹,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

陆鲁山,1957年正在北京农机学院学习。

孙本乔,1957年正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均送劳动教养,期满后又留农场就业。

他们获判死刑的罪名是“企图偷越国境,煸动知青回城。”

47左派也在盐水里煮了三遍

右派知识分子在碱水里泡过三遍,“左派”知识分子也在盐水里煮了三遍。除去郭沫若先生拼凑起最后一点小聪明,在浩劫到来之前,惨白着脸宣布:自己以前写的文章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可以一把大火烧掉外--

无论你是理论旗手,学术大师,还是文坛巨擘,无论过去你将这个国家和这个制度装进一个镀金的画框里,并为这幅油画增添了多少绚烂多少凝重;

或者,在社会的一列疾驶的火车里,你曾异常谦恭地为身架庞大、吆五喝六的民粹主义让座,热情地递茶点烟,而且俨然以铁路警察自居,将那些不愿让座的人们一个个拎起来,将他们推下风驶电掣的列车……

可眼下,你都无法挡住“文革”的意志之刃!

1966年8月23日下午3点半,燥热,憋闷。

一队腰扎皮带的女红卫兵,高唱《造反有理》歌,冲进了北京市文化局、文联大院。先闯入编辑部,把稿子、刊物撕碎;又冲进文联会议室,一边嘴里嚷:“养尊处优”、“精神贵族”、“斐多菲俱乐部”,一边手里的剪刀,挨个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些大窟窿……

紧接着,她们从文化局、文联两个门往外驱赶“牛鬼蛇神”,大院里,40几个人站在一圈,在40多度的高温下,老“牛”们一个个颈吊黑牌,弯腰九十度。20几个女红卫兵则站在大圈外,手挥皮带往老“牛”们的脊背上骤雨般地抽打,一下,五下,十下……

身上随皮带晃动、遮去了一切曲线的旧军装,灼热似两颗烧红了的煤核的眼睛,被仇恨扭曲了的脸部,阴沉,麻木,像被雷电击中的枯木,因为竭尽全力而又力不可支,引起的咻咻喘气和眉梢处的阵阵悸动……一切青春的魅力,泯灭了!一切女性的特征,剥落了!活脱脱变成一台以皮带绞肉的机器。

当打到20几下时,也站在圈里的老舍,皮开肉绽了,鲜血淋漓了,两腿麦秸杆一样在那里摇颤。他的眼镜早打飞了,他分不清站在圈外的是人,还是兽;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还是汗;他更分不清自己是在热爱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还是在油锅滚滚、鬼影幢幢的酆都城……

下午4时30分,老“牛”们被红卫兵押解到国子监街孔庙。那里已堆满小山似的京剧行头--刀枪剑戟,袍甲绫罗。红卫兵们手持舞台上用的木刀,勒令他们将这堆行头一趟趟搬去院中间。行头点着火后,红卫兵又要他们在浓烟里跪成一圈,并用木刀朝他们的脑袋上砍去。突然,不知哪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流血了,头破了,真他妈的太嫩!”

被称作老东西的,正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额头,顺着脸颊,又流进脖子里……

老舍没有揩去。过去他用高度完美的语言,编织了那么多美好的愿望;

今天,他以一片凝固的鲜血,为这些愿望赶织了一块红色的尸布。

他死了,25日下午,发现他死于太平湖。

有人看见,老舍从24日早晨起,就坐在太平湖西岸边,直至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塑,眼睛里溢出一股奇特、梦幻般的光。也许先生是在和叠影于湖面上的屈原、田横五百壮士对话;也许先生的心,随着《四世同堂》里被迫穿上白布红字坎肩的祁天佑,在古城踽踽游街,尔后,一直跟着他走进了护城河……

1964年的一个冬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一个会的吴晗正要出门,他听见有人喊他,一回头,原来是周总理。

后者邀他上了自己的车,一上车未作任何寒暄,周恩来便面容严肃地问他:

“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

他呆住了,“没有哇!没有,没有……”

在说了一串“没有”之后,仿佛觉得在对方那犀利如电的目光前,这还显得软弱,又极其郑重地补了一句:“绝对没有!”

“喔。”轻轻应答一声以后,周恩来调过头去,凝神望着窗外车流如水的长安街……

“我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它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大家都很清楚,市委的领导也都了解……”

吴晗想把这出戏的来龙去脉讲上一遍,可这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在车上讲清楚的。正踌躇间,周恩来又望着他,目光显然比刚才宽松些:

“这样吧,你回去写个报告,把情况讲一讲。”

吴晗遵瞩写了个报告。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一出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一个人物是海瑞,毛泽东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从他看过的哪本线装书里拎出个海瑞骂嘉靖皇帝的故事,并联系起1958年全国普遍存在的“报喜不报忧”的状况,提议该宣传一下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似乎在“大跃进”里他本人是还未下凡的七仙女。

在场的胡乔木心领神会,会后便通过钱俊端找到了素有“明史专家”称号的吴晗,吴晗自然闻风而动。不到两个月,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海瑞与皇帝》,随后又有《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文章陆续面世,俨然成了个“海瑞专业户”。

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注意到了这些文章里颇含戏剧冲突的因子,当他又获悉这些文章后活跃着伟大领袖的旨意,便于59年下半年,约吴晗写一个有关海瑞的戏剧提纲。60年初再得寸进尺,请他根据这提纲为北京京剧团写一出京剧。

吴晗觉得自己不懂戏,曾想推诿,但马连良盛情难却,便答应一试。可这一试,便像美国人当年陷入了越南战争的丛林沼泽,欲罢不能了。写到第四稿时,还是有史无戏,演员们避开他,却在马连良耳根前叽叽喳喳:

“这戏只能唱,无法演!”

他年过半百,还得重学戏剧结构。且在副市长之外,一身兼职多如英国皇家卫队服饰上闪光的扣子,大小事务,将他的时间解体得几近一具光秃秃的鱼骨,他只能在汽车上、床头旁,想起几句写几句。赶上参加大会,就像中学生上课偷看小说那样写起来……

直到1960年底才得以定稿时,已经写了七稿。

殷殷苦心,总算是苍天明鉴,《海瑞罢官》公演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的马连良。请他一起吃饭时,又要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迭迭称赞: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

毛泽东也提到了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写成功了!

当晚,马连良怀着满心的喜悦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这出戏的评价。虽未躬逢其盛,亲沐伟大领袖的飞扬神采,但后者和前者一样感慨万端:“毛主席真是满腹经纶,礼贤下士……”

好似1957年里有一段日子,章伯钧、罗隆基以为只要讲清楚了各自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原来都散见于毛泽东本人1957年初的讲话,便可以化险为夷了;此时,吴晗也以为,只要周总理弄清了这小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的写作过程,有人的所谓“影射”便成了纸上画饼。

不料转年春天,吴晗又风闻上海正有人在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的心再次提到了喉咙口。他不得不冒昧地去打扰了同在一层楼办公、正埋头于一大摞公文之中的彭真。

无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火焰与铁砧上锤炼出坚强性格的彭真,对知识分子神经之敏感和脆弱,又多了一层了解:

《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戏的事情,又经周总理作了了解,时过半载,不会再生枝节。再说此戏上演后,在多有赞扬的同时,也引出一些有关历史剧的探讨和争论,这都属于学术讨论范围,“批判”二字从何谈起呢?

更重要的是,身材魁伟的彭真,眼下还绝对感觉到自身的重量,除非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搞的突然袭击那一套,也搬来了中国党内,否则,他就不会相信:要批判自己手下的一位副市长,事先却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的自己打一声招呼?

彭真笑了,像是一位经世练达的老人,在慈祥地看着一个惴惴不安的孩子:

“教授啊,把心放回肚子里,与其为这些事伤脑筋,不如静下心来,再搞几本学术大作……”

当姚文元那篇洋洋万言的批判文章终于出笼,已是这年的11月。

风闻终成事实,这表明蓄之既久,发之必猛。

彭真果然是条汉子,当《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来电话,请示该报是否要转载此文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文章我们不登,我们听政治局的,不必看哪个人的脸色行事!”

当上海市新华书店向北京发出征定此文的小册子的通知时,他丢出的,还是这句话:“我们听中央的,北京不必跟着哪个地方跑!”

直至延宕到28日这一天,他才顿感自身的分量,像泡在滔滔洪水里多时的堤坝,正在一块、一块地溃决、消失。这天,他接到了周恩来的一个电话,要北京市委研究转载此文。

彭真问周本人对此有何看法,周明确无误地告诉他:

“现在不是听我的看法,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

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了此文,后者转载在《学术研究》版。两报都在文前,加了由周恩来、彭真分别定稿的编者按:党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他们都尽量不露声色地为吴晗网开一面。

1957年时,像一挺机枪一样四处扫射、却从未被别人扔过一粒石子的吴晗,只有过将一排排黄澄澄的子弹射红了枪管的酣畅,哪尝过自身被击倒的滋味,何况又是被发动了的举国舆论机器的狂轰烂炸?当年右派分子们所经历的血压陡高、汗冷浃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想必这时他也都领略了。

不过,吴晗比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幸运,由那两篇编者按里,他获得了一份镇静药,由此他还有毅力和时间坐在家里,费去了近一个月,写出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同样是洋洋万言,他企图从被认为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罢官”要害里金蝉脱壳。

彭真也帮着他金蝉脱壳。

在副市长万里的具体安排下,他化名李明光,由秘书陪同,去京郊昌平县大东流村参加“四清”运动。这时,村里的高音喇叭,几乎整日里响着“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棵藤上三毒瓜”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吼声,村里隔三岔五开起批判会时,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干部,便被村干部请上主席台,他还得举起臂膀和群众一起呼喊:“打倒吴晗!”

这场面,便颇有了几分当年秦兆阳、李国文由流放地回京探亲时,在火车上明明是个“坏人”却充作好人的意味……

吴晗也有比章伯钧、罗隆基更不幸的。

后者在反右运动中,即便如相知已久的周恩来,都采取了起码是划清界限的态度,更遑论有哪位党的高级干部幕前幕后保护他们了,他们像一道众人拆的篱笆,说倒就一下倒了;

吴晗则始终有彭真或明或暗的关照,可也因为彭真有情,他更不能割袍断义,他便被丢进了令龙颜大怒的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中,并被当成攻克这个王国的突破口,从而使他比章伯钧、罗隆基,遭受了更长久、更痛苦的磨难……

由“五一六通知”下达的那一天起,吴晗便开始了漫无休止的挂牌子、“喷气式”、漫骂污辱、拳打脚踢的被批斗生涯,他关过设在市委党校内的“学习班”,又戴上手铐,一块黑布蒙上眼睛,被投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

查了他的“罢官”问题,又追他的“叛徒”、“特务”问题。审讯中,专案人员质问他--

“你那时为什么不去抗战,跑到大后方的昆明干什么?”

“你去了昆明,为什么闻一多、李公朴牺牲了,你却还活着?”

“你一肚子历史题材,为什么对其他题材不感兴趣,提笔写第一个戏就写了海瑞,而且,偏偏要写海瑞骂皇帝而罢官?”

“你自己说说,凭这些事实,你不是叛徒、特务,哪谁是叛徒、特务?”

很难说专案人员这乌云压城般的义愤,只是些随时可以拚装或是拆走的道具,它确是像血液一样奔走在当时亿万中国人的胸臆间;

也很难说这发自专案人员的连珠炮似的质问,只是剪径强盗们语言的翻版,它无须任何逻辑。不,它合“逻辑”,在一种日益成瘾的“理性”下,它也确是当时亿万中国人使用过或是被别人使用过的一种“逻辑”。

这又是一种在微观上,能够将一个不容置疑的好人,不容置疑地推导成一个不容置疑的坏人的“逻辑”;一种在宏观上,能将一场千真万确就是坏的浩劫,千真万确地推导成一场千真万确就是好的革命的“逻辑”。

这“逻辑”似压路机一样将整个中国碾在下面的强大,正来自它的“理性”;而它将一个民族,掷进史无前例的疯狂之中的可怕,又绝对来自它的非理性。

这一扭曲的恶之果,矛盾的海洛因,无疑是在“文化大革命”里泛滥成灾的,可它的源头来自于哪里呢?

只要翻检一下反右斗争期间,吴晗本人那些常常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发表的暴风骤雨般的发言、文章,后人们便可以发现,在那里面,其实已经有着罂栗花那泛出一股甜腥味的微笑,不过陶醉在浓郁的革命激情里的当事者,大抵浑然不觉……

我们无从知晓,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升沉浮降、荣辱兴衰的命运之河里,此时的吴晗是否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和早年的右派分子们坐在了一条破舢板船上;